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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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抑或明清：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学理起点的再思考

杨泽波

2022 (3):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1

摘要 ( 213 )

HTML ( 322 )

PDF(711KB) ( 150 )

宋明儒学对儒家学理有重要推进，也有严重误判，出现了天理实体化、门庭狭窄化、人欲污名化的问题。明清之际，以船山、蕺山、戴震为代表，对这三大误判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进程被打断了，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未能接上这个端绪，致使宋明儒学这些问题仍以各种形式残留着，其中尤以天理实体化和门庭狭窄化为甚。儒学今后的发展应该自觉回头补课，接着明清讲，而不是接着宋明讲。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儒学下一步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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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中的脆弱性问题——以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为例

吴先伍

2022 (3): 10-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2

摘要 ( 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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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38KB) ( 136 )

西方伦理强调道德之人的强大，否定其脆弱性，而儒家伦理则高度重视伦理之人的脆弱性，这在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人不仅小时候高度脆弱，在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而且这种脆弱性与人相伴一生，因为人始终会受到老病死等问题的纠缠。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脆弱性，所以，人们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性产生共通感，愿意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愿意帮助他者。人们在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又将自己作为一个坚强的道德主体建立起来。不过，这种坚强并没有消除脆弱性，而是在深刻体会自身脆弱性的基础上，对他人的脆弱性感同身受，从而使自己的仁心善性不断被激发出来，使自己在道德之路上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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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算法发展的人类演化效应

王天恩

2022 (3): 21-3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3

摘要 ( 266 )

HTML ( 182 )

PDF(638KB) ( 113 )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算法发展到智能算法，而智能算法的发展，则不仅趋向人工智能的自主进化，而且使人类社会的演化越来越建立在智能算法的基础之上。算法的智能化正在营造一个智能算法环境：智能算法通过塑造社会环境使人类环境智能化。智能算法环境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向智能社会演进，智能化环境构成智能生态，从而出现智能生态演化。智能生态演化将带来人和环境关系的逆转，人类进化从适应环境向智能环境适应人的方向转换。在自然条件下，人类进化是环境选择的结果；而在智能社会中，人类进化则是环境迎合的结果。人类社会和智能生态演化，将派生出一系列与人类进化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中亟待关注和警觉的，主要是信息茧房和人类生存的自我娇宠模式等。在算法社会发展过程中，智能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类进化将日益凸显为一个人类必须自我选择和设计的重大课题。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发展，智能生态演化以及人和智能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哥白尼式转换，不仅展示了人类更高层次进化的人机融合进化前景，而且意味着人类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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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共同体的后人类快乐伦理——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伦理研究

周伟薇, 王峰

2022 (3): 31-4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4

摘要 ( 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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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00KB) ( 201 )

后人类快乐伦理关乎人类共同体，但又远远超过人类这一物种，趋向更为广大的生命共同体。布拉伊多蒂以新斯宾诺莎主义活力物质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普遍生命力的整体性为基本原则，提出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生态基础和技术中介的共同物质构成生命共同体的大胆理论架设。在一个充满了负面恐慌情绪的时代，她以行动主义的姿态，提出超乎人类单纯物种、趋向生命统一体的后人类快乐伦理。这一伦理观念倡导平等、积极、喜悦、肯定、和平和可续性，探求集体主体的快乐本质，以及各主体间强化合作、增强潜能的实现路径，倡导将负面影响进行积极转化以创造未来，彰显了后人类伦理的肯定、创造、联合与转化的特性，并导向新的生命共同体的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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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1992）

詹欣

2022 (3): 41-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5

摘要 ( 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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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66KB) ( 192 )

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一直具有强烈的反霸权色彩。中国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反对美苏两个核大国进行核垄断，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抵制、批评的态度；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裁军与军控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重要平台。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高度重视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以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最终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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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核政策的转变及中国因素的影响

刘磊

2022 (3): 50-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6

摘要 (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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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24KB) ( 248 )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较早地启动了民用核能项目，并确立了和平利用核能、不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但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国内开始出现一些将核能用于国防的初步讨论。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10月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印度国内各界关于核政策的大辩论，要求发展核武器的意见日益增多。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社会无法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现实，夏斯特里政府默默转向“有条件无核”政策，在技术上积极为将来有一天能够制造核武器做准备，为1974年印度“和平核爆炸”奠定了技术与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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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核军备竞赛与苏联核中心的活动——以核研究与核部署为中心

赵万鑫, 张广翔

2022 (3): 60-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7

摘要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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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69KB) ( 345 )

冷战时期，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美苏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中心”是苏联研制核武器，同美国展开核竞赛的科技中坚，代表了苏联核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作为苏联制定对美核战略的军事技术基础，这些地理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却在国家安全和高层战略上与莫斯科休戚与共。“核中心”在核研究与核部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它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活动也映射出1960—1970年代美苏核安全关系从“核缓和”到“核平衡”的嬗变过程。循此微观层面的科技史视角加以考察，美苏冷战与核军备竞赛的历史昭示出，冲突和对抗无法为国家治理赢得荣名，只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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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学原道观：朱熹与刘勰比较论——“文以载道”再评价之五

刘锋杰

2022 (3): 70-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8

摘要 ( 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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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14KB) ( 290 )

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与刘勰的“原道”观，都强调道是文的源头，这是本体论的文学观。但二者之间却存在根本区别，刘勰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重文的看法；朱熹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轻文甚至是驱文的看法。刘勰的道论中内含着形象的丰富性，启发他重文；朱熹的道论中内含着抽象的单一性，促使他轻文。文学的道本体论只有与文学的自体论相结合，才会真正地重视文学的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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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应制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陆路

2022 (3): 81-9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9

摘要 ( 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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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43KB) ( 151 )

应制诗是六朝主要诗歌类型之一，而建康作为都城是六朝应制诗最主要的创作地，研究建康应制诗就大致理清了六朝应制诗的基本情况。应制诗以侍宴、游览、咏物、政事等为主要内容，六朝应制诗介绍背景、铺叙游宴等内容、点明颂德等主旨的三段式，已在内容和形式上奠定了唐代应制诗的基本体式。六朝君臣关系宽缓，加之有些帝王本身爱好文学，该时期有一些应制诗中颂德的成分较少或无而写景抒情成分较多，就犹如文人间的文学来往，这是六朝应制诗的又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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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世电影到末日影像——探寻电影−哲学的一种未来可能

姜宇辉

2022 (3): 94-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0

摘要 (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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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89KB) ( 180 )

末世电影是晚近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分析尚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仅关注其“景观”的方面，而忽视了它与末世论、末日论等深刻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仅聚焦于末世景观的某些局限的方面，比如自然灾难，而忽略了从冷战到后911时期发生鲜明转换的“世界终结”的不同形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对末世电影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世界”概念的演变线索及从“末世”到“末日”的转变过程。进而，结合末世电影的晚近发展，揭示出在以先制为主导策略的后911时期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下，末日影像如何回归个体的生存体验，但却最终落入到末世论-启示论的真理循环之中。最后，结合德里达的文本及冯提尔的影像来尝试探索在既有的末世电影和末日影像之后的别样可能，直面“世界已去”这个起点，以忧郁之共情为纽带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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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医书中“诃罗诃罗毒”的文化源流

陈明

2022 (3): 107-1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1

摘要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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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98KB) ( 155 )

毒药与解毒学知识传播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现象之一。以丝路医书中的一种名为“诃罗诃罗”的毒药为中心，利用敦煌出土的梵语于阗语双语医学写本《耆婆书》、汉译佛经、印度的梵语生命吠陀医籍、史诗《摩诃婆罗多》等相关文献以及西藏传世医学经典与西亚本草著作等典籍，可以梳理出该毒药的文化源流，明晰其产生之神话及其在毒物学知识语境中的位置。此外，通过分析“诃罗诃罗”毒的实际使用及其所依附的图像呈现，可以进一步阐释丝绸之路解毒学知识的衍生、流传与改变的复杂过程，揭示不同人群在药物学知识交流方面的多种面相，从更广阔的亚洲视野，为深化丝绸之路医学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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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进路与现实观照

李铁华

2022 (3): 123-1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2

摘要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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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74KB) ( 138 )

医药民俗是民国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民俗学议题，这一讨论也是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基于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迫切需要，民国学界从文学、宗教学、医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对医药民俗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并将批判医药民俗作为宣扬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途径。这种批判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发展和现实变革的需要，但也存在对复杂医药民俗事象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当今语境下，梳理并反思民国医药民俗研究的相关问题与视角，不仅可以为当代医药民俗研究与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亦可为疫情肆虐背景下的医疗文化史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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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机制及移民治理启示——以浙江义乌的外国移民为考察对象

吴瑞君, 吴潇, 薛琪薪

2022 (3): 132-13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3

摘要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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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47KB) ( 417 )

通过对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并将其与广州黑人聚居区进行对比，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跨国移民在通过贸易链维持并发展跨国联系的同时，也建构着其在义乌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快速城镇化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在义乌集聚，外籍人口与当地居民、外来人口共生的经济生态圈，催生了众多以融合和混居为特点的国际化居住空间，形成了族裔融合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制度、资本和“草根”力量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生产的“义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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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卿石松, 姜雨杉

2022 (3): 140-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4

摘要 (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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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29KB) ( 309 )

生育行为由夫妻共同决定。由于婚姻双方在生育行为中承担不同角色，面临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系统差异。不同于女性个体视角的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似不相关（SUR）回归分析方法，同时考察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并比较夫妻生育意愿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丈夫相比妻子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影响夫妻生育意愿的因素既有相似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家庭收入、现有子女数和传宗接代观念同时影响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而一些因素（如年龄、个人收入）仅对夫妻一方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另外一些因素则对夫妻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同时，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存在相互影响。这揭示了从个体视角拓展到夫妻视角研究生育意愿的必要性，由此期望推动夫妻层面的生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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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资本中零工经济的时空掠夺

陈本皓

2022 (3): 153-1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5

摘要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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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的发展为大卫·哈维等人的政治空间学说增加了新的技术意义。资本主义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了独特的时空扩张，通过资本、数字规则和科层管理三大要素寄宿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系统内，形成了具备更强扩张性的新系统。该系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做到瞬时、广域的劳动力低洼空间搜索，形成经济地理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采用形式空间自由榨取劳动力的时间投入，改写了传统劳动的时空形态，形成新类型的时空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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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逻辑、方向与路径

姚毓春, 李冰

2022 (3): 161-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6

摘要 (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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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42KB) ( 153 )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方向：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和迫切。为保证动能转换顺利进行，在实践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利用、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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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待遇计发方案的优化研究

范堃, 谭昕玥, 钱林义, 王伟

2022 (3): 172-1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17

摘要 ( 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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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基本养老保险的“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基础上，尽量减小统筹前后职工养老金差异以缓解统筹的阻力和转轨成本，是顺利推进全国统筹的一个解决思路。基于这一目标，通过建立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数理模型，可以设计能满足推进统筹制度转轨成本最小的养老金计发方案，并通过精算预测得出以下结论：（1）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个人缴费贡献同时挂钩的养老金待遇计发方案，可实现全国统筹制度转轨的阻力最小化，并保证统筹后养老金的分配更为公平。（2）基于最小化统筹制度转轨成本设计的相关养老金计发方案，能够在合理的财政补贴标准、缴费人数、领取人数以及工资增长率预测等精算假设下实现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未来至少20年的健康运行而不会出现支付危机。尽管以上计发方案比仅考虑缴费工资或直接跃升到全国统一水平的计发方案更为复杂，但该方案一方面能够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又考虑了职工的缴费贡献，同时还避免了激进变革的阻力，因此，可以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过程中的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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