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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2年, 第5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2-03-15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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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前沿
    展现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新概念
    黄力之
    2022 (2):  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1
    摘要 ( 55 )   HTML ( 11 )   PDF(701KB) ( 15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所谓“崭新形象”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给人们的感受。这是一个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入新的境界,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党的历史深入学习领悟,珍惜、维护并发展我们党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好形象,可以称为“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即正确的、科学的、能够得到实践验证的、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苏联模式以及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价值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解放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进,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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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价值的全面展示
    齐卫平
    2022 (2):  12-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2
    摘要 ( 62 )   HTML ( 16 )   PDF(618KB) ( 27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全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充分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担当和作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团结带领人民彻底改写了历史,谱写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史的新的壮丽篇章。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独特贡献。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品性。《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五个方面历史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党中央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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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
    丁晓强, 王琳
    2022 (2):  20-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3
    摘要 ( 53 )   HTML ( 7 )   PDF(655KB) ( 15 )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是党的鲜明品格、最大优势和显著标志。建党百年来,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改正错误、纯洁队伍、锤炼作风,使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自我革命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三大作风”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和理论创新。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执政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落实在党的建设全部活动之中。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增强“四个自我”能力,抓住了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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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科技与人文的对话
    量子论、量子思维与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钱旭红院士访谈
    付长珍, 成素梅, 刘梁剑
    2022 (2):  29-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4
    摘要 ( 53 )   HTML ( 7 )   PDF(649KB) ( 30 )  

    文明要发展,哲学需先行。量子力学的进步,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哲学家的思考。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从“知识就是力量”走向“思维就是力量”。在这个“转识成智”的时代,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思维首先是量子思维。科技越发展,伦理越重要;包括科技伦理学在内的应用伦理学,不应是现成的现代道德原则在具体领域的推广应用,而应是与当代生活世界巨大变迁相应的新的伦理学。在科技时代做伦理学,除了日常经验之外,科学实验也是重要的源头。应用伦理学及一般的伦理学思考有必要正视科学实验的成果,而虚拟现实、大数据、合成生物、计算机建模、知识图谱,甚至元宇宙,都已经或可能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或新视角。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关注人,思考人类如何在超越自身局限和地球局限的同时,成为拥有无限关怀的宇宙物种,这正是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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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问题的道德治理
    曾建平, 黄以胜
    2022 (2):  38-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5
    摘要 ( 59 )   HTML ( 6 )   PDF(663KB) ( 20 )  

    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或即将颠覆传统的人伦关系,带来传统主客体关系的演变,并可能进一步加深技术化生存的困境。信息技术在重塑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重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影响我们现存的法律、传统的道德甚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具有挑战性的道德治理难题:算法歧视妨碍社会公正、网络霸权挑战网络主权、技术异化威胁人类文明。为此,信息技术问题的道德治理,要以“关心人的本身”实现人的主体性回归,以价值敏感性设计保障科技向善,以前瞻性道德责任构建信息时代的责任伦理,进而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整体性、长远性和应用性发展创设公认的、共同的、全面的道德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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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的空间性
    杨庆峰
    2022 (2):  47-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6
    摘要 ( 101 )   HTML ( 16 )   PDF(678KB) ( 47 )  

    目前理解元宇宙的主要方式是将元宇宙视为技术意义上的虚拟空间。在这一方式中,一种虚拟世界、数字世界被技术构造出来。然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元宇宙的空间性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只有在元宇宙的空间接口、空间构造及特征、空间经验的基础以及空间边界和空间转移等问题得到更好地揭示之后,才能对这一新的与人类未来命运相关的技术现象有恰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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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
    李磊
    2022 (2):  59-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7
    摘要 ( 44 )   HTML ( 9 )   PDF(1006KB) ( 18 )  

    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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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与国都之间——蒋梦麟与新文化运动的初兴
    徐佳贵
    2022 (2):  69-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8
    摘要 ( 49 )   HTML ( 11 )   PDF(787KB) ( 12 )  

    “新文化”之所以“运动”起来,关涉某些身兼“思想家”与“运动家”角色的人物。蒋梦麟与江苏省教育会同人依托“欧战”后举国求新的氛围,在沪组建新教育共进社,联结南北以谋全国文教新潮之起。关于何为“新潮”,蒋梦麟将之统一于“平民主义”;在此主义与相应立场影响下,蒋梦麟早早将五四爱国风潮“自然”并接既起的文教新潮,继而以不同于蔡元培、胡适诸人的方式,参与促成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然而蒋梦麟转至北京大学,东南方面对于“新文化”的界定意识与权力更趋弱化。以蒋梦麟在五四前后的言行为主线,结合相关的组织行为逻辑,可揭示新文化运动“生成”史在聚焦于北京大学或《新青年》的叙述之外的一个重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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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与文化
    《齐物论》与“是非”问题
    陈赟
    2022 (2):  79-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09
    摘要 ( 61 )   HTML ( 9 )   PDF(852KB) ( 38 )  

    位于《齐物论》之核心的“是非”问题,本质上是作为复数的“物论”兴起所导致的价值之争。“是非”在前物论状态即已存在,它与视角性的观看方式所关联着的人之“成形”与“成心”相关,但公私生活都无以摆脱这种局限性。但当“是非”使人们在地方性生活形式中自用自得时,相对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然而,物论引入名相秩序却使得“是非”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另一方面这又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势。庄子肯定是非的多元性与相对性,但其哲学却不能归结为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后两者突显的是主体价值构建的合理性,却不要求主体的自我转化,庄子却要求主体的“视域上行”,上行之终点则是“以道观之”的“天的机制”。这种“天的机制”并不是一种绝对价值或架构性价值,而是一种让多元的是非价值在其有效边界内运行、并行不悖而又互不相伤的可能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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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时代下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取径
    郑伟, 尹嘉怡
    2022 (2):  93-10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0
    摘要 ( 58 )   HTML ( 7 )   PDF(722KB) ( 19 )  

    人工智能这一使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表现的学科始终有着探索发现人类心智及语言能力的需求和愿望。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是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相互助益而又相互博弈的历程。人工智能以程序语言为工具,程序语言是人类自然语言的简化版本。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两个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推动了对于人类语言的认识。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成长为庞然大物。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它无处不在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也在于人工智能所倡导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当代语言学无疑会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而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搜集一手语料的研究初衷,并借助大数据思路和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的探索思路,是语言学研究者今后需要关心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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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与语言智能
    胡开宝, 尚文博
    2022 (2):  103-10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1
    摘要 ( 70 )   HTML ( 12 )   PDF(567KB) ( 23 )  

    从语言智能的内涵与发展历史的角度,可以分析语言学与语言智能之间的关系。语言智能的发展得益于语言学研究对语言智能的理论指导,而非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学对于语言智能的价值越来越小。尽管语言智能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面临诸多瓶颈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语言智能研究没有对语言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语言智能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并能对语言学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
    李克, 朱虹宇
    2022 (2):  110-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2
    摘要 ( 68 )   HTML ( 6 )   PDF(825KB) ( 47 )  

    赢得外部世界认同是国家对外交流的目的之一,而要有效获得外部认同,就离不开共情修辞。共情修辞将受众的情感、认知等纳入考量,赋予利益交织的严肃的国际交流以人文主义色彩,试图平衡“情”与“理”在国家外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共情的亲社会行为属性。这种亲社会属性有助于推动修辞者主动且不带偏见地理解受众,为建构修辞者国家的国家外部认同塑造良好的修辞氛围,以共情修辞催生友好情感并获得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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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声喧哗中全球智库的疫情话语——基于布鲁金斯报告的框架分析
    张虹倩, 冷知霖, 赵诗篇
    2022 (2):  119-1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3
    摘要 ( 48 )   HTML ( 11 )   PDF(986KB) ( 35 )  

    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制造出的种种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其研究报告追求独立分析,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一千多篇新冠议题报告为语料,借助话语的“框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美国的疫情失控在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应对,不应推诿他人;“对抗”不符合中美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对于西方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以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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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文旅融合市场主体建设:概念体系与逻辑分析框架
    冯学钢, 梁茹
    2022 (2):  130-1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4
    摘要 ( 55 )   HTML ( 6 )   PDF(920KB) ( 29 )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更高起点,着眼于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文旅融合的关键是市场主体的建设与培育。市场主体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构建融合生态系统、理清主体间相互关系、破解体制机制难题以及实现市场主体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这些问题不解决,文旅融合发展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基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文旅融合概念体系及其基本特征,更加系统地界定文旅融合及其发展的市场 主体,构建逻辑分析框架,夯实文旅融合市场主体建设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发现:(1)文旅融合发展是“两个系统”有机结合的复杂性问题,需构建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的融合生态系统;(2)文旅融合须厘清产业和事业、政府和市场几重关系,明确市场主体建设的重点;(3)文旅融合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制度层面提升融合效能,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4)文旅融合后评估保障与反馈机制上,应建立市场主体运行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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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时空特征及营销策略研究
    孙晓东, 陈嘉玲
    2022 (2):  142-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5
    摘要 ( 58 )   HTML ( 11 )   PDF(1365KB) ( 109 )  

    世界文化遗产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深刻理解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时间分布以及潜在客源市场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帮助遗产地提出针对性的旅游开发和营销推广策略,通过“以旅彰文”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此,可依据2015年至2020年我国33处世界文化遗产百度搜索指数的年度数据和月度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年际变动指数、季节集中指数等方法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时间分布特征进行刻画,采用季节调整法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季节性特征进行识别,以季节性因子为变量并采用聚类分析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和特征识别;进一步,可从潜在客源市场角度,探究各省份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关注度呈现淡旺季差异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各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总关注度和人均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今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营销推广和文旅融合方面,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与学校合作、发行纪念品、举办会议、协同发展以及保护与传承并重、提炼文化特色、遗产资源旅游产品化并打造互动体验场景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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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城市群文旅融合:耦合协调、时空演进与发展路径研究
    于秋阳, 王倩, 颜鑫
    2022 (2):  159-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2.016
    摘要 ( 45 )   HTML ( 7 )   PDF(942KB) ( 44 )  

    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是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2008—2018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测算及其收敛性检验、空间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发现,该区域文旅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但耦合协调度整体仍较低,且围绕省域核心城市呈现增长极效应。其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存在波动并形成“小圈层”,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但城市间不存在“追赶”效应;旅游产业的发展对文旅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强于文化产业。因此,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应注重构建联合推进机制,促进区域特色互补,发挥增长极作用,提升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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