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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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情感专题]主持人语

2022 (1): 1-1.

摘要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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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情感：18世纪思想与文学中的“人类科学”

金雯

2022 (1): 2-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1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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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启蒙时期应该被视为“情感时代”，此时的思想和文学对情感问题的探讨和关注史无前例。作为个体的人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由此引发何等情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个人如何与物质世界以及由他人构成的社会互动，这些问题成为启蒙思潮的焦点，成为此时形成的“人类科学”的核心。18世纪的情感观念有两个相反的侧面，情感一方面是身体将其自身波动传递给心灵（用18世纪的术语来说是“灵魂”soul或“心灵”mind）使二者协调一致的沟通桥梁，但同时也成为两者发生冲撞和冲突的重要表现。厘清启蒙情感观念的两个侧面有助于深入阐释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和内在悖论，也有益于人们考察自身的处境，以“现代性”这个遍布全球但呈现出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形态为背景，提出当代人精神世界和共同生活构建的原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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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或者一种不以愉悦为目的的审美何以可能

刘旭光

2022 (1): 15-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2

摘要 (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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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审美经验中常常能够发现审美可以引起悲伤，而且不需要转化为愉悦，悲伤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在审美中所激发的悲伤，首先是非功利性的，不是具体的肉身痛苦，不源自对象以其实存对我们生命的伤害；其次这种悲伤是纯粹的，是凭借我们内心的感受而直接发生的，无目的性，非概念性，无关乎价值判断；这种悲伤也具有一种绝对性，它是无缘由的，无条件的，却又是普遍的，甚至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这种无功利的、纯粹的、绝对的悲伤，可以称之为“自由悲伤”，从而与康德推导出的“自由愉悦”相对。审美有两种样态，一种追寻自由愉悦，一种追寻自由悲伤，前一种审美让我们追求精神的解放，体验自由，而后一种审美让我们追求个体心灵的确证与醒悟，回归自我。自由的自我，或许是两种审美的共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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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修补性阅读与文学情感研究

张牧人

2022 (1): 27-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3

摘要 ( 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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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在1993—2003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开启了西方学界的文学情感研究。结合心理学家西尔文·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迈克尔·弗朗茨·巴奇对自恋的探讨，塞吉维克将羞耻从一种毁灭性的自我体验重构为具有政治生产性的情感。作为一种强烈的具身体验，羞耻不仅有效地质询自我的身份意识，也不断协调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羞耻为例，塞吉维克进一步推动了情感研究领域关于“不适的政治性”的探讨，关注人际关系而非社会结构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这也与她所倡导的文学批评从“偏执型阅读”到“修补型阅读”的范式转换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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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从“转向说”和“走向说”的论争谈起

彭启福

2022 (1): 37-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4

摘要 (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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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有“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说法。围绕这一说法，国内诠释学界就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问题以及“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诸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论争。深入思考可以发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实现了整个西方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这一转向以《真理与方法》的初稿写作（1955—1956）、公开讲演（1957）和正式出版（1960）为不同的时间节点，而其晚期思想不过是这一转向的进一步延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之所以成为实践哲学，不是因为它着力探究“伦理学”或“政治学”领域中的实践问题，而是因为它将“理解”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予以哲学思考。伽达默尔是要在诠释学中恢复实践哲学传统，而不是要把诠释学改造为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必须注重“实践哲学导向”，尤其是亟待展开“对普遍东西的具体化”这一伟大主题的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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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世英的希望哲学

顾春芳

2022 (1): 48-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5

摘要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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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在吸收和融合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并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哲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张世英在中西方古典哲学、现当代哲学的比较研究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以宏大而又缜密的哲学思维，融通中西的哲学视野，建构了一种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的哲学，他称之为“希望哲学”。张世英的“希望哲学”接续了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传统，发掘出中国哲学在当代哲学的世界版图中的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为当代中国哲学学科贡献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对这一体系的核心思想和历史贡献，可以从“以诗意的哲学代替抽象的哲学”“在有限的时空中作无限的追求”“以审美达到最高的自由”“美感的神圣性体验就在当下”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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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曲木直木”之辩

鲍永玲

2022 (1): 60-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6

摘要 (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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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里，提出了著名的“曲木”难题，并认为这里面体现出的悖论既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后才能被人类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应，康德运用“曲木”和“森林里的直木”这一对略显矛盾的核心隐喻，系统地阐释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法律秩序之复杂互动的关系。“曲木”隐喻也可说是柏拉图“洞穴隐喻”对人类感性缺陷描述的变种。它暗示人首先是自然秩序中的存在，这是一种“实然”的经验性问题，也就是人实际上是什么。而“直木”则体现了“应然”的价值追求，即人应当成为什么。它体现了个体在社会共同体里可能发展成为独立人格性的禀赋，凸显了人的个性和独立意识、人的尊严和价值。“曲木?直木”隐喻及其从属隐喻，是通向康德独特人类学观念的路径之一，也与康德对“自然”观念的反思和重构有着重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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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上的人格权：概念的视角

张晓燕

2022 (1): 69-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7

摘要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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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的公法保护需要对人格权内涵进行准确界定。“人格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中首次作为公法概念出现，之后在司法实践和公法学说中得以发展丰富。人格权概念主要依托康德思想产生。梳理康德相关思想，对于认识人格权的维度及内涵有启示意义。结合特定思想渊源，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当下具有一般意义的公法人格权概念，在此基础上澄清人格权对国家提出的客观法秩序要求，可以为人格权的公法保护提供价值指引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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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美]夏亚峰

2022 (1): 82-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8

摘要 (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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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 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 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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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型”代际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王天夫, 王欧

2022 (1): 95-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09

摘要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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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与情感联系紧密。通过沿海工业区与内地农民工输出地的城乡追踪调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与父母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资源断裂、情感疏离的代际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三个时期：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成婚无望之后的资源与情感的交流停滞与关系疏离。这种代际关系的背后，是家庭化困境导致的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纽带的断裂。这种代际关系显示了，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与多元路径。而大龄单身男工成为了一种脱离家庭合作的个体家庭，也成为了潜在的城市新困境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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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

肖莉娜

2022 (1): 108-1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0

摘要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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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儿童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可以对留守儿童研究中流行的问题取向叙说进行再平衡。基于在湖南乡村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充满矛盾的亲子关系体验，从而揭示出他们创造性建构的打工-留守情境下“爱而不亲”的亲子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追求“过好日子”的家庭生活实践的，这样的生活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既是被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塑造，也是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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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之间——人情、物质与打工者的社会记忆

何潇

2022 (1): 118-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1

摘要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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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乡迁徙和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都市打工者寄居于“家”与“社会”这一重组的社会空间之中。在日常关于“家”、“家乡”和“职业生涯”的记忆中，人情以及人际间的物质流动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与此同时，物质媒介本身引入了新的“记忆”/“遗忘”的可能性。记忆在这一系列通过媒介的交流过程中加强了不确定性，甚至变得难以表述。这一难以表述的不确定性可以促成人际间的人情记忆和认可，同时也激发了对“遗忘”人情的担忧以及对陌生“社会”的道德批评。记忆并非只是根据“现在”的“社会”语境来进行建构，而是将不确定性引入对“现在”和“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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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效应还是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研究

兰峰, 王晨, 孙伟增, 焦成才

2022 (1): 127-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2

摘要 (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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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有序引导劳动力空间转移以及促进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有必要结合主要人口流入地——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5—2018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城市间差异得到改善，地区不均衡性明显缩小；人口流入对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长期来看，人口流入的“规模效应”终将超过“拥挤效应”，从而显著提升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口流入对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有差异，对于超大型城市主要表现出“拥挤效应”，而对于其他城市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邻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率均能显著提升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述结论在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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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胡艳, 陈雨琪, 李彦

2022 (1): 143-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3

摘要 ( 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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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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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城市光荣榜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城联创视角的研究

易成栋, 毕添宇, 黄志基, 樊正德

2022 (1): 155-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1.014

摘要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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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有关单位设计推行，城市政府参评的城市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国家城市光荣榜）在推动城市非经济领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多城联创为视角，以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类典型项目为对象，分析城市上榜次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上榜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且多城联创的情况逐渐占据主导，上榜次数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逐渐向中部、西部延伸，城市上榜次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具有强化态势，热点格局呈东热西冷状态；各类国家城市光荣榜评价体系的评价流程与内容具有许多共性特征，造成了多城联创的刺激信号、激励机制、参评动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进而使得城市在多城联创时具有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影响城市上榜的资源和能力因素包括城市政府政治动员能力、财政和经济实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明显区域异质性的上榜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不同项目间存在着非对称的上榜促进作用。今后，相关方面应从改进测评方法、加强复查工作、优化评价指标和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项目创新等方面优化国家城市光荣榜激励机制，进而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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