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58 ›› Issue (1): 47-57.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5
刘雅君
Yajun Liu
摘要:
东晋初期,建康通过设立帝社和以孙吴太初宫为宫城而具备京邑性质;苏峻之乱后,王导抵制迁都,王彬修建苑城作为宫城,后经谢安重修,赋予其“象天法地”的内涵。东晋的京邑以五十六所篱门为界,宫掖集中于宫城,外部未按礼制规划,体现了门阀政治下皇权空间受限的特点。刘宋时期,皇权空间逐步扩展:宋文帝将宫城北的华林园改造为迎接祥瑞和听讼的礼制空间;孝武帝则设置王畿,重构京邑礼仪空间,包括以牛头山为南郊祀所、修建驰道和明堂等,使皇权展示从宫城延伸至整个京邑及更广的王畿地区。六朝都城空间不仅是地理建构,更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关键场域。从东晋到刘宋,皇权展示空间的延伸,直观地映射了江左政权从门阀共治走向皇权复振的政治变迁,奠定了南朝皇权空间政治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