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Vol. 45 ›› Issue (3): 32-37.
张冠夫
ZHANG Guan-fu
摘要: 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梁启超纠正了自己早年主要强调借镜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而对传统文学,尤其是正统的诗文学评价偏低的立场,在其国学的框架内对于中国诗歌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释。他将抒情精神作为中国文学的根本精神,在理清和阐发中国文学久远而深厚的抒情传统的同时,对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以丰富而高尚的情感为核心的人格结构和抒情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梁启超重寻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意在将其作为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典范,这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构成差异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