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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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研究:田野经验与理论范式(笔谈)

杨雪冬, 王向民, 罗兴佐, 陈尧, 池建东, 耿曙, 陈玮

2017 (1): 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1

摘要 ( 259 )

HTML ( 263 )

PDF(3371KB) ( 933 )

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与这三种方式对应的是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田野研究不仅成为“理解中国政治”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而且与实证田野并行的理论田野的新视角或新发现，也标示着中国政治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及转型。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不仅需要有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还需要在扎根田野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经验，并通过经验、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和完善。立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国内外常用的中国政治分析范式，例如“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并不具有全然的解释力，仍然需要构建更符合中国经验和实践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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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的哲学意蕴——基于张载思想的考察

杨国荣

2017 (1): 2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2

摘要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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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75KB) ( 725 )

关学奠基于张载，其基本特点与张载的思想难以分开。在天道观上，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从这一观念看，气只有如何存在（聚或散）的问题，而无是否存在（有或无、实或空）的问题，哲学的视野和提问的方式由此发生了变化：对存在方式（如何在）的关注，开始取代对存在本身的质疑（是否在）。在张载那里，天道观与人道观彼此相关，在天道观上以对世界“如何在”的考察，取代了“是否在”的质疑，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对人如何在的关切。以肯定人伦秩序为前提，张载进一步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其中包含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并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后者既展现了普遍的价值追求，也体现了关学的内在精神。精神境界以人自身的成就或人的完善为指向。在如何成就人这一问题上，张载进一步提出了其人性理论及“变化气质”的观念，对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作了双重扬弃，并由此对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作出了新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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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认识哲学的过程和旨归

魏义霞

2017 (1): 26-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3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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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95KB) ( 631 )

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系统诠释的近代哲学家，并基于对脑的理解而探究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基于对认识过程和途径的考察，他肯定认识起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的接触，呈现出经验论、反映论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谭嗣同一面夸大人之感觉器官的有限与外部世界无限之间的矛盾，一面突出认识对象的瞬息万变、不可捕捉。在否定人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认识世界的前提下，他放弃感觉器官而寻求新的认识途径，试图信凭佛教的“一多相容”、“三世一时”洞彻真理，致使“转业识而成智慧”成为其认识哲学的最后归宿。至此，谭嗣同的认识哲学既包括由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来的经验论、反映论，又包括由佛教而来的玄想、顿悟，由此构成了一道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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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期:哲学如何登场

吾淳

2017 (1): 34-3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4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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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28KB) ( 413 )

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思想中，哲学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或最为核心的内容，并且其有关轴心期的全部理论也是由哲学率先出场。哲学究竟是如何出场或登场的呢?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给出了一些“要素”，极具启发意义。但总的来说，雅斯贝斯的“要素”显得断断续续，并不系统和完整。对轴心期不同区域的综合考察表明，哲学登场的“要素”主要可能有：混乱与散漫的初始状态、神学的失落、知识的增长、人性的觉醒或理性的萌芽、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智者的反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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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之问与思想治疗

王习胜

2017 (1): 40-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5

摘要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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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0KB) ( 523 )

“是”或“不是”变换为“应该”或“不应该”何以可能，休谟质疑其中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学界给出了“应该的逻辑”之学理解答；面对求助者“应该”如何的思想困惑，哲学咨商者主张回归事实之“是”，给出了“实践三段论”的思想治疗模式。融合由“是”导出“应该”的正向解答与由“应该”回溯“是”的逆向探索之视域，贯通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辅成关联，可以深化休谟之问的学理理解，也将利于学术智慧应用于日常生活，照护众生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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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马勇

2017 (1): 46-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6

摘要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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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3236KB) ( 749 )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化，袁世凯“开缺”的真实原因逐渐被遮蔽，“回籍”、“养疴”的真相也越来越模糊。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重现当年历史场景，很容易发现传统说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暗示，属于政敌或不明真相者有意无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凯及其部属、友朋后来又因为“帝制自为”等因素，也不便为其辩诬，将错就错，铸就了人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形象。其实，袁世凯“开缺”没有那么多阴谋，他离开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没有传统描述的那样扣人心弦。“养疴”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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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海洋帝国宗教裁判所的历史(1536-1821)

顾卫民

2017 (1): 60-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7

摘要 ( 286 )

HTML ( 11 )

PDF(1871KB) ( 1618 )

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国内贯彻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机构，它以监视和迫害境内有犹太人血统并被迫改宗的所谓“新基督徒”为主要活动，同时也针对其他具有“异端”和自由思想的作家以及违背基督教“正统”传统习俗的社会行为。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起源于1530年代反宗教改革的盛期，在17世纪，它对“异端”的迫害活动达到高峰，在18世纪中叶蓬巴尔侯爵改革时期受到沉重的打击，最后于19世纪早期消亡。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抑制了葡萄牙文艺复兴的思潮，迫使大批有犹太人背景并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基督徒”流亡国外，这使得葡萄牙在与荷兰及英国的商业竞争中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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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宪法的意义与挑战——新世界主义的视角

李永晶

2017 (1): 70-7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8

摘要 ( 218 )

HTML ( 7 )

PDF(1834KB) ( 877 )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再次掀起了强劲的宪法修改运动。这一运动虽然暂时以日本政府修改宪法第9条解释的方式告一段落，但它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日本宪法的创制最初就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的范围，具有一种世界属性，因而它所设定的课题只能在一种新的世界体系下得到解决。日本宪法创制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代意义需要在新世界主义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释，这种解释反过来也构成了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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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吟望“塞下秋”——读词小札二题

解志熙

2017 (1): 78-8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09

摘要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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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84KB) ( 674 )

唐宋词大体可分为艳婉词与庄重词二大类，前者如温庭筠的《菩萨蛮》等，后者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等。艳婉词大多抒写日常情事，不必要也不可能逐词考证求解，而可以文学的想象力去领悟，如温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句中之“小山”；有些庄重词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确乎关系重大，则必须以考证之助才能准确地理解其背景和意蕴，否则泛泛读过，反会错失其中寄托、误解其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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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与“追认”——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的独特方式

欧明俊

2017 (1): 86-9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0

摘要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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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9KB) ( 835 )

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独特的是“挖掘”与“追认”。“挖掘”，即是将古代不少无人重视或极少有人视为散文作品及其理论的，以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衡量，重新“挖掘”出来。“追认”就是追加认可，既有概念本身的追认，也有散文家、散文理论家的追认，有散文及其理论作品的价值及地位的追认。“追认”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追宗认祖”，由“古已有之”证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散文理论家以晚明小品为重点，不仅向前“追认”，还向后“追认”。“追认”是一种“文化命名”，每一次“追认”都是对被追认者的重新评价，是文学史的“重写”。“追认”的弊端是明显的，往往“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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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性词集二维研究

徐燕婷

2017 (1): 91-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1

摘要 ( 199 )

HTML ( 4 )

PDF(1879KB) ( 673 )

从民国女性词集作者、文本两个维度予以观照，民国女性词集具有独有的特征。如从作者地域分布和身份构成来看，地域分布具有不均衡性，主要集中于江南一带，尤以江浙籍为多。但又因为民国独特的时代环境，使得词人因求学、求职、避难、随宦和革命等原因而呈现出动态的流动。作者身份构成呈现多元化，官宦女子、普通闺秀、女报人、教师（学者）兼而有之，同时又不截然分明，具有身份的交叉性特质。从文本本身来观照，这既是一种“独抒性灵”式的美学发声，又存在着雅俗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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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释宋本《玉篇·五音之图》与“宫商”“五姓”之名

郑伟

2017 (1): 99-10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2

摘要 (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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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86KB) ( 1243 )

从汉魏至宋元的汉语语音史文献中常常提到“五音”“五声”“宫商角徵羽”“五姓”等相关的名目，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五音”在大多数文献中都用来指称声母的类别（“唇牙喉舌齿”），“宫商”之名也有类似的涵义。论文中指出，宋本《玉篇》后附《五音之图》的“五音”包含了10个代表字，每组2个，一共五组。其区分标准并非声母、声调，也不是介音或主元音，而是“韵”的语音性质，即主元音和韵尾搭配后的五种不同的口腔发音状态。另外，汉代以来的文献资料里将“五姓”与“宫商”相联系，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且历史上前后一致，很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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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及物性的现代汉语动词再分类

王文丽, 陈昌来

2017 (1): 105-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3

摘要 (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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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88KB) ( 1533 )

对语法研究而言，汉语动词及物性问题研究既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在划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可能性、必要性，划分标准以及下位分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及物性是动词的一种根本属性，及物性虽然与动词的价有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绝不能画等号”这一认识，可以根据有无及物性将现代汉语动词重新分为四类：及物动词、作格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假及物动词，其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关系属于不及物动词包含及物动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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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法”吸储罪立法政策的反思

刘新民

2017 (1): 111-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4

摘要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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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38KB) ( 661 )

我国《刑法》第176条将“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纳入犯罪行为，这种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入罪化的立法政策值得反思。将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入罪化，有悖于现代刑法所奉行的谦抑性原则，有悖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也是有悖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需要。概而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去罪化，这是建立公正、合理之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迈向金融业平等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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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制度的完善

徐胜萍, 曾佳

2017 (1): 119-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5

摘要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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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04KB) ( 686 )

我国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做法不一。现行主要做法是根据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案件性质和河流流域、环境资源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集中管辖法院，或者依托铁路法院实现跨区域集中管辖，实行环境资源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的审理模式。跨区域集中管辖适度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的重合，具备良好的价值和作用。但在实践中，存在法律依据不足、跨区域程度不高、不方便当事人诉讼、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跨区域管辖难以落实等问题和局限。要突破现行改革的局限性，应将跨区域集中管辖法定化，调整集中管辖的层级和地域范围，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方便当事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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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金刚经》信仰之仪式化倾向——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董大学

2017 (1): 125-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6

摘要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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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94KB) ( 1461 )

相较敦煌遗书中唐前期《金刚经》写卷仅抄经文的情况，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许多《金刚经》写卷在经文前后都抄有“启请文”和“真言”等内容，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诵经前仪”和“诵经后仪”。此种现象所反映出的是持诵仪轨在《金刚经》信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外，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佛说金刚经纂》还体现出经典持诵与斋仪活动的融合，开启了后世《金刚经》科仪文献的某些端倪。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信仰中的仪式化倾向，而且此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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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需匹配的城市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郑思齐, 于都, 孙聪, 张耕田

2017 (1): 133-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7

摘要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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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39KB) ( 1153 )

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是提升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其中教育资源在总量和空间上能否实现供需匹配，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以合肥市基础教育设施为例，对城际人口流动引发的设施需求总量变化以及设施需求的空间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不同区域基础教育设施的新增供给规模进行定量测算后发现，合肥市现有教育资源较为紧张，设施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实际需求；同时，各城区中小学教育设施需求和供需缺口均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即新城区的教育设施供需缺口较大，而老城区则相对较小。有鉴于此，且参考国内外教育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结合城市土地利用和设施供给现状，有关方面在设施配置中应保留足够“弹性”以应对可能的需求冲击，结合基础教育的需求分布进行空间差异化的设施供给，通过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促进教育设施与其他设施的功能整合与共享，从而实现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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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外来人口结构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王盛, 黄芝兰, 白雨晨

2017 (1): 139-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8

摘要 (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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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61KB) ( 1113 )

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而这两者均会影响房地产价格。运用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检验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中介效应后发现，人口因素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从而影响房价，产业结构独立影响房价。外来人口对流入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分产业有所区别，它增加了城市第二产业的劳动供给，却降低了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这种结构特征使得它在影响城市房价时也体现出受城市产业结构的调节，即外来人口提高房价这一假设只在产业结构类似时成立，当产业结构不同，譬如仅考虑第三产业时，外来人口占比高反而降低了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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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抑制新企业进入了吗?——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胡草, 范红忠

2017 (1): 146-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19

摘要 ( 132 )

HTML ( 3 )

PDF(1418KB) ( 858 )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房价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聚集经济等各种变量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工业制造业工人工资与房价的不相关性和中国土地市场的垄断性，房价并没有发挥抑制新企业进入的作用，反而显著提升了新企业进入的概率，这不利于企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布。因此，采取合理措施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和削弱中国土地市场的垄断性，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在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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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价波动的区域间传导——基于两地区DSGE模型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

高然, 龚六堂

2017 (1): 154-1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20

摘要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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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98KB) ( 821 )

自1998年房改以来，我国各地区房价除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之外，有两个深层次的变化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各地区房价变化呈现波动性，二是区域间房价变化呈现关联性。在一个两地区DSGE模型框架下，引入信贷市场的不完备性，对以上两个特征事实做出的解释是：首先，信贷约束对外生冲击造成的房价波动产生了放大作用，从而使各地区房价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其次，在信贷市场不完备条件下，房价波动会通过信贷渠道在区域间进行传导，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较低的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会导致冲击所在地房价的更大波动，而较高的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会导致更为显著的房价溢出效应。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证实了我国各地区的房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应考虑到房价波动在区域间的传导，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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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凡伯伦效用及博弈分析:商品房价格和需求量同向变动的新解释

全林

2017 (1): 164-1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1.021

摘要 (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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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33KB) ( 733 )

在消费者房价上涨预期、商品房逐渐增强的投资属性和炫耀属性以及我国商品房刚性需求的放大等四种力量的作用下，商品房已经成为一种凡伯伦商品。商品房对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商品房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取决于商品房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效用。据此，通过假设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利用动态博弈理论，分析房地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发现在当期房价决策中，房价上涨对房地产商和上期购房的消费者都是最优选择，且房价上涨会刺激商品房需求进一步增大。这对2009年至201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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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17 (1): 172-177.

摘要 ( 97 )

HTML ( 3 )

PDF(620KB) (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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