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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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之争”：重申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

李宏图

2023 (3): 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1

摘要 ( 161 )

HTML ( 189 )

PDF(704KB) ( 173 )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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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陈永杰, 杨泽光

2023 (3): 12-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2

摘要 (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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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03KB) ( 160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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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样本的制度逻辑探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

曹文泽, 王静

2023 (3): 22-3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3

摘要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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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18KB) ( 58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浦东样本是在制度框架下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示范，因而遵循着制度逻辑。制度治理作为现代国家运行的根本支撑成为制度逻辑的根底本源，制度建构同制度执行构成制度治理的“一体两面”。“浦东样本”问题导向、先行先试、法治建设的内涵特征指向着制度治理的实质。“浦东样本”的制度构建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优势为制度权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行优势为制度方向，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作为制度指归。“浦东样本”的制度执行要探索优化结构性改革的制度集成，聚焦推进国际制度衔接的样本示范，完善提升核心领域的制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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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到平克：同情与道德

高力克

2023 (3): 31-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4

摘要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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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以“同情”为道德的人性基础，其道德哲学深刻影响了斯蒂芬·平克的伦理思想。平克以暴力的下降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尺，其伦理思想之“善良天使”与“心魔”冲突的二元人性论，珍视生命和减少痛苦的低调伦理观，由设身处地的换位想象而形成交互主体利他的“移情”说，皆与斯密的道德学说一脉相承。平克以当代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果证明并丰富了斯密的“同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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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如何彼此同情？——以休谟与卢梭的同情观为焦点

贾沛韬

2023 (3): 38-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5

摘要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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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12KB) ( 195 )

在关于自我与他人如何合群共存的探讨中，休谟和卢梭提供了两种内在一致且可协同生效的同情方案。作为典型的现代理论家，他们对同情的关注和这种关注对道德情感的共同倚重体现了现代伦理生活对人性与道德的内向探索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从这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两种世俗化且平等化的同情观着意强调了现代人能够基于自然的心灵内在构造而发挥道德情感的力量，葆有同情这种自然美德并坚持一种关照人类、超越立场和利益的普遍主义式同情姿态。进一步就具体的同情机制而言，休谟式同情体现为对一切苦乐感受和赞责评价的“同感共鸣”，卢梭式同情体现为对他人痛苦的“设身处地”，前者着眼于悲悯而冷静的旁观，后者着眼于自顾却热情的行动，它们共同导向了正义问题，有待当代阐释者甄别两种同情观的转型意味并由此探索如何借助同情改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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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中翻译：清末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关系研究

段怀清

2023 (3): 48-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6

摘要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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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82KB) ( 236 )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式之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最初主要以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双边协作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一方面历史地反映出这一翻译模式在晚清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形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日常展开方式。而这种翻译模式或翻译实践方式中的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形成了一种“在翻译中翻译”的翻译形式，其中口译者的“意译”或“口译”，都需要笔述者的“意会”与“言传”来得以转换落实。而无论是“意会”还是“言传”，又都关涉着或者受制于笔述者与口译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考察，亦就是对晚清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翻译方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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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王小惠

2023 (3): 61-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7

摘要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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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65KB) ( 176 )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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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孙尧天

2023 (3): 74-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8

摘要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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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7KB) ( 68 )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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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

张敦福

2023 (3): 85-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9

摘要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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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1KB) ( 254 )

以生活政治视角分析剖析都市女性吸烟的议题，能够从具体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反思女性吸烟者的形象建构，探究女性吸烟消费认同的实质。尽管大众传媒试图把都市女性吸烟建构为“时尚”或“性感”，上海访谈和观察的经验材料却表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吸烟多为休闲和消遣、排解工作焦虑或生活压力的手段；都市女性吸烟者不得不在个人嗜好与法律政策环境、公众期待和周遭污名化氛围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心思缜密、谨小慎微地做消费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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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物居方：明代文人生活文化及其当代启示

徐赣丽, 张寒月

2023 (3): 96-10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0

摘要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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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73KB) ( 73 )

我国古人的生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国人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资源。文章以文震亨所撰《长物志》为对象，分析明代文人日常生活实践，解读其中主体与物的互动和生活空间的建构，审视其背后主体的自我表达及生活文化营造策略。研究发现，《长物志》中主体的役物实践表现为从器物品鉴向建构生活意境递进展开，整体呈现出具有自适和雅致特征的生活文化，这对于实践主体具有内在与外向双重意义。古人的生活文化建构对于回应当前消费社会中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辨物居方以实现物为己用而不是人为物役，使物服务于营造美好生活这一现实需求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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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主义到生命自决：乳腺癌预后知识的生产与转向

姚泽麟, 陈蕾

2023 (3): 106-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1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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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54KB) ( 119 )

对于疾病的医学知识阐释常常处于黑箱之中，这与民众对病痛的巨大知识需求形成了割裂。其中，癌症的预后知识关乎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未来生活，但既有研究多将其视作基于生物医学原理的技术体系，而较少探究其生成过程和社会基础。不可否认，预后知识依托于分子层面的医学证据、基于对大量患者的跟踪调查和临床试验的资料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生存指标体系来指示结果。然而，高度技术化的预后知识不仅面对着临床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后果，也因受到患者的日常知识逻辑的挑战而变得高度情境化。在诊疗过程中，作为技术的预后知识往往会被临床经验和患者的日常实践所修正和取舍，呈现出从面向技术到面向患者主体的知识再建构趋势。本文基于乳腺癌疾病的诊断、治疗，勾勒出医学中的预后知识的内涵和患者对看似确定的权威知识的意义再阐释，进而提出患者群体在预后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应当不断地从“被决定的生命”走向“生命自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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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空间重构——以S省花园社区为例

赵翠翠

2023 (3): 119-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2

摘要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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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79KB) ( 120 )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重构文化生活空间，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当代乡村现代化建设及城乡关系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之重要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及其仪式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搬迁民众适应新社区生活，并在城市生活中重构其文化空间、身份归属与意义认同。基于对花园社区管理民间信仰相关举措及其现状特征的深入考察，集中论述村落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空间后大众精神生活及其秩序的异地重构与心态适应问题，可以发现基于乡村地域崇拜的民间信仰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其空间灵验及神圣性所面临的消解弱化以及重构的可能。这些空间重构，说明大众文化需求及其偏好的多元化转向、家庭关系及其代际差异等个体化变迁，对于重塑民间信仰及其乡村现代价值、重构大众精神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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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错误并购”的案例画像：来自商誉减值的经验证据

蓝发钦, 高正

2023 (3): 129-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3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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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01KB) ( 107 )

选取2018—2020年我国A股市场计提大额并购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公司在并购发生年度的共性特征及其对应权重展开探索性分析，构建“错误并购”的案例画像，其结果发现：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小、风险抵御能力弱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是“错误并购”收购方的主要共性特征；进一步地，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和分类案例画像的指标体系，从中可提炼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自信”、“偿债能力”、“治理监管”等5个公因子，对应因子对“错误并购”样本信息的解释权重分别为0.384、0.190、0.146、0.144、0.134。其中，“错误并购”公司盈利能力强这一“盈利诅咒”特征尤其值得关注。鉴于此，上市公司不仅应注意提防高盈利能力对并购决策的误导，也要强化内部监管机制，理性开展多元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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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领导、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

易凌峰, 李腾, 林芹, 宋婕

2023 (3): 143-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4

摘要 (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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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模型，对长三角高科技新创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与分析，以解决在工作压力情境下创业型领导能否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创新行为；（2）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挑战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挑战性压力在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团队认同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揭示也为企业压力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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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与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程贵孙, 张忠程

2023 (3): 155-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5

摘要 (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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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治理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厘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边界。为此，基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等12家本土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采用Nvivo 12.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归纳提取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9个结构维度，即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用户责任、伙伴责任、慈善公益责任、行业生态责任；基于上述维度，可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角度构建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分为三大层次：底线型社会责任、保障型社会责任和期望型社会责任。上述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践行和完善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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