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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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综合的精神诠释学何以可能？——以中国人文学中的“感应论”为中心

胡伟希

2023 (2): 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1

摘要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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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06KB) ( 672 )

诠释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对于以探讨“精神”问题为依归的“精神诠释学”来说，它同样脱离不开作为“精神人文学”的研究视野，即以“天人感应”作为它诠释“性与天道”的诠释学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精神诠释学以“道—言—智—境”的方式展开其诠释学思想观念的行程。这方面，中国哲学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与实践经验。“道—言—智—境”不仅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特有的诠释学运思逻辑，它还具有先验的普遍性，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与透视以基督教神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精神诠释学类型。中国精神诠释学采取的是“由圣而神”的诠释学思想路线，而西方基督教神学诠释学走的是“由神而圣”的诠释学研究进路。虽然这两种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点与诠释思路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将作为宇宙之最高终极存在的“神圣精神”作为自己诠释的最高目标。从而，中西两大精神诠释学传统终在诠释学的“终点”和“登顶处”相通与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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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代宽容：《庄子》的启发

黄勇

2023 (2): 19-3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2

摘要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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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宽容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在面对异民族、异种族、异宗教、异文化、异语言、异地区、异性取向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时应有的最重要的美德。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宽容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对其所宽容的对象有异议，而且如果宽容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异议必须要有合理的根据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偏见，而面对上述意义上与我们不同的人，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任何合理的异议。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培养的美德不是宽容，而是庄子式的尊重。具有这种美德的人，不仅对其尊重的对象没有异议因而不会干涉其生活，而且在有需要时还会帮助他们过其独特的生活。这种庄子式的尊重不同于有时也被看作是宽容的基础的尊重，因为后者往往只尊重作为人的他者，而不尊重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当这种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很不相同时。而庄子式的尊重不仅尊重作为人的他者，也尊重其生活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与自己的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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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的伦理之道——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

戴兆国

2023 (2): 35-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3

摘要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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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学的几个主要理论方向都带有某种以道观之的倾向。规范论、德性论和元伦理学对伦理学都做出了各自富有特色的理论表述。如何使传统伦理学的不同理论倾向得到统一，真正从人性发展需要的角度激活传统伦理学，为人们的伦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必须探寻伦理学的话语转向。具体形上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创新。其以事观之的理论视角为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鉴。从以道观之转向以事观之，可以在人之做事的层面为当代伦理学找到理论和实践落实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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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

洪澄

2023 (2): 50-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4

摘要 ( 1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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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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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式技术的伦理审视

成素梅

2023 (2): 6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5

摘要 ( 282 )

HTML ( 4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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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式技术属于新的文理交叉领域，意指能够影响乃至改变人的观念、态度或行为的人机交互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技术劝导产品的新颖性、隐藏性、多态性等特征会掩盖劝导意图、限定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也会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使“成瘾”变成新的“鸦片”。避免这些伦理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劝导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全过程的伦理审查。由数据驱动的算法系统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等技术性“漏洞”及其多重能动者会对责任归属等提出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超越理论伦理与应用伦理二分的观念，拓展责任概念的语义和语用范围，从被动负责的技术伦理转向积极担当的技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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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摄影与图像分离的可能——摄影与图像的哲学考察

李洋

2023 (2): 70-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6

摘要 ( 280 )

HTML ( 3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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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摄影与图像的分离需要重新理解摄影的非图像性。文章从图像的五个悖论入手，提出图像的基本性质，进而把摄影与图像区分开。摄影是一种行动、一个过程，而图像只是主体与对象通过摄影机相连的痕迹。摄影的本质在于自然的“给定”与人的“摄取”之间的张力，摄影理论史上的重要美学论断都来自对这种配比关系的强调，比如巴赞、罗兰·巴特对“给定”的强调，以及包豪斯、画意派对“摄取”的推崇。摄影的媒介操作也随着技术发生变化，传统光化学摄影与光电信号摄影在图像性上有所区别，而以电子游戏摄影为代表的生成图像则完全与外部世界的视觉物象无关，成为一种对虚拟世界进行“摄取”的摄影，但依然遵循着摄影的内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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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与欲望：反思朱利安的中西裸体观比较

王嘉军

2023 (2): 80-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7

摘要 ( 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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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认为支撑西方裸体艺术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本质和理想等观念。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则强调的是变化和过程，因此不可能认为“裸体即本质”。朱利安将春宫画等裸体作品排除出了对裸体艺术的考察，因为它们表现的是赤裸，也即由脱到露的过程，而不是裸体—本然的裸露状态。然而，阿甘本借助于对基督教裸体观的探讨，指出：裸总是相对于露而显现的，存在的只有赤裸，而非裸体。这一区分背后所持的后结构主义本质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如道家思想多有契合，也为对裸体艺术的探讨，引入了欲望的维度。它使得中西裸体艺术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比较平面。此时，中国的裸体艺术也应当被纳入比较，这不仅由于主题的相似性，还因为它们同样蕴含了中国的身体观和哲学观。朱利安在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跨文化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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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十四节气的命名

刘晓峰

2023 (2): 93-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8

摘要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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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二十四节气创造者究竟怎样理解太阳的周年运动？二十四节气究竟如何被命名？古代二十四节气通常被称为“二十四气”，二十四个节气名称中不仅反映出“两分”“两至”与“四立”构成的“八节”是结构性存在，而且以冬至、夏至为核心存在着一个对称的阴阳结构。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称谓中还包蕴着以水的变化联通四季，以寒暑为枢纽，以水气湿燥为表象的反应古人对水之三态变化认识和想象的水系列，这个命名体系中有关气的变化与“太一生水”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其背后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气的思想、阴阳的思想、水的本源论思想作为支撑。这个结论提醒我们，时间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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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公共性的现代传承——以福建潋城村端午节为例

季中扬, 王静

2023 (2): 102-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9

摘要 (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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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节日，也常以家族、社区为单位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可以有效地建构集体认同，增进社会网络稠密性，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对于乡村团结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文化传承面临多重危机，尤其是传统节日的公共性严重萎缩。从福建省潋城村端午节当代状况来看，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公共性”不仅可以传承，而且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关键机制在于，一方面要不断讲述传说，再造传统，模塑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的现代节庆形式要重视民间组织民俗的传承，尽可能激发民众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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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与信任重构：乡村传统节日的文化治理功能

张兴宇

2023 (2): 112-1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0

摘要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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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乡村生活中，传统节日往往被形塑为一种村落标志性文化景观，且在村庄社区内部发挥着乡土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联结的关键作用。若从当下乡村传统节日的具体传承实践路径来审视，其主要呈现出以社会动员与信任重构为鲜明特征的文化治理功能。长期以来，盛行于冀南广宗一带的乡村梅花拳武术组织，这一群体成员依托春节期间联村举办的“亮拳”展演等节俗活动，不仅在乡村社会中促进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格局，而且达成了跨村落社会交往的信任重构状态。遵循传统节日与乡村文化治理之间价值互嵌的基本逻辑，能够进一步明晰乡民传承地方性节日文化的生活边界感，同时也可将传统节日民俗转化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治理资源，并对村庄未来的治理格局产生持久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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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王均霞

2023 (2): 122-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1

摘要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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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阶层与地域意义上的双重流动性使得过去偏向同质性的乡村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日趋走向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当下乡村亲属关系实践。借由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局内人视角深描具体的人及其家庭在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亲属关系实践的逻辑。整体而言，当下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既被执着地固守着，又被快速地改变着。对习俗的固守是因为父辈和子辈仍然分享了一个经由频繁的面对面互动而织就的共同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中，父权式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被内化成人们认知的一部分，父辈仍然象征性地实践对子辈的传统权威。改变则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非农化的工作时间约束与生活空间的远隔，使得亲属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频率与时长大为减少，亲属关系网络内部共同的生活经验及蕴含其中的亲密感日趋稀薄，习俗实践的情感动力日趋匮乏；另一方面，子辈日益走进以其自我与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进程中。在以自我及其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弊权衡中，亲属关系维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在固守与改变两种力量的角力过程中，今天的乡村亲属关系网络日益走向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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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李湛, 刘波

2023 (2): 133-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2

摘要 ( 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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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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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与技术创新：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宋书新, 陈绎润, 温军

2023 (2): 146-1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3

摘要 (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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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贸易摩擦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产业安全的重要工具。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贸易摩擦是否妨害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基于2000—2015年全球11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其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在选取不同的贸易摩擦衡量方式、更换创新度量指标、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从而损害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增强政府效能可以显著抵御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在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等后发国家应坚定贸易自由化、多元化与便利化发展战略，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高端人力资本对外交流、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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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强度

李寿喜, 张珈豪

2023 (2): 161-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4

摘要 ( 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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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1—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结果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长型依次递减。鉴于此，我国各城市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挥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基于城市的资源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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