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时期文学起点上一个鲜明的标志。这一觉醒, 是对刚刚过去的“文革”时期带有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思想钳制的猛烈反拔, 也是以个人创造性为生命的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觉醒, 在文学观念上, 表现为对千年传承的以文学为“贯道之器”的儒家文学本原论的真正突破; 在创作主题上, 表现为对折辱个人尊严行为的反人道性质的揭示, 对蔑视个人感情的抗议, 对独立人格的呼唤。这种觉醒拥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反封建主题的作品很少出现了, 把文学作为另一种“贯道之器”——“贯”西方某些流行观念之“道”以及“私人化写作”先后成为时尚。但是, 如果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 忠实于对生活的深刻感受, 那么他的作品里就一定仍然会发出某种反封建的声音。
“伤痕小说”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个人化叙事, 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对历史之痛的叙述。但这种伤痛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个人性的历史记忆便同时又成了对于公共事件的叙述, 个人之痛成为公共痛苦。由于痛苦的公共性和对历史感的关注, 最终, 个人化历史叙事反而成为更加“集体性”的宏大叙事。
施蛰存内在个性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他的自由心性。“自由心性”是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人生心态, 是一种在生活积淀的基础上, 融情感与理智于一体的个性倾向。施蛰存的自由心性是他传统文化教养、现代思想意识、文艺趣味和个性气质等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人生态度和文艺追求上。从施蛰存的整个人生立意上看, 自由心性是他热情而不拘执的达观的人生态度的表现, 是他在积极入世的文化作为的背后一道淡远的人生风景线, 他的融“游方于内”与“游方于外”于一体的生命境界, 既有一种人生的无奈, 也包含有一种人生的智慧。在施蛰存既热情执着又淡泊自处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多种个性侧面的矛盾和统一, 而其中有着施蛰存最深隐的本质的东西。
现代化都市的出现, 带来了种种“都市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 正是源于这一背景。中国都市在三十年代有了较大发展, 但现代化的节奏却使人们疲于奔命、无所适从。穆时英从明快迅捷的电影摄制技巧中获得灵感, 于是有了与众不同而充满都市味的小说。刘呐鸥的小说表现出都市人的“感觉串味”。施蛰存则显示出都市人的孤独与冷漠。都市人的命运在《现代》杂志创作中, 有了一次集中表现与亮相。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需要, 在日本扶植右翼势力。70-80年代, 日本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 天皇制意识、皇国史观、军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右思潮抬头。90年代, 日本泡沫经济爆破, 政党体制发生重大变动, 保守势力一度受挫, 但不久重又上台, 社会风向明显右转。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除了极右思潮之外, 还有经济、政治等因素。阻遏日本社会右倾, 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是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责任。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联邦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俄联邦政治体制的变迁中, 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国家权力体制的构建中猛烈的交锋撞击, 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悲喜剧。权力体系重构的动态过程中, 新旧体制的互不相容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冲突, 俄主要的权力机关围绕着权力架构的核心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代表各种利益的政治力量又加剧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百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难题。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探索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的四次。前三次探索既取得了重大进展, 又存在着带有普遍性的失误和深刻教训。第四次探索中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四次求索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 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 但这种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是20世纪才有的事。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历程, 其轨迹与社会史的进程密切相应。总结和反省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思想内容、特点及理论得失, 对于展望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1912年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同当时西方议院政治制度相比, 临时参议院尚欠成熟, 还存在诸多缺陷。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看, 它无疑又是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里程碑。为了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捍卫民主共和成果, 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 临时参议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孙中山倡导“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振兴中华,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 但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主张通过发展工商业以富国强兵, 但设想通过实行“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弊端而后来居上。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虽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 但不乏真知灼见,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学术界在全球化后果的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缺陷, 认识全球化后果的真正路径也较为模糊。从全球化的本质看全球化后果, 不仅可以剖析全球化的直接后果, 更能揭示全球化的深层次后果。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对外开放的收益与成本, 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加以量化分析。运用这一模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目前尚未达到最佳开放度。在新的世纪里, 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开放度, 开放收益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开放成本的增长速度, 从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能够提高我国的开放净收益。因此, 在新世纪中国对外开放应采取以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均衡型开放战略。
经济全球化以发达国家为主体, 建立在陈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础之上,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全球化看, 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 从投资自由化看, 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威胁; 从金融自由化看,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将因此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指导思想必须明确, 具体而言, 应当以统一国内市场作为贸易的指导思想, 以发展企业主体作为吸引外资的指导思想, 以完善货币供给机制和货币传导机制作为金融开放的指导思想。
语言观的问题是语言研究的首要问题, 是关系到语言研究的理论、目标、范围、途径、方法、重点、结果, 乃至语言政策的制定等的关键问题。但语言学家在语言观上的分歧之大出人意料。本文搜集了自十九世纪初迄今六十多种关于语言的定义, 分析了语言学家对这种分歧采取的四种态度, 据此而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明万历刊本《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三, 存有其所作《宋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墓表》一文, 引录如下: 君姓司马氏, 讳沂, 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人。其先出于晋安平献王孚, 至征东大将军阳, 始葬于河东安邑。后魏分安邑为夏县, 遂为夏县人。自唐以来, 降在畎亩, 而君之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 然累世未尝异居, 故家之食口甚众而贫无以赡。君幼孝谨, 父兄悉以家事付之, 能俭勤以成其家。当是时, 田不加广, 又未尝为商贾奇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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