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隋唐,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体制经历了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循环。后世每以汉推并称, 实则两朝的历史进程既有惊人的相似, 又有内在的连续, 更有显著的差异。其断续异同之间, 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对于明清小说的结构, 近人与清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可以发现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一个本质特征: 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摘选评点的主体部分是论说文, 探讨的主要是论说文的文法, 对叙事技法的探讨在金圣叹的批评话语中即使不是缺席, 起码也是相当淡化的。而且, 评点小说时, 金圣叹对“事”也相当忽略与淡化, 与之相对应, 他常常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由于金圣叹小说评点有着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之结构的本质特征, 套用西方叙事学、以现代叙事观念来探讨金圣叹的结构批评不仅仅是“印板”学术, 而且从研究的立足点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这样的研究格局应当改变。知道了金圣叹以论说文之文法点评小说结构这一本质特征, 还可对明清小说的结构问题及中西方小说结构论的利弊得失有进一步的认识。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虽然具体描写了日本社会这一舞台, 但读来更似一种美国小说, 比起日本文学来, 他更倾心美国文学, 在众多的美国作家中, 他最为钦佩的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与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两部作品都是探讨都市青年的内心世界的恋爱小说; 都对主人公予以高贵、滑稽、悲剧性的描写; 都以“我”的第一人称倒叙体的形式来叙述故事; 作品中都交织着各式各样的对立体: 生与死, 感伤与快乐; 幻想与现实等。可以说村上春树就是当代的菲茨杰拉德。
制约事件名词与量词组合的因素有名量距离、量词种类、量词的词语功能等。语料库调查显示, 事件名词对量词小类的选择有不同的优先等级, 而这跟不同类别量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有密切关系。如果用[+时间性]的有无与高低来衡量, 传统区分的动量词、时量词其实可细化为7个等级的连续统, 并由低至高形成4个层级。名量词也可按[+空间性]([-时间性])的强弱分出5个等级。总体来看, 事件名词倾向于选择时间不强也不弱, 即时间性居中的动量词、时量词或名量词小类。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与1953年粮食危机的出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有密切的关联。此前, 中国粮食供需的总体形势虽有所缓和, 但并没有根本好转。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粮食的需求以及稳定物价的需要, 中央政府不得不谋求新的控制粮食资源的办法。粮食危机的出现, 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个重要时机。另外, 在酝酿采取统购统销政策时, 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把它纳入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去, 以便对城乡传统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国王财政自理原则是英国基本赋税理论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它是议会约束国王征税的重要依据。一些学者依据都铎王朝中后期税收方面出现的某些变化, 提出此时国王已经突破国王财政自理原则限制的观点。本文则借助大量事实和数据, 在定量地分析了这个时期议会税收入和战争支出的基础上, 证明都铎国王仍然遵守着国王财政自理原则。
中国的电影女演员最先出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 是一个新型的女性演艺群体。她们既是文化消费的对象, 又是推动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电影女明星在现代大众传媒中诞生, 又为各种话语所交叉建构。作为被公众凝视的对象, 她们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与此同时, 女明星巧妙地利用各种话语力量重塑自身的公众形象, 展现出她们不曾磨灭却常被忽视的主体意识。
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是当前货币市场具有指导意义的两种短期利率, 分别反映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短期融资成本。这两种利率的差额过大会引起市场投机者在两个市场间进行投机套利活动, 从而直接影响到银行间市场的安全运行。因此, 对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与Shibor之差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得出其正常数值区间、关注数值区间以及密切关注数值区间等三个监测指标, 可为央行对银行间本币市场进行量化的风险监测提供借鉴。
唐代恢复并发展了“诗可以观”的“考见得失”传统, 原因有三: 推行进士制为诗人参政创造了条件, 皇帝纳谏及谏议制度促使谏诤精神的确立, 文网较松使以诗论政成为了可能。从“观风俗之盛衰”, 到“考见得失”, 是以诗干政的理论概括, 其变化关纽在唐朝。孔颖达以官方立场阐释了诗歌的功能, 杜甫、元结、白居易等都强调了诗歌的政教作用, 而皮日休道出了以“诗”言政多类“歌”的特点。唐代具观政价值的诗歌兼涉内外, 不仅是杜甫, 盛唐边塞诗和悯民诗、张王乐府、元白讽谕诗及晚唐指陈弊政之作, 都属于此类。
探讨儒家思想能否作为东亚公共哲学的基础, 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公共哲学, 并比较东亚与西方公共哲学概念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讨论东亚公共哲学能否成立的问题, 并以“和而不同”为例, 说明儒家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有利于公共哲学发展的伦理系统。另一方面, 从儒家对“异端”的看法, 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儒家和谐哲学的底蕴与宽容异见的限度。在厘清了“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的真义之后, 可以发现儒家对待异己学说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如果要使儒家与公共哲学接榫, 我们仍然必须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外国文学研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视野和采用的理论方法相关。以《神曲》研究为例, 新时期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虽然在探讨文学作品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和作家的思想感情、人生经验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但在对作品内在形式结构的阐发方面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由此可以认为, 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在形式结构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具体应怎么展开?西方现当代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虽然在文学形式探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为人们深入研究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指明了方向, 但由于它们或只强调文学形式之普遍永恒的一面, 或只强调文学形式之具体多变的一面, 因而未能揭示文学形式之变中有不变的运作规律, 未能为人们深刻挖掘文学作品的内在构造指出科学有效的路径。刘勰关于文学形式变中有不变或者说不变中有变的“通变”结构理论给人们启示了一条将结构主义对普遍性的探讨与后结构主义对变异性的探讨融为一体的独特的研究之途, 不失为一条科学有效的研究路径。
《资本论》可以美学阅读, 美学意蕴突出表现于结构形式。《资本论》结构在处理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上自觉坚持“艺术整体”的美学法则, 具体表现不仅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向, 而且在于“分流—递进”的叙述技巧。《资本论》结构最鲜明特色是贯穿辩证法逻辑程序, 从逻辑起点、范畴转换、原理联系、各卷衔接等, 都显示出“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 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资本论》结构不仅旨在阐释客观规律, 而且意在表达主体风格。《资本论》探究的并非仅是“2+2=4”意义的经济规律, 其结构形式蕴涵审美情愫。《资本论》创作作为“精神生产”, 不仅在论述内容上追求政治经济学目标, 而且在结构形式中实践了“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理念。
比较汉语音节结构传统分析与现代音系学分析的异同, 可以根据语音学和音系学研究, 在非线性音系学的框架内提出关于普通话音节分析的最简方案。亦即, 普通话音节分为首音和韵两部分, 首音包括传统分析中的声母和韵头(介音), 韵包括韵核与韵尾, 对应于传统分析中的韵腹和韵尾。介音不再被看作是音节中占有时段的实体, 而是看作声母的特征。韵不管是只有韵核还是韵核加韵尾, 都包含两个韵素, 占两个时位。普通话音节均为包含两个韵素(莫拉)的长音节。
二战的缘起, 其实还存有民族问题的潜因。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战前和战时在对被侵略国民众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同时, 一再利用有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兴风作浪, 煽动民族敌对。这是歪曲、滥用民族自决原则, 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历史例证, 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从1953年开始, 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积极与不发达国家开展贸易并提供援助, 这被美国政府认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从1956年开始美国政府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经济攻势”进行了一系列情报搜集、分析与评估工作。艾森豪威尔政府正是根据这些情报文件的信息与分析, 开始调整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 并对后来美国政府大规模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
中文信息处理中名词与名词的组合规则和组合义的求解可分析为: 两个名词之间潜在着关系“R”, 这个“R”应依据概念的特征求出。特征分“定义特征”和“情境区分特征”两种, 前者反映着概念的本质; 后者是情景产生的, 暂态的。特征具有层级性和方向性, 层级性指特征间的继承或传递关系; 方向性指特征的空间纬度指向, 如“教师”特征可指向物理实体“人”, 也可指向抽象概念“职业”。区分特征的不同性质及构成, 可揭示名+名动态语义组合和句法排序的规律, 从而为语义计算提供依据。
自由意志在消极层面是非依赖性状态, 从积极层面讲是自主选择的状态, 与人在道义上的责任性联系在一起, 是一种“二阶愿望”能力。康德在设定“自由意志”之存在的同时, 却无力使人们将这种抽象的主体的自由的“规定”真正在人身付诸实现, 关键在于他还没有将这种道德意志真正内在化, 与生命自身的良知性的动力统一起来。在王阳明那里, 道德理性与人的内在的道德情感本体是同一的, 良知本体的自我裁断和自我意志冲动, 使人的身心之间、知行之间的冲突协调并成为一个统一体, 使道德理性在人身现实化, 是为自由意志的真正实现。
从影响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的诸多外部因素来看, 美国扮演着共同威胁者、楔子驱动者以及平衡实施者的角色。但是, 在中苏同盟形成初期, 中苏双方并不认为来自美国的威胁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 只是到朝鲜战争之后, 相互之间的敌意形象才正式得以确立。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的瓦解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从根本上看, 是中苏之间关于对美观念与政策的分歧才导致矛盾的产生。中苏同盟瓦解后, 随着中美之间的相互接近, 中美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 美国只是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并寻求有利于自身的战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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