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各省人口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分布变化总体呈如下特征：一是按四区域分：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都趋于提高，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占比趋于下降，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从下降转变为略有上升；二是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略有下降；三是按南北方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比从略有上升转变为下降。结合普查年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人均GDP的省际差异总体来看趋于缩小；按四区域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差与中西部地区的低差趋于缩小，东北地区转变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胡焕庸线为界的两大半壁分，人均GDP的差距由缩小转变为扩大；按南北方分，2010—2020年人均GDP的差距明显扩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格局呈现新变化，“北人南移”的现象及其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二，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均衡不断取得新进展，也不断面临新挑战；其三，我国人口分布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有正向耦合、也有反向耦合；要顺应人口迁移流动客观趋势，进一步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国家安全治理，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体系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套体系化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运用。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理念是集中反映在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基础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的三位一体。从践行路径来看，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理念，遵循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路径，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工作，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新视角，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研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中国根”即为中药“土茯苓”(俗名冷饭团)，16世纪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被欧洲医生奉为“神木”。《中国根书简》作者为何会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以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从知识权力和学术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重点考察此时进入欧洲的“中国根”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这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都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坚定的人民立场紧密地、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诞生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经过曲折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联成一体。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医学经典，亦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础。它成为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医学知识的首选之作，20世纪之前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等译介。我们以两篇未被学界重视或发现的早期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梳理两部译文的翻译简史，通过对底本、术语和译文错误的比较研究，分析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中医认知的切入点，以期探讨中医知识西传中所存在的特殊面相。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由来已久的去美元化和美元解体的议论，更加成为很有市场的观点之一。然而，牙买加货币体系走向何方，既要从牙买加货币体系产生的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与历史中去寻找，更要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探索。黄金的稀缺性等因素决定了金本位制难以恢复，以特别提款权为代表的超主权货币缺乏信用与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本位货币。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依然是主流，通过长期演化，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等三币种本位制将可能替代目前的美元本位制；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有可能分裂为若干个货币区，当然，这种可能性较小。
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一直具有强烈的反霸权色彩。中国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反对美苏两个核大国进行核垄断，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抵制、批评的态度；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裁军与军控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重要平台。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高度重视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以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最终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人工智能这一使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表现的学科始终有着探索发现人类心智及语言能力的需求和愿望。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是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相互助益而又相互博弈的历程。人工智能以程序语言为工具，程序语言是人类自然语言的简化版本。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两个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推动了对于人类语言的认识。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成长为庞然大物。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它无处不在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也在于人工智能所倡导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当代语言学无疑会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而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搜集一手语料的研究初衷，并借助大数据思路和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的探索思路，是语言学研究者今后需要关心和努力的方向。
标注，一直就是汉语史语料库加工面对的关键问题。历代汉语史文本，贮存了极为繁杂的注解类型，这与中国经典学术传统及其形态相关。不同时代注解类型，既属于丰富的汉语史料有机部分，也构成了现实当中汉语史语料库类型学调查分析的基本课题。不同类型的历史注解，其基本内容的格式化标记，也就是所谓“标注”。历代“注解”过程中所标注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术语，遵循着大体相当的“以今律古”约定形式。这部分注解的标注形式，也就构成了当今汉语文字史语料库结构标注加工处理、标准统一的重要范畴。《史记》作为汉语史语料典范样本，历代传本附丽的注解积淀了各个时期重要学者的认知理解。通过相关文字使用年代、中介联系以及汉语史语音分化等排比揭示，可以恢复其内在联系，架构业已潜隐的线索，作出真正符合时代属性的结构标注揭示。这类年代学意义标注加工，即使对于判断一种文本传承的大致年代，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生育行为由夫妻共同决定。由于婚姻双方在生育行为中承担不同角色，面临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系统差异。不同于女性个体视角的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似不相关（SUR）回归分析方法，同时考察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并比较夫妻生育意愿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丈夫相比妻子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影响夫妻生育意愿的因素既有相似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家庭收入、现有子女数和传宗接代观念同时影响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而一些因素（如年龄、个人收入）仅对夫妻一方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另外一些因素则对夫妻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同时，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存在相互影响。这揭示了从个体视角拓展到夫妻视角研究生育意愿的必要性，由此期望推动夫妻层面的生育研究。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精准识别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有序引导劳动力空间转移以及促进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有必要结合主要人口流入地——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5—2018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城市间差异得到改善，地区不均衡性明显缩小；人口流入对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长期来看，人口流入的“规模效应”终将超过“拥挤效应”，从而显著提升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口流入对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有差异，对于超大型城市主要表现出“拥挤效应”，而对于其他城市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邻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率均能显著提升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述结论在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方向：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和迫切。为保证动能转换顺利进行，在实践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利用、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西方伦理强调道德之人的强大，否定其脆弱性，而儒家伦理则高度重视伦理之人的脆弱性，这在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人不仅小时候高度脆弱，在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而且这种脆弱性与人相伴一生，因为人始终会受到老病死等问题的纠缠。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脆弱性，所以，人们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性产生共通感，愿意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愿意帮助他者。人们在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又将自己作为一个坚强的道德主体建立起来。不过，这种坚强并没有消除脆弱性，而是在深刻体会自身脆弱性的基础上，对他人的脆弱性感同身受，从而使自己的仁心善性不断被激发出来，使自己在道德之路上坚持不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以子女的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父母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的影响，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更稳健。基于此，相关方面应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结论。基于上游数字服务中间投入和下游制造业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构建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进而对上述问题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设施与连接、支付体系等领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也越强。可见，我国应致力于削减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大制造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数字产业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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