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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民国初年省制改革的研究, 大多拘泥于机构设置的现代化或军民分治、缩小省区等枝节性问题, 因而不能正确认识改革的意义与失败的原因。事实上, 那场改革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在于对各省与中央的关系及省之行政运作的探讨: 省制改革草案的设计不仅考虑到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和各省对中央的制衡, 还考虑到省之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与联系, 并试图对二者的运作做出合理的安排。但是由于时局、民众的心理传统和自治能力的限制, 这些有益的探讨皆未能落到实处, 致使如何安排各省与中央的关系以及省之行政运作这两个问题遗留下来, 仍成为当前省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晋宋之际, 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 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 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 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 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 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 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 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与1953年粮食危机的出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有密切的关联。此前, 中国粮食供需的总体形势虽有所缓和, 但并没有根本好转。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粮食的需求以及稳定物价的需要, 中央政府不得不谋求新的控制粮食资源的办法。粮食危机的出现, 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个重要时机。另外, 在酝酿采取统购统销政策时, 中央政府一开始就把它纳入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去, 以便对城乡传统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20世纪20—40年代, 浙江省杭县塘栖等地的迎神赛会活动消退乃至中绝, 直接的原因是国民政府运用强制措施推行移风易俗的政令, 取缔民间信仰行为的政策发生效力; 间接的因素在于主持其事的传统乡绅阶层要么转趋没落, 要么正在蜕变为新的精英阶层, 迎神赛会活动失去了主导者与组织者。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乡村经济衰退, 迎神赛会之类的民间信仰活动失去了赖以发动的经费来源。
在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 “革命力量”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等秘密社会与无业游民既具有“革命性”, 又具有破坏性, 需要进行改造才能加以利用。因此, 主张将帮会定义为游民组织, 就能名正言顺地将二者都加以改造。这种做法忽视了帮会与游民组织之间不同的主要成分与特征。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这种认识又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从而影响了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因此只有不仅抛弃那些明显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而且分解那些隐性意识形态的影响, 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具有客观性、科学性。
20世纪30年代, 在上海市政府的直接参与下, 集团结婚首先在沪上出现并逐渐形成规模。从1935年到1949年, 政府在强大行政力量的支持下, 充分考虑并引导民间力量, 使集团结婚从政府举办走向政府管理。从集团结婚实行的时空范围、频率以及参加者的情况可以看出, 政府举办集团结婚具有民间力量所不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述了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历史事件及其董事会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它的成立折射了穆斯林社团为了生存竞争和维护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建立伊斯兰组织的原因。此外, 从董事会负责人及其职能部门、清真寺寺产、宗教活动、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可以看出这是上海穆斯林社团为适应上海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作出的改革努力, 因此上海成立董事会事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上海梨园之盛, 甲于天下。作为戏曲演出场所, 戏园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时至20世纪初年, 在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 戏曲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 愈加凸显出社会批判性。以新舞台的建立为标志, 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 戏园的整体氛围、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都发生了变化, 因之逐渐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场所转交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 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 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 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 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 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 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 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 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 “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 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 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 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 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苏报》原为“营业性质之小报”, 后在追踪时代潮流的过程中转成“善造风潮之报”。通过对各地“学界风潮”的持续报道, 《苏报》充分彰显了报刊传媒的社会批判功能, 并因此形成某种旨在批判教育腐败、政治专制和文化奴役的激进舆论。而后, 章士钊等人主持笔政, 着意对栏目设置和版面编排进行“改良”, 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文字, 使得《苏报》完全成为革命宣传的舆论工具。从《苏报》舆论的言论进路与话语策略来看, 实经历了一个由和缓而激烈、由教育批评而政治批判、由双向“交流”而单向“灌输”的过程。
同乡组织是近代上海的重要社会中间组织。在政府缺位和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同乡组织在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控制、冲突协调、利益维护作用。它们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外来人口的正常流入和退出, 而且也有助于外来人口的融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良性运行。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仍是今天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方医学作为基督教会传播教义的手段被带到了中国。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师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逐渐赢得了国人的认同; 其良好的示范效应促发了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和医患关系的转型。于是, 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 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庚子之变”后, 八国联军、散兵游勇以及土匪强盗在京津及其附近地区烧杀抢掠, 导致难民大增, 而清政府无力对灾民进行大力救济。以上海绅商为主组成的救济善会、济急善会等民间慈善组织, 发动东南各省民间力量, 大力组织义赈, 有力弥补了官方在非常时期社会救济的暂时缺失, 表明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非常时期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
明清时代塘栖市镇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望族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政治性积累、科举文化的发展, 则将当地望族推向繁盛的顶峰。其间各个家族虽然经历盛衰起伏, 但整个士绅家族群体却延续长达3个多世纪。19世纪末叶以后, 急剧的社会变革截断了塘栖世家名族盛衰循环的固有路径, 但社会经济转型也为家族复兴提供了契机。
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对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城市之间人口迁移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人口向中心地区---上海集聚是该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 在外围地区人口空间流动上存在南北翼之间的差异; 在各城市内部还存在着强烈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此背景下, 该都市连绵区各城市应接轨大上海, 谋求错位发展; 实施统筹发展的加速城市化战略; 加强南、北翼之间的合作; 充分利用中心的人力资本优势来实现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
1874年人力车传入上海后, 一度实现了对轿子等旧式交通工具的超越, 推动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虽然人力车的种种优势使其在机械化公共交通工具被引入之后仍然在上海的公共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 作为一种依靠人力拉动的交通工具, 人力车的废除又是历史的必然。然而, 在近代上海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 人力车的被取代终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近代上海的初期, 移民以福建、广东人为主, 但不久被江浙等地的移民所取代, 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小刀会起义有紧密关联。小刀会起义使闽粤人在上海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他们被迫转移移民路线, 下南洋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而江浙人凭借其地理优势、生活习惯优势及经营优势成为了移民的主体。同时, 小刀会起义使上海租界的格局发生变化, 由“华洋分居”转向“华洋杂处”, 租界逐渐成为移民的主要集聚地, 并加快了向上海移民的进程。
1940年代后期是江浙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顶点, 农村经济的崩溃不仅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冲突, 更强化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抗。面对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缺位、保甲重建失败、土豪劣绅和小规模割据势力的膨胀, 国家政权为了强化社会控制, 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暴力。但无论何种努力都难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 更难以遏制农村社会结构崩解的趋势。
上海地方自治是清末地方政治实践的一个亮点。民间士绅的自治诉求得到了官方的回应, 二者合为一流, 成为自治最初的合法性来源。自治实践和选举模式将普通民众纳入自治范围中, 从而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 成为上海自治合法性的后续资源。正是由于具有深厚的合法性支撑, 才使上海自治获得了制衡官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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