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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认为, 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经验意义要求”这个基础不适当：一方面, 如果接受了这个基础, 就会把某些限制强加给“重要的哲学讨论”；而在另一方面, 又会使人的思想局限在难以容忍的范围内。通过阐述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 可以探析名称的涵义与指称、意义与证实的关系, 以及“逻辑实证”的局限性等。
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对现代科学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对现代科学进行了相对主义的理解, 歪曲利用了科学哲学的一些结论, 进而否认现代科学知识具有任何认识论上的优越地位。他夸大了科学知识所面对的合法化危机, 错误理解了元叙事和效率实证主义对科学合法化的意义。特别是, 他援引的“量子力学”和非线性科学并不支持他的后现代立场, 而他所说的追求差异、矛盾、不可理解性和异调逻辑的“后现代科学”并未出现。
诠释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阿贝尔立足于普遍诠释哲学的视域，展示出许多受人瞩目的开端和新颖的立场。诠释，是阿贝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本文在勾勒与诠释概念相联系的问题史时，也将诠释哲学纳入到哲学-历史的发展脉络里去，并明确了这个进路的普遍特征。最后一部分则介绍了诠释世界多元性的独特论题。
改革开放30年来, 由技术冲击产生的经济波动作为核心波, 其波动较小并且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导因素; 而在价格运动主导下由利益驱动, 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市场主体的自发投资行为, 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从属波的特殊生成机理。从属波扩大了经济波动幅度, 导致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 产生了极大的负效应。由此可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但无法全面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和国民财富的矛盾现象。另一方面, 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也说明, 中国在宏观调控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从属波方面存在看政策缺陷, 因此, 应以经济政策学为指导, 对宏观调控政策加以改进和完善。
道德评价是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论述道德评价的功能, 分别就对行为者的道德评价和对行为以及规范的道德评价进行分析, 提出以道德价值评判前者, 而以评判者自己所持的伦理原则评判后两者的看法, 以纠正某些流俗之见, 旨在揭示评判伦理规范时的伦理自我中心困境.并对缓和这种困境提出一些建议。
罗蒂继承实用主义传统, 重新将伦理学置于哲学思考的重心。他认为, 随着真理符合论的瓦解, 传统先验道德哲学失去了合理的基础; 道德原则只能从生活经验中得到说明; 道德进步只能通过在同情的基础上将他人纳入“我们”得以实现。罗蒂的道德经验主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仅符合直观, 也得到学理上的支持; 然而他对于道德进步的解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 这种缺憾也造成了罗蒂理论自身的不融贯。
默会认识中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概念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 是范例和规则的关系。就默会能力的培养而言, 论者大多承认规则的作用, 但更倾向于范例, 认为范例之于规则具有优先性。对范例和规则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 体现的是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概要的规则观”。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 论者把建立在家族相似基础上, 注重同异比较, 通过对范例的模仿来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方法, 称作“类比思维”、“范例推理”等。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包含了一种特殊形态的默会能力.体现在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 同时, 也构成了传递其他形态的默会能力的基础。
哲学与宗教争夺欧洲思想统治权的斗争构成西方思想史的基本问题。黑格尔力图通过以哲学改造基督教的策略建立哲学的统治。尼采则通过哲学生活的重建、建立一种全新的自然哲学文化确立哲学的统治。他们的哲学策略都预设了自然的可变性, 从而陷入历史主义的困境。
本着对生命与感性的激情, 尼采天生地排斥将感性世界虚无化的形而上学, 他通过对基督教、科学和语言的分析与批判, 力图将形而上学从其避难所中一一逐出, 从而回归真实感性的生活世界。事实上, 透过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文本, 我们也可以因此来审视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机制。
克里普克对于“私人语言”问题的分析最终导致如下的结论: 没有任何基本的事实能够对语言的意义进行最终的“确证”, 只有从某个“群体”出发才能确立起对“遵守规则”进行检验的标准。梅洛-庞蒂在《世界的散文》之中更为关注新意义的创造, 并通过对“间接语言”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表达”的向度。在对“算法”的分析之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深刻异同。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 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 通俗文学变体发展, 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 女性文学, 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逼仄空间中的新文学, 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各种可能; 附逆作品充斥文坛。这些文学经验的形成, 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 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 还有艰难时世中不甘堕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这些文学经验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对其描述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 涉及到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 由此将出现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表述。
传统哲学史教材将近代哲学概括为认识论哲学, 然而, 在认识论架构中如何理解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形而上学追求?近代理性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深刻的难题是: 在接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同时如何确保人的意志自由。为解决这一难题,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努力方向是去除空间的绝对客观性, 使广延世界降为仅具有次等客观性的呈现于人的认识之前的现象世界, 于是人就有可能超越现象世界的因果必然之链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最终, 康德明确地表达了这一难题, 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努力方向也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完成于康德哲学中。
本雅明哲学既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又是对救赎的诉求。他对于纯粹语言、经验、理念和政治弥赛亚主义历史哲学的论述, 均为此目的确定一个认识论基础: 回归真理, 回归源始, 或回归到主体间的非暴力和谐关系之中。因此, 只有基于他的真理论, 我们认识他的美学才是可能的。
阿伦特认为, 西方政治哲学起源于古老的政治和哲学之争, 由柏拉图所奠基的“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以及“制作”代替“行动”的思维方式始终支配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中, 阿伦特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 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对人类事务多样性的“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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