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比较“基体说”的核心概念“基体”与如来藏思想、唯识思想的核心概念dhātu, 可以说明dhātu类概念绝非是基体之含义, 如来藏与唯识思想也就绝非“基体说”。讨论是围绕“基体”的三种最基本含义——即现象法所依存之一元性本体、常一自在之我、现象法之一元发生因展开的。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 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 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 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 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 的地位与作用, 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 没有足够的重视。
近代以来, 无论是中国佛教界, 还是日本佛教界, 都不约而同地对影响中国佛教最为深远的如来藏思想展开了反思, 甚至批判。中国方面的主力先是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吕, 其后是印顺法师; 日本方面, 一开始主要围绕着《大乘起信论》以及《楞严经》的真伪展开,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有“批判佛教”思潮集其大成。其实, 这一思潮所指责的如来藏是“实体”、“基体”, 如来藏思想是受“神我”说影响而来等等观点都是站不住的。而将如来藏思想当作在印度大乘佛教独立的“第三系”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日本当代的“批判佛教”思潮对佛教教义进行审查, 提出了“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两大议题。对这两大议题进行反审查的可能进路是: 一是审查“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的“基本教义”, 然后以此为“佛教标准”来判断“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是否恰当?二是退一步, 权且承认“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标准”是正确的, 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审查“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是否违背了“缘起论”, 是否是佛教?审查的结论是: 无论在哪一条进路上, “批判佛教”的两大议题“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都是不能成立的。
20世纪以来, 针对中国佛教如来藏、本觉思想的批判已经形成一股风潮, 其中, 内学院吕与日本“批判佛教”是批判最为彻底的两个代表。吕归宗瑜伽唯识学, 将受如来藏、本觉思想影响的中国佛教诸经论统统判为“伪经伪论”; 日本“批判佛教”则认为如来藏、本觉思想带有一种“基体论”、“实体论”倾向, 因而是反佛教精神的“非佛教”。回应批判, 不仅需要在义理层面论证如来藏、本觉思想的“合法性”, 也需要将义理之辨与立场、方法论以及现代性的反省结合起来。同时, 以“批判”为契机的中国佛学自身反省也应该成为回应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 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构成了冯契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从德性论的角度对之加以分析, 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思想的内涵与特性, 及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诸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史观,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哲学问题上, 强调哲学要关注时代的问题; 二是在哲学传统上, 提出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 三是在哲学研究视域上, 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 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更广阔的视域。这一哲学史观, 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冯契在批判、继承中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 建立起系统的关于艺术及美学的思想理论, 主要内容涉及当代美学研究的三个重大问题: 即艺术、艺术品和艺术家。艺术或艺术活动就是人与自然、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 艺术活动以感性对象作为中介, 这种感性对象一定是个性化的、体现了人的个性自由, 因此艺术又是自由的活动, 这种自由的艺术活动是将艺术理想化为现实。通过对冯契美学思想的解读, 可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当代价值。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 究其原因, 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 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 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 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 “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 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 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 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 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在国民党1927年后确立的训政体制中, 以党政平行作为地方党政关系原则, 结果导致抗战前地方党部的边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设计和政治理念, 党员素质低和党部自身缺陷也是重要因素。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党的吸引力和引导力下降, 党的形象和权威受到损毁, 并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 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 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 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 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 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 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港式中文”, 是社会变体、地域变体和功能变体的综合体。它以标准汉语为基础, 同时又长期而且多方位地受到粤方言、英语和文言文的影响, 具有鲜明的香港特色, 是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中间书面语。讨论“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性质和特点, 对探索共同语、方言以及外语的交融和影响, 探索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 探索语言变体的形成,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间在语言中有两种表现形式, 即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呈现性时间是本源性时间, 是语言单位内部的时间语义特征在特定场合的呈现; 指称性时间是派生性时间, 是对呈现性时间提取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呈现性时间可以通过有标记和无标记手段转化为指称性时间。建立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这两个概念可以为时间范畴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 可以解释相关的语言现象, 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
《广韵》是汉语中古音系的代表, 也是给历史汉字标注现代读音的语音依据, 《汉语大字典》就是以《广韵》为基础标注今音的。然而我们通过《广韵》核检《汉语大字典》注音时, 也发现它在注音方面的种种失误, 有的涉及到注音的标准与原则问题。
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 运用格兰杰(非) 因果关系分析法、弱外生变量分析法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 尽管中国金融改革是滞后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 但在1992—2004期间, 金融发展的确已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长期, 尽管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都对经济增长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 但股票市场对GDP的影响力明显强于银行部门对GDP的影响力。
对资产重组样本公司进行事件收益分析后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短期累计超常收益, 但不同的重组方式之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重组绩效。同时, 样本公司累计超常收益的大小, 受到样本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以及流通股规模的影响, 相对而言, 业绩较差公司和流通盘较小公司的反应更为强烈, 出现了累计超常收益的较大波动。
通过对研究货币危机的博弈论分析框架(Metz模型) 的修正, 可探讨本币升值与开放中资本账户管理之关系。研究表明: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则本币升值压力越大, 反之升值压力则越小; 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变时,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本币升值压力越小, 反之升值压力则越大。这一结论相当程度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我国资本账户管理的基本原则: (1) 拟维持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变时, 应加快深化金融改革, 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步伐; (2) 拟稳步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度时, 应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关于资本流动、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3) 尽快建立起有效的东亚汇率协调机制。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以利率作为影响资本在各国间流动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为假定前提的, 但在证券市场开放和国际化背景下, 证券市场的行情常常成为影响这种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而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又往往是与利率变动方向相反的。这就使得BP曲线有时呈现负斜率状态, 从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传统形态会发生某种变形。在负斜率BP曲线状态下, 财政、货币政策效应会呈现新的特点。另外, 金融创新对该模型也会产生影响。这些分析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建设都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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