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 素被称为“恶的导师”。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的思想核心是“自由”, 终极目标是创建共和国。他批判地吸收了古典共和主义自由的观点, 创造性地从自由国家、公民美德这两个方面, 论述了自由与政体、美德、法律、风习和宗教的关系, 他的自由观对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具有某种矫正作用。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观念冲突的视角可以进一步发现休谟的“自由观”与弗格森的“自由观”之间的分野。与休谟置身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传统不同, 弗格森从属于共和主义的积极自由传统。由于两者在自由观方面的这种二元对立, 从而产生了“德性之治”与“法律之治”、“公域”与“私域”、“和谐”与“冲突”、“制度”与“精神”之间的对立与紧张。
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他不像前辈思想家那样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政治性原则, 而是从自身的时代出发将自由理解为一种社会性原则, 认为社会的专制远胜过政治的压迫。由此, 密尔对自由作了新的理解, 将之定义为社会权力的合法使用。其目的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免遭社会的侵害, 捍卫个性和社会的多样性。通过呼吁个人的自由, 密尔将政治的自由转变成为了社会的自由。
格林认为自由不是原子式个体的占有物, 而是社会主体自我实现和增进社会共同善的能力。自由只有在社会中, 通过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社会可以且有义务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善, 而个人有权也有责任参与社会体制的建设。但个人价值依然是自由的最终价值标准。在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 格林把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 变早期的消极自由观为积极自由观, 既推进了自由主义的演进, 又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关系。
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 并认为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会导致自由的反面。伯林的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自由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 将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看作是实现积极的自由的必要条件, 认为人有在不同方向间选择行为的自由与能力。同时, 他关于逃避自由的分析也破解了伯林消极的自由不会走向其反面的观点。
斯徒卢威是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他的“伟大俄罗斯”的国家理念是建立在保守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复兴的独特纲领, 是关于个人、民族、国家、历史的继承与创新的思想, 他呼唤依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有爱国主义力量的创造性的活动建立新的国家体制, 吸引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参与国家生活, 克服政权与社会文化因素、人民之间的脱离, 保障各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的实施, 推动俄国实现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自由, 保持民族传统和价值。“伟大俄罗斯”是斯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 是向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同时是20世纪俄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之果,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其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特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螺旋式复归, 它既是对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 又是对前者的扬弃。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 将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到人道主义思想之中, 是对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价值导向偏离的矫正,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未来的实践方向。
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过三种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 指统治者用法律来统治, 法律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 统治权力的根据是统治者。二是依法治国, 指法律统治着国家, 统治者根据法律获得其统治权力, 并且依照法律进行统治, 统治权力来源于法律。但是, 依法治国的法治也有两种, 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 权力意味的是支配和强制; 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 权利意味的是自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法治, 即以权利为本位而赋予、尊重和维护着权利的法律来统治, 由这样的法律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宪政是政治学和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逻辑上看, 宪政以宪法为基础, 只有当宪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宪政的精神要义, 即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相一致时, 宪政的实现才成为可能。然而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的精神要义总体背离, 基本成了确认军阀独裁合法化的工具。反思近代中国宪法缺失宪政精神要义的表现和原因对于当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宪政理想有着重要意义。
台商在大陆投资创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 但是以隐名投资纠纷为代表的涉台法律争议却持续增多。由于立法的缺失和法律研究的不足, 使得对隐名投资行为法律效力的认定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司法疑难问题。虽然最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专门规定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问题, 但是该条文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急需予以完善, 从而明确我国认定隐名投资法律效力的原则和方法。
行政复议作为相对方获得救济的重要制度, 在我国并未设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为此, 通过与外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比较以及对行政复议法立法定位和理论模式的考察, 从而探究不利变更在我国行政复议中存在的缘由, 探索现状之下不利变更的存在方式。
《迦因(茵) 小传》从它的全译本刚一问世, 就在当时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研究界在事实辨认与评价上也出现争论。杨紫、包天笑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比较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 究竟删节了哪些内容, 是否为故意删节, 这是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所在, 也是如何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没有认真关注杨、包译本, 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从叙事学关于行动元模式看, 在窦娥悲剧诸种因素中, 窦娥冤死的“冤头”只能是判处窦娥死刑的楚州太守桃杌, 这是《窦娥冤》运用脸谱化的基本手法, 通过桃杌声称“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言”而省略他收受金银的“行”, 又通过桃杌在审判中偏袒张驴儿的写意性叙述等, 体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倾向。因此, 认为桃杌是“清廉但平庸”的官吏, 对“取证技术局限”和“法官的智识局限”是窦娥冤死的“冤主”, 都不是切合作品实际的。
《御览诗》为现存少数唐人选集的一种。编选者令狐楚在中晚唐之交的政坛、文坛上均有相当地位和影响, 其奉诏纂进的《御览诗》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从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对诗人的选择和对诗歌的选择三方面入手, 可以看到: 《御览诗》虽多取大历、贞元诗人作品, 倡导的却不是声浮气薄的大历风气, 从其对气格和风情的追求上都体现出元和诗坛的风尚。《御览诗》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出发点来考察元和诗风走向。
芥川龙之介后期反战系列小说之首篇的《将军》, 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 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 辛辣讽刺了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 矛头直刺日军偶像乃木希典, 而这一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发出, 是在日本本土中心发出, 是由身为日本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发出。其中的反战意识与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之颂战思想针锋相对。仅此一篇足以评断, 芥川龙之介可谓敏锐、真诚、勇于抗争军国主义的作家。他之被奉为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偶像, 从中国读者的立场观之也值得欣慰。
莎士比亚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良心是与他的创作冲动相伴相生的。与作者的其他历史剧和悲剧相比, 《麦克白》对政治的审视更微观、具体, 它透视了“政治动物”非常“政治”的心。历来的莎学者较少注意到《麦克白》作为政治悲剧的分量, 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 是许多论者下意识地将政治与道德(善恶) 斗争划上等号, 忽视了文学中政治话题的独特认知价值。《麦克白》中深藏着非常有颠覆性的政治信息, 它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封建政治血腥与虚伪的本质。封建政权的支柱之一是它特有的话语系统。在由封建王权所主导的话语系统中, 野心就是罪孽, 麦克白因而被贴上了恶魔的标签。
现代财务报告的发展经历了100多年的演进。早期, 在“资产负债表”是唯一财务报表的情况下, 会计报表主要用于揭示各资产和权益项目, 而不是反映它们的现行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第二张主要财务报表“损益表”。此后, 又出现了第三张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这样, 早期的会计分类账演进成今天的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报表的财务报告体系。从发展趋势看, 发达国家已出现“第四张表”, 以报告全面损益; 同时, 还开始采用经营报告语言扩展系统(XBRL) 在互联网上披露企业财务报告。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对FDI进入一直实行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 但FDI进入带来的效应是复杂的, 有正有负并且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 我国利用FDI已步入一个隐形的拐点区, 在这一拐点区内, FDI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 如果不加以适当调整, FDI带来的负效应有可能超过其带来的正效应。在此背景下, 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正效应、克服负效应的措施, 实行基于内生式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的FDI引入政策。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 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 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 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
人力资本流量指标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吸收能力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留学回国率和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量的代理指标, 与传统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 如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政府教育投入一起, 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FDI和人力资本相结合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 尤其是留学回国率以及外资就业率与FDI的结合, 其正效应更为显著。我国利用外资的策略应注重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而且其关键在于鼓励人力资本在国际间以及内外资企业间进行有效的流动。
发展中国家总是面临着是按初始比较优势还是按潜在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两难。发展中国家按初始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不一定能使贸易利益增加, 而按潜在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学习效应强的产品则能得到动态贸易利益。虽然外部效应下的产业内贸易模式仍依赖于要素禀赋状况, 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 一国在某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关键取决于所选择产品的“干中学”效应是否强。在外部报酬递增和产业内贸易的情形下, Rybczynski定理和Stolper-Samuelson定理是否成立依赖于外部报酬递增产出弹性的大小; 同时, 产业内贸易福利是否增进也依赖于双方贸易产业的外部报酬递增弹性的大小。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入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