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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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情感：以阴阳观之

[美]迈克尔·斯洛特

2021 (2):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1

摘要 ( 187 )

HTML ( 504 )

PDF(596KB) ( 159 )

通过更新并在哲学上纯化中国古老的阴阳概念，心灵或心可被视为阴阳情感实体。这种被更新或纯化后的阴阳观可使我们更好地解释所有功能良好的心的概念结构，从而为心、信念、欲望、价值、道德敬重、理性乃至非理性奠定情感基础。据此言之，西方对心灵的理解以及标准的分析哲学对信念的看法需作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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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的知行合一起点何处寻？——论“生生”伦理与哲学何以可能

刘悦笛

2021 (2): 10-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2

摘要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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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69KB) ( 181 )

“生生”具有创造性、过程性和生命性的三重基本内涵，但“生生”伦理与哲学试图以生生为本，就要直面三个相悖问题：首先，生生的“创造性”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即无而有”；其次，生生的“过程性”并非仅是过程，而与“存有”互生；再次，生生的“生命力”不只天成其性，而重“人文化成”。中国伦理与哲学有着与“生生”之途不同的知行合一的“创生”之路。中国人的伦理是“做”出来的，它既不是“思”出来的，也不是“觉”出来的，它既不是来自理性的“理思”，也不是来自感性的“心性”，超越了所谓“知什么”与“知如何”之争，由始到终皆归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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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近代儒家伦理话语体系的古今之变

胡芮

2021 (2): 22-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3

摘要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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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52KB) ( 88 )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纳以分科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传统伦理话语不再构成主要的“道德知识资源”。在吸收西学和创新传统中，中国道德转型从理论建构与社会改造两个维度展开。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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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徵祥与顾维钧之传承与交谊

唐启华

2021 (2): 30-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4

摘要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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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徵祥与顾维钧均为近代中国职业外交官中的佼佼者，然二者历史际遇却大不相同。陆徵祥经历了中国国际地位最低落的谷底阶段，饱尝弱国外交之痛苦，经手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外交事务，一生低调，但是他能忍辱负重，韧性十足。顾维钧则一生传奇，声誉崇隆，见证了中国外交由谷底逐渐向上爬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两人对中国在近代国际组织参与上有相当的传承关系，也都重视国际公法，极力维护国权，外交政策上都注重防日，在外交战场上不断与日本外交官交锋。顾维钧是不世出的难得的外交奇才，陆徵祥则更能代表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种种特色。他们的人生履历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有世代交替的意义，也表征了近代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历程及代际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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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许纪霖

2021 (2): 44-6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5

摘要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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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46KB) ( 140 )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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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学术评议：超前制度设计的失败

张剑

2021 (2): 62-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6

摘要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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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度的初建，给文人学士们极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以学术独立于政治的理念要求政府仿照西方先进国家制度设立函夏考文苑或学士院，进行学术奖励与研究。但是，政府却以选举参议员的欲求设立学术性社团中央学会；后更有奖学基金、学术评定会与学术审定会等筹设以开启学术评议工作。无论是文人学士们欲借助政府力量达其学术评议理想、政府欲借助学术力量完成其政治目标，还是政府想通过制度设计来开启学术评议，除当时混乱而动荡的政治、社会经济局面而外，相对当时毫无近代学术根基的现状，自然都是超前的制度设计，失败从开始就已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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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胡键

2021 (2): 74-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7

摘要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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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815KB) ( 112 )

语言是构建话语的关键性因素，话语是语言的运用。语言具有指向性、传播性、描述性、逻辑性、民族性等功能和特征，如果在运用语言时忽视了这些功能和特征，就会产生相应的“问题话语”。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诚然，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特的话语，但中国话语的目的就是要试图说服世界，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即如何运用语言来说服世界才是最关键的。社会科学知识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另一类是全球的普遍性知识。一方面，由于普遍性主要是来自西方，所以东方国家长期来面临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本土化知识必须要走向世界，使之转化成为普遍性知识。中国对外传播就是中国本土化知识走向世界并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鉴于此，中国话语必须要具有可对话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此外还要克服话语的自恋、孤僻、偏执和对抗性，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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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视觉翻译：概念、议题与个案应用

吴赟, 李伟

2021 (2): 84-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8

摘要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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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50KB) ( 134 )

由于异质文化体系间语言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传统意义上以语言符号转换为主的语际翻译造成的文化稀释难以避免，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鉴于此，文章提出视觉翻译概念，解析了视觉翻译的四大核心议题，并以《中国绘画三千年》及乐府诗《木兰辞》的对外传播为个案，描写了文字、图形、图像与视像的信息重构对于目标语受众解读中国优秀文化的推动力，揭示了视觉翻译的多符号体系互动对于文化话语传播的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启发相关传播主体要最大程度减弱文化稀释现象的不良影响，打造融通多种视觉符号的传播链条，推动视觉翻译策略的深入运用，使得中国文化话语的对外传播更具感染力、亲和力与可对话性，实现中外文化的真正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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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报道中的误导性行为

甘莅豪

2021 (2): 93-10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09

摘要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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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0KB) ( 189 )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新闻行业长期存在一种试图逃脱行业谴责和法律惩罚的报道方式—误导性报道，即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报道者能够正确了解新闻事实，但在主观上不真诚地利用真实陈述引导接受者对新闻事实进行错误理解的报道行为。这种报道利用人际交往中“码本失衡”原理，可以在遵循“报道事实”新闻行为准则的前提下，进行信息操控，吸引读者、说服读者，甚至误导读者。基于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视角，误导性报道呈现为三种类型：违背数量准则型，违背关联准则型，违背方式准则型。“真实性”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新闻业最本质的特征，而“误导性报道”表明“真诚性”亦应是考量新闻专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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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风险感知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研究

徐延辉, 赖东鹏

2021 (2): 104-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0

摘要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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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268KB) ( 208 )

随着社会风险加剧和人们精神压力的不断增大，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从民生视角出发，利用CFPS2016调查数据，可以探讨民生领域的风险感知对不同阶层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关联问题：第一，民生风险感知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和社会保障层面风险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二，社会阶层越高，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就越高，风险感知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就越大；第三，虽然随着风险感知程度不断上升，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精神健康差距在缩小，但是由于收入、财富等资源的累积作用，处于较高阶层的居民依旧保持相对较高的精神健康水平，风险感知的影响呈现“阶层化”与“去阶层化”并存的新趋势。据此，可以提出提升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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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失独老人脆弱性研究——基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调查

熊琼, 刘敏, 申琳芸

2021 (2): 117-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1

摘要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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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68KB) ( 163 )

基于“脆弱性—反脆弱性”的理论视角，考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发现尽管上海政府与基层社区的迅速反应、医疗系统的稳健有序以及多元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对失独老人平稳生活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保障作用，但是失独老人在此过程中还是凸显出身体与心理情感上的脆弱性，其具体表现为失独老人对医疗照护、生活照护和心理照护三方面的社会依赖。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其一，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确保政策的可及性；其二，积极调动社区能动作用，赋能激活社会组织，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即在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责任的同时，发挥“三社联动”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源供给为导向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增强失独老人的复原力，以期减弱失独老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及未来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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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工作的标准化——以上海的三个机构为例

何雪松, 刘莉

2021 (2): 127-1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2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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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63KB) ( 104 )

技术治理下的社工机构日益行政化。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其整体管理的行政化，而忽视了服务管理行政化。以上海的三个大型官办社工机构为例，考察在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工机构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标准化态势，可以发现：社工机构呈现出较强的标准化趋势，体现为管理架构趋同化、定向购买常态化和服务管理技术化。这一方面提升了社工机构的效率，从而更好对接政府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带来技术治理的困境—结构惰性、行政效率和多重管理，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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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治理：基层权力的非正式关系运作及其实现机制——以S市信访社工实践为例

吴同, 胡洁人

2021 (2): 137-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3

摘要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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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关系个体化是造成危害中国社会秩序基础的原因之一，也令基层治理面对巨大的挑战。通过我国S市信访社工实践的考察研究，从“非正式关系”重构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运作方式与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国家在冲突性基层治理中正从前台走向幕后，并更多借助社会力量来调动社会成员的情感，重建社会关系，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探讨“柔性治理”方式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功能以及可能存在的困境，可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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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居住与农民工工资——来自CLDS数据的实证

叶俊焘

2021 (2): 146-1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4

摘要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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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居住对移民经济结果的影响至今在学术界仍充满争议。在中国背景下厘清这一问题，既有利于为后疫情防控时代“双循环”战略夯实内需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的本质要求。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中的农民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展开实证，探析聚集居住对农民工工资存在的影响及其程度和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聚集居住使农民工小时工资增长了50.8%；第二，影响机制上表现为聚集居住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对本地技能的学习，但却更多地为农民工提供了人力资本溢出和社区网络支持；第三，正向影响在中等偏下和高工资农民工，以及男性、高技能和自雇农民工中尤其明显，社区网络支持对此显示出关键作用。上述结论对正确认识“城中村”“棚户区”等聚集居住社区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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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泡沫抑制了生育率复苏吗？——论生育率与房价的动态因果关系

张樨樨

2021 (2): 164-1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2.015

摘要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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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住房是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之一。通过解析生育率与房价之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规律得出的分群体生育调整对策，将更具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向政策意涵。为此，选取2000—2018年长时间链条的住宅均价与出生率数据，采用拔靴分样本滚动窗口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生育率与房价的双向影响具有时变特点；生育率对房价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博弈结果；房价快速上涨在特定时间段内对生育率提升的抑制作用显著。政府相关部门可针对有房与无房两类城镇育龄群体及农村居民对症下药，包括适当放宽有购买能力、有房育龄群体的购房限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及房屋改造补贴；因地制宜建设“稳租金”商品房，匹配育孩数量为无房育龄群体提供租金及购房优惠；完善农村地区宅基地灵活配置机制，从而击碎生育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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