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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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范围内——有关科技与人文的一些思考

何怀宏

2021 (1):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1

摘要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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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26KB) ( 120 )

当前人类科技与人文、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提醒我们恰恰需要思考今人已经很少思考的人性问题。今天人类将要面对的重大危险可能恰恰是来自人类自身。人性中包含着一种理想性的可能，但也标志出一种可行性的限度，确定了我们所能期望和作为的大致范围。人性可善，人类向善。但人类是否可能普遍和无限地完善呢?单一方向的无止境的进步已经构成一种现代“迷思”，推动着高新技术逾越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和高调道德逾越人类可以承担的范围。所以，循环地改善和不断地平衡之路并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我们还可以考虑接受一种基本的普遍道德规范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在价值追求方面也需有所调整，从一意追求控物能力和满足物欲、体欲转向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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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智技术的“控”与“辅”——老子思想在当代社会管理中的价值

郦全民

2021 (1): 1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2

摘要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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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461KB) ( 102 )

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着有组织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数智技术均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遵循“道法自然”的原理，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采用自组织模式更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数智技术则可成为实现“无为”思想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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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在”——《庄子·人间世》的主题及其内蕴

杨国荣

2021 (1): 21-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3

摘要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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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名言的运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庄子首先关注于名言、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消极作用。“名”和“知”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使如何建立合理的交往关系成为需要正视的问题。以“内直外曲”为总的原则，庄子又具体区分了交往过程涉及的三个方面，即：“与天为徒” “与人为徒” “与古为徒”，并将注重之点更多地指向个体自身的提升。以自我为交往的出发点，涉及对自我本身的理解和涵养。在关于“心斋”的论述中，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考察，与之相涉的是“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人存在于世，同时涉及广义之“用”，在庄子看来，后者可以区分为两类：对他物之“用”与对自身之“用”；对他物或他人无用，对自我则可能有大用。庄子以树喻人，将无用于他人和社会，视为达到人的内在价值的前提，其中既有消极的一面，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对自我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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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义利之辨”的二元范式

刘静芳

2021 (1): 30-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4

摘要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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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40KB) ( 56 )

传统的“义利之辨”在处理利益与道德关系问题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与“义利之辨”的“义-利”二元范式密不可分。在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突破“义-利”二元范式的一个方向，是将义、利置于“道”的视域下，形成一种“道-义-利”范式。“道-义-利”范式是一个“以道观之”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的“以道观利” “以道观义” “以道观义利关系”等新视角，有利于旧范式缺陷的克服，有利于“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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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古曲定名新证——兼论春秋战国新声的兴起及其地域特征

徐渊

2021 (1): 38-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5

摘要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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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文选》所录宋玉《对楚王问》一文中“下里巴人” “阳阿薤露” “阳春白雪”指的是《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六首古曲的曲名。根据新旧出土资料，可以论定《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实为三首古曲的曲名。由于汉魏人在征引这些曲名时的特殊习惯，使得后世的学者误将《对楚王问》中所引的曲名当作六首古曲。厘清古曲曲名对于重新认识战国时代的地方新声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雅乐的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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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驻韩美军裁减问题与美韩关系(1948-1979)

梁志

2021 (1): 46-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6

摘要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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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954KB) ( 116 )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代，驻韩美军都是美韩同盟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最具争议的事项便是驻韩美军的削减。“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美韩两国在驻韩美军的裁减或撤出问题上屡次爆发争端甚至信任危机，该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双方战略认知方式的差异：美国削减驻韩美军的决定或动议源自于华盛顿对全球、亚洲和朝鲜半岛事务的多重考量。与美国“由面至点”看待驻韩美军问题不同，韩国采用了“由点而面”的视角，认为驻韩美军的削减乃至撤离意味着美国对韩国安全承诺的下降以及在亚洲和全球反共决心的衰退。绝大多数情况下，青瓦台在驻韩美军削减或撤出议题上并无否决权，阻碍驻韩美军裁减的首要因素是华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不同立场。时至今日，战略认知方式相左与话语权不对称仍旧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基本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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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禁止核试验谈判(1957-1960)^*

刘子奎

2021 (1): 57-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7

摘要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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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37KB) ( 72 )

核查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禁止核试验会谈中引起最大争论和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障碍和挑战。尽管核查是核裁军协议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在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把禁止核试验与对苏冷战结合起来，核查从而被高度政治化，异化为打开苏联社会大门的手段和美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借口，成为实现其军事和政治外交战略诉求的工具和冷战的有吸引力的抓手。苏联同样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对美冷战的工具，尽管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但始终坚持核查是不必要的。由于无法找到共同立场，会谈常常陷于相互指责中，导致不断出现中断危机，最终因为U-2飞机事件而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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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美国在意大利的核部署

陈波

2021 (1): 67-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8

摘要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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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新的对外战略指针，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与联邦德国和法国不同，美国同意大利的核存储谈判进展顺利，并于1956年在意大利存储第一批核元件。然而，意大利拥有核武的热情并未就此熄灭，一方面积极推动与联邦德国和法国合作研发核武器，一方面敦促美国在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意大利宽松的国内舆论环境也为美意双方最终达成导弹部署协议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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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迈向现代民俗学之路

徐赣丽, 周星

2021 (1): 74-75.

摘要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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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国民俗学”到“世界民俗学”

高丙中

2021 (1): 76-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09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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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俗学中所讲的“民俗”概念从学术实践来看是一种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协商基础上的集合概念，这一协商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包括重新界定和学术批评双重内涵的过程。同时，这种学术建构也决定了其可以在新的学术背景下被重新建构。现代民俗学预设了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是“一国民俗学”，日本学术界在自己的学术脉络中提出“世界民俗学”，因应了全球化影响下民俗生活与民俗研究学术的发展，是民俗学的增量事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以“世界民俗学”为目标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需要新的学术伦理，如此才有望建立一门超越“霸权”的世界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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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俗学应该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

周星

2021 (1): 81-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0

摘要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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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俗学，在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民俗学既有的传统理念、范式和方法论等，也因为需要直面当下普通民众极其多样性的生活文化实践而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近年来有关“现代民俗学”的讨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在将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予以对比的基础上归纳现代民俗学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成长，必须要将“乡愁”和“本真性”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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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俗学如何可能

徐赣丽

2021 (1): 89-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1

摘要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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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在现代语境下有诸多局限。中国民俗学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洪流，对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当代民俗新变，进行新的理论和方法建设，这是民俗学当下学科转型的迫切任务。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巨变，呼唤现代民俗学的诞生。现代民俗学不是一个学科领域，而是针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对充满现代性的都市社会以及其中新生群体的研究是探索现代民俗学的可能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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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的几个关键词

李向振

2021 (1): 96-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2

摘要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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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本质是将民俗学视域从“过去的”转向“现在的”。这一转变既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需要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的现实需求，又是民俗学在面临学科困境时的自我救赎之途。面向现代性的民俗学，需要对“传统” “城市化” “互联网技术” “全球化” “日常生活”等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重新确定现代民俗学的总体性问题意识。同时，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以往民俗学过度强调“遗留物”的局面，从而在最为现实的层面真正做到拥抱日常生活，并给出专业而深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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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新都市民俗学”之路——从日本都市民俗学及其问题谈起

【日】中村贵

2021 (1): 102-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3

摘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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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至1990年代，都市民俗学是在日本民俗学界掀起的热门话题。对传统都市、都市祭礼、都市传说、公寓住宅区等研究，从个人史与个体体验的角度探讨普通人的都市生活等，这些都市民俗学的“尝试”，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今社会，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解体，全球化、信息化等现象全面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俗学者可以对都市空间、都市社会及都市民众的生活视而不见。反而，我们有必要通过讨论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超越以往研究范式并探寻新的范式、理论与方法，从而探讨现代民俗学的方向及其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民俗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实验室”，也是转向现代民俗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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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热点与舆论话题的民俗——当代民俗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邓苗

2021 (1): 107-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4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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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热点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最集中的表现领域之一，民俗自身的公共性、集体性和超时空性与民俗的外在环境变迁、民俗自身的变迁是导致民俗成为社会热点与舆论话题的重要原因。民俗热点体现了民俗传统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重要体现。以民俗热点的研究为契机，突破民俗学的学科界限、提高民俗学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解释力是民俗学应对社会挑战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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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学理、必然与功能

李正图

2021 (1): 115-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5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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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335KB) ( 48 )

政府坚持何种产权原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的辩证统一，其中的客观基础是指生产力、所有制经济和产权，其中的主观条件是指政府坚持的生产力原则、所有制经济原则和产权原则。基于这一学理框架以及前期相关研究，可以明确，新时代中国政府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既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具有理论合理性、逻辑必然性、实践和政策有效性；新时代中国政府坚持公有产权主体原则，具有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确保非公经济、非公资本、非公企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等经济功能。由此也可推论，尽管“竞争中性原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之一，但由“竞争中性”推导出“所有制中性”是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的；所谓“所有制中性”，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是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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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重污染企业绩效

杨蓉, 彭安祺

2021 (1): 129-1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6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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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2-2018年我国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且环境规制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技术创新在上述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效率优先型企业和效率导向型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环保优先型企业和环保导向型企业的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环保导向型企业的企业绩效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以及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和提升绩效，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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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覆盖、现金流风险与股价崩盘

裴平, 傅顺, 朱红兵

2021 (1): 142-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7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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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崩盘风险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稳健运行面临的“拦路虎”，受到了学术界及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纵观已有研究，鲜有文献从公司现金流风险角度探讨股价崩盘。有鉴于此，以2002-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现金流风险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展开实证检验，其结果显示：现金流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正向关系，即公司现金流风险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覆盖与股价崩盘风险也有显著正向关系，即分析师覆盖越多，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并且分析师覆盖强化了现金流风险与股价崩盘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分析师并没有起到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从现金流风险视角揭示出股价崩盘的原因，而且为认识分析师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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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文化价值取向、跨文化互动能力与创新绩效——基于上海跨国研发企业的实证

易凌峰, 刘思婷, 宋婕, 李腾

2021 (1): 155-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1.018

摘要 (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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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员工文化价值取向视角，以跨国研发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上海地区跨国研发企业157位员工样本的调查，实证分析跨国研发企业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差异对个体创新绩效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跨国研发企业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对其创新绩效影响显著。其中，低权力距离、弱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柔性文化和长期导向文化价值取向对员工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使用分层逐步回归方法就跨国研发企业员工跨文化互动能力对员工文化价值取向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跨文化互动能力能够显著正向调节低权力距离、弱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文化价值取向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上述结论在理论上可以丰富中国文化情境下员工文化价值取向差异与管理的实证研究；从实践来看，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及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背景下，可为我国研发企业国际化、跨国研发企业在华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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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21 (1): 169-174.

摘要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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