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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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中的历史与规范性：以罗尔斯为例

[英]理查德·伯克

2021 (4): 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1

摘要 ( 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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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论述激发起了学界持续经年的讨论。如何在思想谱系的梳理中理解罗尔斯所承继的思想传统，解析他与休谟、康德、伯林等思想家之间的异同，值得深入探讨。从反对“一元论”出发，罗尔斯在多元和稳定的视角下思考“正义”的实现，构建起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模式”。理解和推进罗尔斯“正义论”的一种更好方式，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从规范性维度做出理论论证，还要针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语境加以分析。考察现有类别的适用性，评估力量平衡的变化，引入社会转型这一实际的历史发展运动，并对社会运动的政治化进行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也许更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正义”的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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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规范与德性——再论休谟的正义论

龚群

2021 (4): 14-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2

摘要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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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56KB) ( 103 )

休谟的正义论在西方正义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休谟既持有人性二元论，即人类有着对他人仁慈（仁爱）本性或同情的情感与自私本性和情感，但又认为人从根本上看是自私的。在休谟看来，人的这样两类情感或本性产生两类规则或德性，一类为自然的，另一类为人为的。人为的规则或德性从根本上看，起源于人的自私本性。正义是为了限制人的自私本性从而使得人们相互有利而订立的协议前提下产生的。休谟主要讨论了正义的三种法则，但他只是在第三种法则即履行诺言而产生的道德感意义上讨论了正义的德性。不过，从整体上看，休谟关于正义起源的思想观点前后矛盾，即他在《人性论》等处讨论原始契约，但却在相关论文中基本否定原始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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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解读《资本论》的合理性考察——对阿瑟体系辩证法的批判性分析

陈永杰, 谭晓婷

2021 (4): 24-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3

摘要 (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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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法”学派的克里斯多夫·阿瑟不满于对《资本论》的教条式解读，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对《资本论》进行了重建。阿瑟创造性地提出了体系辩证法，以价值形式为载体建构起了“辩证必然性”，以此阐明价值形式转换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生成过程。应当说，阿瑟的体系辩证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价值形式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然而，由于阿瑟是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出发，并且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讨论价值形式的演进历程，忽略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否定性、批判性等历史性原则，因此阿瑟不能不陷入将辩证法囿于形式层面抽象解读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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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休闲观与劳动观的重塑——兼论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必要性

成素梅

2021 (4): 33-4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4

摘要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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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蔓延凸显了自然界对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无情报复和对贪婪人性的巨大挑战，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摒弃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桎梏，确立人的精神自立和行动自律的过程，而且是回到生活世界，解构休闲与劳动二分的异化观念，使休闲成为劳动的新境界和揭示生命意义的过程。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重新理解休闲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劳动的过程。休闲是使生活充满乐趣和富有幸福感的触发器，是在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选择成就自我和发现生命意义的风向标。因此，只有休闲式的劳动，才能赋予生活全新的格调。智能革命的深化发展为休闲与劳动的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休闲与劳动的融合则进一步提供了人文为科技发展奠基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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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后邻里关系与礼仪教化

汤勤福

2021 (4): 4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5

摘要 ( 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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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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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招魂葬与五礼制度

梁满仓

2021 (4): 55-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6

摘要 ( 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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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认为，人的灵魂是存在的，人去世后，身体和灵魂各有所依，身体安息在墓穴，灵魂栖息在宗庙。这是儒家礼仪制度中区分吉凶之礼的理论基础。西晋末期，胡族入侵中原，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迁，甚至连朝廷都迁到了建康。有的士人家人辗转迁到南方，但自己却丧身于北方的战乱，连尸体都无法找到，因此，有人主张实行招魂葬。东晋招魂葬与传统的招魂习俗不同，它是一种丧葬方式，即墓穴中没有尸体，只有灵魂。这种丧葬方式与儒家传统的形神观念发生了冲突，也对正在建设的五礼制度产生了威胁，因此受到朝廷高官大儒的猛烈抨击，遭到了被禁止的命运。在南北朝后期乃至隋唐，招魂葬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这和五礼制度成熟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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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国古礼研究——20世纪礼学研究方法论之一

杨华

2021 (4): 66-8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7

摘要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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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史学主潮，历史唯物论者对中国传统礼制具有独特认识。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礼制信息备受重视，在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早期历史唯物论著作中多有所见。历史唯物论者认为礼的本质是阶级性，猛烈抨击礼教，认为礼制是某个时段或者某种社会的独有现象，而礼学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亡。礼制问题在社会形态论中亦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支撑和制度言说。早期唯物史观的礼制分析方法，在杨宽、杨向奎等后继者论著中成为自觉，并得到发扬。杨宽对藉、冠、射、大蒐、贽见、乡饮酒等礼制的系列研究，将其推至学术高峰。唯物史观的礼学研究，大都注重整体历史而非琐碎考证；受到疑古思潮影响，认为“三礼”文献和相关礼制晚出；极力超脱经学门户之争；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礼制信息。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该学派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二是论证过程中存在教条化和标签化问题，同样的礼制史料往往因讨论者理解和解释不同而结论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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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苑”与“小说言”：论李开先的群像叙事

叶晔

2021 (4): 83-9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8

摘要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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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12KB) ( 70 )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九至十中有二十余篇文传，涉及对“弘治七子”与“嘉靖八才子”的评价，且与其《九子诗》《六十子诗》构成隐性的文本对话，呈现出一组颇具特色的作家群像，体现了较明确的当代文学史书写意识。但在嘉靖后期，一位作家要在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主动为同时代作家立传，其掌握的原始素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书册的传播速度，李开先亦自诉其苦。故讨论其传记中的叙事技法，不应视作“独立文本”予以开放式的阐释，而应建立在与其“前文本”对勘细读的基础之上，探问作者对志状、文集、见闻等不同文献层级的差别态度。尤可注意的是，李开先作为一位杰出的戏曲家与藏书家，对通俗文类抱有很大的热情，故积极地将俗文学元素植入传统的传记写作之中。白话小说语言及其技法的介入，口传文学书籍化大势下对口述史材料的再重视，基于知识人市侩化习气的审丑模式开拓，皆可视为李开先对时代文学新风的捕捉及在文传创作中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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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仕：阶层分野之下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

许浩然

2021 (4): 97-10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09

摘要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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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史上，“西昆”诗人与“平淡”诗风的引领者梅尧臣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为馆阁翰苑的臣僚之属，后者则出自低级官员、普通士人的等级，他们诗风的不同取向彰显着各自阶层的审美趣味。从诗风与仕宦两个方面来观照这二者的人生图景，可以看到，“西昆”诗人华美诗风的取向与清贵阶层的出身互为映衬，彰显出人生格局的稳定性；梅尧臣则在追求朴素诗境与瞻慕清贵仕途之间展示出人生格局的张力。在这样的态势下，梅氏与后期“西昆”派代表人物晏殊、王珪唱和交往，基于具体的仕宦氛围与思想心态之异，对于自身践行的“平淡”诗风明确表达过称扬与贬抑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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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的句义论与古希腊的范畴论

姚卫群

2021 (4): 109-1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0

摘要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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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且两地的哲学也是东西方文化中的瑰宝。其中，印度的句义论和希腊的范畴论则是两地古代哲学形态中引人瞩目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较明显的相似点是二者都对事物本身及其属性和状态等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将实体作为句义或范畴的基础；较明显的差别点是胜论派所说句义的含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说范畴的含义不同。胜论派在实句义外设立的句义与亚里士多德在实体外设立的范畴有对应的，也有不对应的。古印度的句义论和古希腊的范畴论之间是否会有一方借鉴吸收另一方的可能？根据现有材料无法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论断，但出现两处哲人不约而同各自独立提出相似理论的情况，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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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下中国历史观的佛教建构——以太虚的“缘成史观”为中心

李虎群

2021 (4): 116-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1

摘要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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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史观逐渐替代传统史观，是中国思想近代转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思想变迁之一，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实践。太虚洞察到这一转型的深远影响，并对进化史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建构了“缘成史观”。这是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明确的、系统的佛教历史观，其中蕴含着对生命、时间、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可以阐发这一理论的丰沛意涵，并揭示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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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塑造与变革

余南平

2021 (4): 124-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2

摘要 (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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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着全球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数字经济的转型与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催化了数字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使得全球价值链出现了结构性重组与重塑。当前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仍然存在不同层面的认识与争论，而以“数据资本”为核心，围绕基础方面、关键部门、广义部门三个方面有助于准确把握作为当前经济技术变革典型代表的数字经济转型进程。全球数字经济转型不仅对包括传统发展经济学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理论范式形成挑战，同时，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模式塑造着新一代的数字经济价值链。当前以美国拜登政府为代表，更注重将对外政策向数字经济价值链领域集中，这一进程必将引发全球大国对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角逐与博弈，而其结果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革与体系性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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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激励清洁技术创新了吗？——基于身份识别与分类检验的实证分析

董直庆, 谭玉松, 曹章露

2021 (4): 136-1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3

摘要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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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否激励清洁技术创新，且不同身份企业在此方面是否存在清洁技术创新差异，现有文献对此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有鉴于此，选取中国市场147个本土企业和343个外资企业面板数据，深入考察在中国同一市场环境中不同身份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问题，结果发现：（1）绿色供应链管理对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呈现非对等性，外部制度距离和内部管理维度差异是造成这一效应差异的原因。（2）外资企业内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劳动密集型、清洁生产型与外商独资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清洁技术创新效应更强。由此可见，政策干预应关注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对环境干预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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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

李强, 董隽含, 张欣

2021 (4): 150-1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4

摘要 ( 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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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以子女的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父母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的影响，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更稳健。基于此，相关方面应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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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因素及与主观幸福感之关系——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分析

莫旋, 阳玉香

2021 (4): 166-1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1.04.015

摘要 (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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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虑到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将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分为体制外就业、体制内就业和未就业三种类型，从家庭庇护、体制庇护和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利用分层模型研究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之关系，其结果发现：在婚、家庭化流动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退出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女性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未就业和体制内就业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体制外就业者；长时间加班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不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中介机制。有鉴于此，建议有关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对体制外就业的劳动保护，构建规范和谐的劳动关系；同时，完善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服务政策体系，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创造便利条件，将性别因素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考量范畴，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中的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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