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 ，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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