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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贸易摩擦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产业安全的重要工具。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贸易摩擦是否妨害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基于2000—2015年全球11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其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在选取不同的贸易摩擦衡量方式、更换创新度量指标、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从而损害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增强政府效能可以显著抵御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在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等后发国家应坚定贸易自由化、多元化与便利化发展战略，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高端人力资本对外交流、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2011—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结果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长型依次递减。鉴于此，我国各城市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挥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基于城市的资源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实现。
利用债券市场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并将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统一框架展开分析，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则降低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联合系数检验表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这一利率传导效率的部分正向提升作用，使得债券利率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敏感性有所降低。多种稳健性检验及平行趋势检验均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不同交易所上市和不同久期的债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只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及修正久期在2年及以下的债券是成立的，而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和修正久期在2年以上的债券并不成立。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结论。基于上游数字服务中间投入和下游制造业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构建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进而对上述问题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设施与连接、支付体系等领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也越强。可见，我国应致力于削减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大制造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数字产业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由来已久的去美元化和美元解体的议论，更加成为很有市场的观点之一。然而，牙买加货币体系走向何方，既要从牙买加货币体系产生的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与历史中去寻找，更要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探索。黄金的稀缺性等因素决定了金本位制难以恢复，以特别提款权为代表的超主权货币缺乏信用与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本位货币。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依然是主流，通过长期演化，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等三币种本位制将可能替代目前的美元本位制；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有可能分裂为若干个货币区，当然，这种可能性较小。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发展形成了“自稳定性”，但也有其脆弱性。这种“自稳定性”及其脆弱性决定了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和相应的风险。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模式考验决策智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展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必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新转变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实现路径，也是因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新变化的战略选择，因此，需要从历史方位、发展理念、发展与安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价值链等战略层面考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实现新转变。
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一体化水平如何，面临哪些障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一体化发展，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在明确区域协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经济、科技、设施、生态四大领域18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2020年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测算，发现长三角地区基于“Z”字形发展轴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显著，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各领域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贡献以及相互关系不完全相同。为此，长三角三省一市应更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改革长三角公共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环保跨界联动机制，重视新基建、城市群、产业体系三者之间联动，设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重点建设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世界级产业集群等。
长期以来，"资源诅咒"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那么，金融发展能否有效解决中国的"资源诅咒"问题呢?也即，有必要探究金融发展是否是"资源诅咒"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机制。为此，需要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因素和资源要素在内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阶段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实证层面上，通过运用线性模型和非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证实我国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及其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在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趋于合理，"资源诅咒"才能转为"资源福音"。有鉴于此，我国的资源型区域若要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致力于金融的合理发展。
贸易开放与碳泄漏对实现我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部门所有行业的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的影响，验证碳泄漏存在性；同时，基于行业特征和结构差异推导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净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分别作为标准划分高低碳行业，开展实证检验和对比分析，其结果显示：高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和低直接碳排放行业的贸易开放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且影响拐点已经出现；低净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存在一般含义上的正的碳泄漏。实证结果的差异性证实了中国工业部门不同类型行业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而且有些行业对应碳泄漏效应可能为负值。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开放改善环境的有益作用，在开放政策导向上发挥结构调整作用，采用行业环境规制差异性政策来约束高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行业的发展。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理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绿色并购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对以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为例的绿色并购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可以通过绿色并购显著提升其经济绩效，其中，国有企业为了更好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在进行绿色并购时可能会牺牲一些短期经济利益，但该决策并不会对其长期经济绩效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进行绿色并购后社会绩效并没有显著改善，究其原因可能是绿色并购社会绩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或者某些企业以环境保护为噱头进行经济利益输送。总之，绿色并购是现实背景下企业转型发展的一项新的选择，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更加积极有效地进行政策引导与规范，真正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前沿文献开始关注技术进步偏向性问题，却普遍忽视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方向和要素禀赋的非匹配性，以及FDI在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此，依据Acemoglu技术进步偏向性模型，在通过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法测算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类考察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问题，并探究技术差距对以外资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效应的影响，以及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传递效果差异，其结果显示：（1）中美技术进步偏向性均呈现资本偏向特征，FDI在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方向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非匹配的原因之一。（2）不同FDI技术溢出方式的传递效应存在异质性，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引发中国技术进步朝资本偏向。（3）FDI传递技术进步偏向性存在门槛效应，中美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则技术进步偏向性跨国传递效果越明显。
技术权力现象在重工业集群中十分常见。从集群内部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上海临港装备制造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基于技术权力影响的重工业集群创新结网、创新合作方式与创新区位选择问题，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权力是影响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核心企业是权力主导者并对整个集群的创新具有"绝对控制力"；权力导致集群内部水平式创新结网困难，集群成员的创新合作沿产业链展开，过程创新重于产品创新、供应商依赖重于市场依赖；优化创新区位对改善集群权力分层和创新结网作用甚微，重工业的"集群式"建设方式需得到反思；创新结网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是突破技术权力体系的有效途径，但其突破点仍在于制造环节的高效整合。因此，以嵌入生产链的方式嵌入价值链和创新链，重视过程升级，形成制造创新优势；转变传统集群建设思路，降低对集群创新外部性的依赖，重视制造创新区位优化，避免对区域市场和政策的高度依附；重视创新结网的重要中介作用，形成供应商之间多生产环节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优化中国重工业集群创新路径和推动其创新升级。
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金融业、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长三角地区36个地级城市1999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应用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这些城市产业集聚发展特点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的直接、间接和总体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金融业集聚短期不利于、长期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集聚短期有利于、长期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短期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确。为了稳固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需要政府适时打破行政区域界线，统筹规划、适当干预并调整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节奏，促使产业集聚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运用2005-2014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置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门槛回归，以分析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推动农民增收的具体机制，其结果表明，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效应模型中，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3个门槛变量，而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文体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均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农林牧渔及各类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适当水平，培育新型农业创新创业人才，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从而有效提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新时代。因此，在评估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和新要求对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已有研究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取得成效的综合性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主要针对的是对外贸易领域。有鉴于此，构建包括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资源环境等因素的更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开展测度，不仅可以发现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上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而且也可以明确今后转变的取向。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必须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联动机制，必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必须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必须优先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
从基准情形、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构建理论模型对自由贸易协定扩张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并着重讨论已有外部自由贸易协定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市场规模、边际生产成本以及双方间的运输成本是影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因素。与基准情形相比，当存在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中仅有一方已经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时，该方与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增加，而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则下降；在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均已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形下，谈判双方达成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均增加，继而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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