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文学科既扎根于欧洲的人文精神血脉之中, 也关联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自治, 要想让它们完全“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设想的事情。理智的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 更大包容性东西的传播, 或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必须知道, 人文学科的全球化同样也置身于西方现代性的普适性与非西方民族国家的自身现代性诉求之两难处境之中。
“现代性”的问题汲及到各个文化领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它所汲及到的“现代性”有其自身的特点。围绕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关于“真实”的理解, 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思考“现代性”问题。
近年来, 我国少数城市在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特区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这3种模式尽管各具优点, 但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建议在“十一五”期间, 我国可在全国城镇普遍强制实行“农民工”与当地户籍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模式统一、缴费基数与享受标准有别、在城乡流动中关系便于衔接的“农民工”过渡性基本养老保险方案, 并在未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完全统一。
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 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 以及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模型, 它们都不能充分解释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其实, 在我国凡涉及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并非由各主体单方面所能完成的, 必须选择“互动合作”型制度变迁之路, 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大都市圈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就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进行研究, 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具有代表性意义。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 针对200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对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进行探讨后发现, 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据此, 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 可以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他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瞿秋白在上世纪30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述里, 尖锐地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他的观点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颇为相似, 这就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巨大作用。当然, 他们之间也有着种种的不同, 而造成这种不同的, 既有个人的、政党的原因, 也有社会语境的原因。
借助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技术化观视”, 来重读丁玲的处女作《梦珂》, 可以看到: 丁玲作为一个早年和电影业有着特殊关系的女作家, 一转入文学创作领域, 就相当自觉地运用文字化解、容纳和提升来自图像领域的刺激和震惊, 从而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激发出中国现代文学前所未有的视觉潜能。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 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 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 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 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晋宋间山水诗何以勃兴, 一个世人忽视而其实却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功利性很强的天师道养生术, 以其近乎怪诞的“实践性”, 将人们引向了自然山水。这一宗教信仰在东南滨海区域的流衍, 对聚居于三吴腹心会稽郡的门阀士族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谢灵运之所以赢得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声名, 跟他出身于东晋数一数二的豪门谢家、代表着士族文化的精神气质, 跟他家族所属的天师道上层教派的信仰、养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游过从, 跟门阀士族衰落之初的心有不甘的情绪, 有莫大的关系。
在刘勰看来, 以往文学发展的状态的变化, 其实质都是因为文质互为量变而形成的递进和衰退。准确地说, 他认为: 在商周之前, 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而从商周以后则是一段衰退的历史。那么, 商周就成了实际意义上文质彬彬的顶峰。然而, 文质无法达到绝对的平衡, 商周的“丽而雅”已经开始显示出文进质退的趋势。所以, 不可否认, 商周实际上又成为文胜质的拐点。文学的发展, 在商周之后, 便逐步走上了“从质至讹, 弥近弥澹”的道路。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 地名的命名, 是由特定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从地名的语言背景中, 可以了解到历史上曾有过的民族活动的痕迹。地名的民族语源问题, 蕴含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 是我们探究民族史时需要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
阿米什在美国积极实践其宗教理念, 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并顽强抵制现代性的侵袭。坚定的宗教信仰、独特的群体标识和灵活的生存战略使他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击中保持着一种微妙平衡,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维护了其传统文化, 分享着大量现代物质文明却成功避免了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 并且在20世纪兴旺发展。
当代西方学术界基本同意“ethnic group”是指拥有名称的人们群体, 它具有真实或假想的共同祖先, 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一种或数种共同文化要素。虽然当代西方学者曾经比较普遍地将“ethnic group”定义为大社会中小群体或次群体, 但是, 目前认为“ethnic group”也可以是主流群体或多数群体的观点渐成主流。因此, 将目前汉语的“少数民族”和“56个民族”的“民族”英译成为“ethnic groups”是比较正确的, 并且继续使用“The Stat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来翻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应该比较合适。
纽约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每个移民群体都为纽约的发展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1992年纽约市族群地位的调查》证实, 犹太裔对纽约城市发展影响最大, 西班牙裔影响最小; 而经济地位、参政意识和公众影响力则对族群地位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向来被视为理性独断论代表的莱布尼茨哲学, 受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大师的青睐, 这似乎出人意料之外。实则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多维度的, 它的独特的直觉思想超越了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 表现出现象学的意味, 而单子论则富有生存论的因素。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从各自的现象学立场出发, 对莱氏哲学进行了不同的阐发, 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作为莱布尼茨的思想是颇有裨益的。
《论确定性》是维特根斯坦晚年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包含丰富的怀疑思想。维特根斯坦认为, 怀疑主义的怀疑缺乏合理怀疑的根据, 远离日常语言游戏的范围, 建立不起怀疑与人的活动的联系, 而且完全忽视、否定了怀疑中隐含的肯定的、不受怀疑的因素, 因此不是真正的怀疑, 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的怀疑思想是以实践的基础主义为理论基础。
运用因明与逻辑的基本常识, 对姚南强《再论“因三相”——对郑伟宏〈“因三相”正本清源〉的几点质疑》一文进行反质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入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