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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纠葛中的“国家”概念
李磊,瞿骏,孟钟捷,邱立波,刘拥华,王向民,牟发松,刘擎,许纪霖
2014 (4):
21-40.
李磊《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与国家的自我赋权》指出：需划分出研究者主体性赋予的“国家”意义、古代国家的自我言说、事实上的国家构造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概念至少无法表达中国古代国家的自我叙述，而这种自我叙述又深刻地影响其国家建构及其动态变化。中国古代“国家”之“政”，是需要“天下”这个范畴赋予其正当性的。瞿骏《教化天下与竞雄世界的绞缠———转型时代读书人国家认知的一个基础》指出：关于转型时代（１８９５—１９２５ 年）读书人的国家认知，学界多关注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天朝上国”的认知如何一步步崩溃，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怎样一点点建立的问题。简言之可称为：“天下如何缩变为国家”？但如侧重读书人的思考对象，则“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因此，讨论当时读书人的国家认知似还有另一条路向即他们如何在发现“世界”中塑造中国，揭示“教化天下”理想之余绪与“竞雄世界”心态的交缠互动。孟钟捷《德国历史中的“国家”》指出：德国是少有的一类在历史中拥有几乎所有类型的国家，包括：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联盟、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对此进行讨论，可以认识：１．不同类型国家在形成中的权力来源自证各是什么？（国家的产生）２．它们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国家的续存）３．造成国家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国家的转型）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便是对如何形成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所进行的反思。邱立波《历史资源和合法性建构》指出：对中国历史从而对中国历史性的国家型态的超越，无法在中国历史—国家内部实现，甚至无法通过将中国历史—政治资源的简单加总来实现。因为，就前者而言，现有历史要素间的矛盾性，将使得任何一种以某种具体基点为基础的历史重述无法实现；就后者而言，中国内部诸历史要素的矛盾性，使得加总本身无法实现，或者根本提供不出加总的算法规则。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对中国历史—国家的超越，无法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实现，而应该是通过眺望未来的方式实现。不是让过去闭锁未来，而是让未来解放过去。刘拥华《走向理性国家———孔飞力的国家观》指出：孔飞力认为，中国国家建构所依据的不是别人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国家建构的知识基础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是，政治参与不是“文人中流”的责任，也不是其他阶级的责任，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人民有能力和智慧去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根本性议题”，关键是，要让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人民通过自由地参与政治，在公共领域中就政治体制应该秉持的基本原则达成的共识，这些共识是稳定的，这是一部“看不见的宪法”。王向民《美国政治学中的国家境遇》指出：从美国政治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国家曾指涉如下形态或含义：１．国家就是政权或政府形态，其研究核心是合法性与制度结构，这是欧洲政治学的遗产；２．国家指政治体系或政治系统，其研究核心是决策过程，这是美国政治学的主题；３．国家指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共同体形态，它以民主化与现代化为特征，这是比较政治学的价值；４．国家指相对于社会有其自主性的权力领域，它以国家治理和国家自主性为指向，这是“回归国家”学派的旨趣。所以，从方法论上说，当我们使用国家概念，及其相关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治理善治等概念时，必须考虑其具体的历史所指与理论方位。牟发松《国家与天下：国家之上的政治组织如何可能》指出所谓天下和国家乍然两分的问题。作为国家之上的政治组织，如果有的话，或者将来可能有的话，那么它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辩证的过程，一方面是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分离、分化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分裂倾向。这两种趋势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体现。就中国历史而言，至少在宋代以前，天下就是我们一家。只有到了宋代的时候，周边似乎突然出现了很多与赵宋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他们的外交地位甚至高于秦汉以来代表天下的中原王朝。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合法性论证才显得尤为必要。在此前的分立时期，像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家都在争正统，但形势没有像宋代那么严峻。在宋代以后，只要有一个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者存在的理由。刘擎《国家与权威》指出：“国家”的概念是如此多变和复杂，它有三个重要纬度，一是合法性来源，一是治理能力，一是转变能力。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某种合法性的类型在某种条件具有治理能力，但换一种条件就可能失败。只有当一个政体可以被想象成“不合法”的时候，合法性才真正成为问题。古代的合法性基本上是一个权威性的合法性质，不太诉诸说理。但现代国家的问题就在于传位权威的式微。我们现在很难再把国家权力想象成一个父权，这在中国和西方都是如此。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指出：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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