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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第4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4-07-15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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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
    杨国强
    2014 (4):  1-20. 
    摘要 ( 401 )   HTML ( 6 )   PDF(4433KB) ( 831 )  
    自封建变为郡县,则帝王治天下不得不选官。而以儒学的贤人政治为理想,则选官不能不尚贤。因此,先出的察举和后起的科举,主旨都在“选贤与能”。但比之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既用“以试为选”变以人选人为以文选人;又用“怀谍自列”变少数人受选为多数人受选。而由此形成的选官过程的广泛性、普遍性、公共性和公开性则都在使公平成为这个过程里的要义和要害。所以,从宋初到清末的九百多年中,次第而起的殿试、锁院、糊名、誊录、地域分卷、分省乡试、官民分卷,以及以《四书》为范围的八股文程式,都是意在用铲平一切单面优势和主观影响的办法着力维护“势家”与“寒俊”之间的公平,贫与富之间的公平,文风盛弱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公平,以及考官与士子之间的公平,以期做到“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然而,贤之为贤和能之为能皆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为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因此铲平一切单面优势的过程,则不能不以其产出的人物因越来越普遍化而普通化,又因越来越普通化而均等化,最终走向尚贤的反面。与之相类的,则是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同存于一个过程之中,以及用知识为尺度的选官为了维持公平而内生出反知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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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对话
    历史与现实纠葛中的“国家”概念
    李磊,瞿骏,孟钟捷,邱立波,刘拥华,王向民,牟发松,刘擎,许纪霖
    2014 (4):  21-40. 
    摘要 ( 647 )   HTML ( 5 )   PDF(3631KB) ( 1091 )  
    李磊《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与国家的自我赋权》指出:需划分出研究者主体性赋予的“国家”意义、古代国家的自我言说、事实上的国家构造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概念至少无法表达中国古代国家的自我叙述,而这种自我叙述又深刻地影响其国家建构及其动态变化。中国古代“国家”之“政”,是需要“天下”这个范畴赋予其正当性的。瞿骏《教化天下与竞雄世界的绞缠———转型时代读书人国家认知的一个基础》指出:关于转型时代(1895—1925 年)读书人的国家认知,学界多关注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天朝上国”的认知如何一步步崩溃,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怎样一点点建立的问题。简言之可称为:“天下如何缩变为国家”?但如侧重读书人的思考对象,则“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因此,讨论当时读书人的国家认知似还有另一条路向即他们如何在发现“世界”中塑造中国,揭示“教化天下”理想之余绪与“竞雄世界”心态的交缠互动。孟钟捷《德国历史中的“国家”》指出:德国是少有的一类在历史中拥有几乎所有类型的国家,包括: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联盟、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对此进行讨论,可以认识:1.不同类型国家在形成中的权力来源自证各是什么?(国家的产生)2.它们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国家的续存)3.造成国家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国家的转型)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便是对如何形成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所进行的反思。邱立波《历史资源和合法性建构》指出:对中国历史从而对中国历史性的国家型态的超越,无法在中国历史—国家内部实现,甚至无法通过将中国历史—政治资源的简单加总来实现。因为,就前者而言,现有历史要素间的矛盾性,将使得任何一种以某种具体基点为基础的历史重述无法实现;就后者而言,中国内部诸历史要素的矛盾性,使得加总本身无法实现,或者根本提供不出加总的算法规则。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对中国历史—国家的超越,无法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实现,而应该是通过眺望未来的方式实现。不是让过去闭锁未来,而是让未来解放过去。刘拥华《走向理性国家———孔飞力的国家观》指出:孔飞力认为,中国国家建构所依据的不是别人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国家建构的知识基础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理解这个论断的关键是,政治参与不是“文人中流”的责任,也不是其他阶级的责任,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人民有能力和智慧去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根本性议题”,关键是,要让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人民通过自由地参与政治,在公共领域中就政治体制应该秉持的基本原则达成的共识,这些共识是稳定的,这是一部“看不见的宪法”。王向民《美国政治学中的国家境遇》指出:从美国政治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国家曾指涉如下形态或含义:1.国家就是政权或政府形态,其研究核心是合法性与制度结构,这是欧洲政治学的遗产;2.国家指政治体系或政治系统,其研究核心是决策过程,这是美国政治学的主题;3.国家指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共同体形态,它以民主化与现代化为特征,这是比较政治学的价值;4.国家指相对于社会有其自主性的权力领域,它以国家治理和国家自主性为指向,这是“回归国家”学派的旨趣。所以,从方法论上说,当我们使用国家概念,及其相关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治理善治等概念时,必须考虑其具体的历史所指与理论方位。牟发松《国家与天下:国家之上的政治组织如何可能》指出所谓天下和国家乍然两分的问题。作为国家之上的政治组织,如果有的话,或者将来可能有的话,那么它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辩证的过程,一方面是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分离、分化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分裂倾向。这两种趋势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体现。就中国历史而言,至少在宋代以前,天下就是我们一家。只有到了宋代的时候,周边似乎突然出现了很多与赵宋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他们的外交地位甚至高于秦汉以来代表天下的中原王朝。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合法性论证才显得尤为必要。在此前的分立时期,像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家都在争正统,但形势没有像宋代那么严峻。在宋代以后,只要有一个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者存在的理由。刘擎《国家与权威》指出:“国家”的概念是如此多变和复杂,它有三个重要纬度,一是合法性来源,一是治理能力,一是转变能力。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某种合法性的类型在某种条件具有治理能力,但换一种条件就可能失败。只有当一个政体可以被想象成“不合法”的时候,合法性才真正成为问题。古代的合法性基本上是一个权威性的合法性质,不太诉诸说理。但现代国家的问题就在于传位权威的式微。我们现在很难再把国家权力想象成一个父权,这在中国和西方都是如此。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指出: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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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协奏曲 
    ——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高力克
    2014 (4):  41-48. 
    摘要 ( 465 )   HTML ( 7 )   PDF(1369KB) ( 929 )  
    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以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为现代政治秩序三位一体的制度组合,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架构阐释政治秩序的成长,追溯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相反相成的颉颃中起源、成长、融合的演进过程,并将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归为文明政治秩序的目标。福山以宗教为关键,诠释了中国国家早熟的强国家模式与欧洲法治先行的强社会模式的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最大胆的探索,是凸显了国家建构之于政治秩序的意义,并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归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使其政治秩序理论具有覆盖东西方文明的阐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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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耦合及其共进发展
    齐卫平,陈朋
    2014 (4):  49-55. 
    摘要 ( 499 )   HTML ( 7 )   PDF(1275KB) ( 977 )  
    现代国家治理的结构性转型表明,合作是其内在逻辑和基本方略。现代国家治理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架构,更需要稳固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能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有效承接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需求,它能培育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参与主体,促进生成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社会秩序;同时,现代国家治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和社会空间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二者具有较强的耦合之处。在协商、合作构成现代国家治理和协商民主共同价值取向的情况下,培育适应其成长发展的公共精神成为二者共同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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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执政时期的官僚特权演变及其历史启示
    唐静,李鹏
    2014 (4):  56-62. 
    摘要 ( 396 )   HTML ( 6 )   PDF(1384KB) ( 957 )  
    苏共执政时期,官僚阶层(集团)逐步形成、固化和瓦解,其特点是成员等级化、利益集团化、交往内部化。当官僚阶层和特权扭结在一起,从官僚主义发展到特权享受、特权腐败和特权繁衍,以至于执政末期出现了特权异化和制度转轨的时候,苏共官僚集团也割裂了与人民和基层党员的血肉联系,官僚集团的脆弱性成为了压垮苏共的最后一根稻草。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前苏联的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反腐倡廉问题的认识,而且将为我们思考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二者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研究向度和深刻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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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研究
    社会转型、时空压缩与生态文明建设
    包双叶
    2014 (4):  63-68. 
    摘要 ( 405 )   HTML ( 5 )   PDF(1104KB) ( 1104 )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呈现“时空压缩”特征,表现在社会转型历史方位目标和社会系统各个领域发展的“时空压缩”。转型社会“时空压缩”特征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时空压缩”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后发优势,即拥有“择优综合”的外部条件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时空压缩”也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更加紧迫的现实任务和国际社会压力。“时空压缩”条件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健康推进需要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对地方性生态思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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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宗教信仰研究
    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李天纲
    2014 (4):  69-78. 
    摘要 ( 452 )   HTML ( 6 )   PDF(2390KB) ( 1347 )  
    民间信仰的神祇中,不仅具有其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如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角度。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构成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其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依据金泽镇的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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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辽王的荆州崇道活动及其政治命运
    王岗
    2014 (4):  79-92. 
    摘要 ( 617 )   HTML ( 5 )   PDF(3379KB) ( 1792 )  
    明代辽王在荆州的崇道活动与其政治命运密切相关。辽藩在经历了从受宠到被猜忌的过程中,与道教结下了极深的渊源。道教帮助第一代辽王逃离了政治压迫,但也恰恰是道教致使末代辽王覆灭,成了儒家精英对抗明世宗宗教信仰的政治的牺牲品。末代辽王朱宪[火+節]以其天资卓异,谙熟玄理,于佞道之世宗朝深受宠幸;世宗晏驾,登基之穆宗一反前朝亲近道教之举,对因奉道而宠之人加以打击,朱宪[火+節]即由此劫而遭废黜。废辽事虽与朱宪[火+節]本人恣行放纵的个性有关,但对其治罪却是一起政治迫害。辽藩之政敌借儒生官民对明世宗奉道的仇视,进而栽赃陷害宪[火+節],罗织罪名,甚至诬陷其谋反,宪[火+節]遂成儒家精英对抗明世宗宗教信仰的政治的牺牲品。同时,辽藩的崇道活动对其封地荆州的道教传统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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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研究
    试论人类中心主义视阈中的自我问题
    涂可国
    2014 (4):  93-100. 
    摘要 ( 355 )   HTML ( 5 )   PDF(1398KB) ( 893 )  
    自我作为人对自己的反身指称,它既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及变项,是社会系统的有机要素,也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及享受者,是社会意识的主体,还是社会文化的基体和社会动力的源泉。一个社会要步向新生和转折,一个人要实现自我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实践上必须有不同层次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伴以自我复归;在理论上必须合理诠释把自我仅仅归结为个人自我、非我症和自我中心困境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视阈中的自我问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自我的本质、类型、特性和自我的意义等基础理论问题,二是由自我幼稚(主客不分)、自我迷失、自我摧残、自我萎缩等所组成的自我内敛式问题,三是包括有自我外化、自恋自大、自我独尊、自我膨胀(含自私自利)等内容的自我外倾型问题,后两类自我问题分别代表自我主体对待自我客体及外在非我两种性质相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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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运用与发展 
    ——以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哲学研究为例
    吴根友
    2014 (4):  101-108. 
    摘要 ( 492 )   HTML ( 7 )   PDF(1771KB) ( 1040 )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启蒙”观念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过程中,侯外庐、萧萐父二人继承梁启超、胡适的明清思想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将晚明至清道光年间的三百多年的历史称之为“明清之际”,并认定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萧萐父还进一步论定,与欧洲启蒙思想反对“宗教异化”的历史任务不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反对“伦理异化”。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西方“启蒙”观念的理解、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启蒙”观念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多义性与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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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塔克《论学诗》中的伊壁鸠鲁与“诗与哲学之争”
    张轩辞
    2014 (4):  109-115. 
    摘要 ( 494 )   HTML ( 5 )   PDF(1266KB) ( 1174 )  
    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两次提到伊壁鸠鲁。这两次对伊壁鸠鲁的提及分别位于文章首尾集中讨论诗与哲学关系的段落里。伊壁鸠鲁被第一次提到时,他是以普鲁塔克的对手形象出现的;而第二次时,他则成了普鲁塔克的盟友。考察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为我们展现的伊壁鸠鲁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普鲁塔克诗教思想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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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研究
    外部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过度投资
    ——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杨蓉,路莉娜
    2014 (4):  116-126. 
    摘要 ( 399 )   HTML ( 5 )   PDF(1681KB) ( 817 )  
    研究我国企业的财务杠杆对过度投资是否存在抑制作用,以及外部治理环境如何影响财务杠杆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的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选取深交所2008—2011年2251个观察样本,并运用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财务杠杆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对过度投资具有抑制效应;企业所在的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信息披露质量、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过度投资水平呈负相关,而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与过度投资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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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及特征分析
    李晶
    2014 (4):  127-137. 
    摘要 ( 382 )   HTML ( 5 )   PDF(1717KB) ( 1146 )  
    以跟踪分析师数量衡量公司来自外部的监督力度,以股权性质、股权制衡程度、盈余管理程度衡量公司内部治理效率,据此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年度业绩预告行为及预告信息特征的影响,其实证结果发现,分析师的存在有效推动了公司年度业绩预告的发布,从而提高了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且跟踪分析师越少,公司越倾向于延迟预告并以“坏消息”居多,但不必然影响预告用语的精确度;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更愿意预告年度业绩,但一旦决定预告,非国有企业预告用语更模糊,并以“好消息”居多;大股东间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可能性越小,但一旦预告,这类公司的预告用语更精确、时点更滞后;公司年度业绩预告行为有一定的延续性。总的来说,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都对公司年度业绩预告行为及信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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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修改背景”的困境:北岛移居海外后的诗歌创作
    梁艳
    2014 (4):  138-143. 
    摘要 ( 466 )   HTML ( 5 )   PDF(1209KB) ( 995 )  
    以北岛移居海外后创作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到,当下的时代使北岛不理解甚至有些排斥不接纳,但同时,也存在着对过去年代背景的一种反思,这样的年代带给北岛的是如今要面对更多的愁苦。所以我们可以感知到今天的北岛与过去的北岛,北岛面对今天的北京与过去的北京内心当中产生的一种张力、纠结。其实,这也是他在诗歌创作与现实背景,诗歌与现实之间,诗人想象的现实与确实的现实之间徘徊,与当下时代,与过去生活之间的纠缠的力量不断敦促着北岛反思过去与现在,“修改背景”因此而成为北岛海外诗歌创作一个最重要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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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媒体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构建:澳大利亚的经验
    陈弘
    2014 (4):  144-150. 
    摘要 ( 413 )   HTML ( 5 )   PDF(1257KB) ( 2077 )  
    随着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时至今日,澳大利亚中文媒体不但对当地华人的文化身份和社区意识的确立,对促进华人在多元文化政策主导下的和谐生存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连接新老移民间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为维系和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难以以替代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中文媒体已经成为汉语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渠道,而澳大利亚中文媒体中的中国各地地方媒体的合作版,更为“中国声音”的即时传播和华人家乡认同的维系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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