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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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读《吴志仁先生遗集》

王汎森

2016 (2):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1

摘要 ( 516 )

HTML ( 307 )

PDF(1874KB) ( 1191 )

吴志仁（裒仲，1631--1659），即吴谦牧，是明清之交海盐地方上的读书人。吴谦牧在短暂的一生中，努力落实一种新的思想／生活态度，即“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本来在强调践履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儒家知识的生活成分是异常浓厚的，经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可能千差万别，但两者间存在着有机关系却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然而在近代学术观点的笼罩下，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经学作为一种经典研究的客观之学，忽略了经典与生活可能存在的致密关系，因而也遮蔽了我们对思想史中这一个重要层面的了解。研究吴谦牧这样一位局处地方，其视野与思想带有一定的闭塞性的读书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机会，观察明清易代，阳明心学退潮之余，在海盐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下层士人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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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新咏》与中古文学的历史主义解读

田晓菲

2016 (2): 10-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2

摘要 ( 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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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011KB) ( 959 )

在中古抄本文化时期，作品的题目、内容和作者的归属都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本文以《玉台新咏》中萧纲、徐干和曹操的诗作为例，讨论中古文本在不同文本载体中的不同形态如何与作者归属、文本异文选择和作品诠释互为表里，成为文学史叙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针对中古文学，本文希望提倡一种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它要求我们回到文本的载体也即文本的资料来源，检视不同资料来源中保存下来的早期异文，考究词语的历史意义，借此打破后代偏见对中古文学的阐释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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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意义、问题与出路（笔谈）

邓安庆,冯平,汪行福,郝兆宽,王金林,孙向晨

2016 (2): 18-34. doi: 10.16382/ j.cnki.1000-5579.2016.02.003

摘要 ( 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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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761KB) ( 974 )

伦理学的范式转换，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密切相关，而且与哲学本身的奠基原则直接关联。就奠基原则而论，哲学经历了以本体论为第一哲学的古典形态，以知识论为第一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当代出现了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第三形态。然而恰恰是这第三形态，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伦理学范式本身，都出现了不甚清晰、需要我们加以辨析的深处理论难题。邓安庆教授曾在《分析进路的伦理范式批判》一文中，首次做出了对分析进路伦理学范式的系统批判，认为分析的伦理学脱离了社会文化的交往语境、摒弃了哲学的存在论根基，而对伦理学语言单纯进行语义的逻辑分析，必然是个“自败的事业”。此论一出，立刻激起了学界的热烈争论。本组笔谈主要聚焦以下问题与之展开深层论辩，即如何理解分析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分析进路的伦理范式的意义？如何走出分析进路伦理学的限制？如何理解伦理学与存在论的关系等等。这场辩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激起的是我们对伦理学范式乃至哲学范式之于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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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儒家教育哲学新探

黄俊杰

2016 (2): 35-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4

摘要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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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231KB) ( 1116 )

在东亚儒家教育哲学中，“教育”是一种内省的自得之学，是一种“为己之学”。儒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自我主体性的觉醒”。东亚儒家教育哲学建立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心”具有价值判断能力，人的“心”是价值意识的创发者，所以，教育可以转化并提升学习者的生命。儒家教育哲学的人性论基础，涉及两个理论问题：（1）“心”与“理”之关系，以及（2）“知”与“行”之关系。儒家的教育方法特重“心的淬炼”，并强调“心的淬炼”必须在具体情境中经历考验，才能“下学而上达”；儒家教学也重视近师长，并因材施教。中、日、韩等地的传统儒家书院学规，论述了儒家教育理念在书院的落实。展望21世纪，唯有融贯“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教育方式，才能透过“自我的转化”扩而充之，达到“世界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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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道德行动与人格生成

陈志伟

2016 (2): 46-5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5

摘要 (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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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01KB) ( 925 )

道德行动的动力和人格生成的过程都是道德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孟子将恻隐之心这种无中介的直接情感因素作为道德行动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人格生成的发端；经由知言养气的工夫论，孟子阐发了人格生成的过程：知言是辨别善恶和对错，从而形成确定的信念，而以“集义”为中介的养气则为人格的生成提供内在支撑，并以孔子的圣人气象显示了道德工夫论的终级目标——人格的圆成。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从不忍人之心这种内在情感出发，通过“由仁义行”的天性之自发性，最终将内在德性充分展现于外在形体之中，使作为躯体之自然的形色完全内化为人的天性，并将一切道德行动的源泉归之于这种天性，实现道德行动的自然化，即由“践形”达至圣人人格的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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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道德教育思想摭论

唐爱民

2016 (2): 52-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6

摘要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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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一种旨在如何使主体学会批判社会、省思自身存在状态、进行反思性选择与实践的社会学范式。“反思社会学”范式既蕴含着浓郁的道德趣味，也包含深刻的道德教育观点。主要包括：道德“惯习”的生成与培育是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符号暴力”的祛除与超越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文化资本”的开发与利用是道德教育的核心资源。这些见解对我们思考道德教育的本质、策略，具有重要的价值参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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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论“犹太教问题”

朱学平

2016 (2): 58-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7

摘要 ( 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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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66KB) ( 1010 )

从伯尔尼后期到法兰克福时期，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逐渐从对康德、费希特的主体哲学的强调转向席勒影响下的统一哲学。在这种思想转变的语境下，黑格尔为了澄清西方人异化的根源，探寻克服之道，对犹太人的精神和命运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黑格尔不仅得出了亚伯拉罕（而非摩西）是犹太精神的真正缔造者的独特见解，而且还将康德、费希特的主体哲学运用于犹太教的起源及其本质的解释上，从而实现了对犹太教的主观化、人学化改造。另一方面，对席勒美学的接纳却又导致他否定了犹太人的主体性精神，使他再度以希腊的爱与美的精神作为治疗现代“异化”病的良方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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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与阿含类经典中“缘起观”的联系和差别

姚卫群

2016 (2): 68-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8

摘要 ( 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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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14KB) ( 1350 )

缘起观在不同时期的佛教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大乘佛教的要典《中论》与记述大量早期佛教思想的文献阿含类经中都对缘起思想有论述。二者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也有一些理论上的不同。梳理和分析二者在缘起观上的联系与差别，对认识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理论转变以及不同时期佛教思想的重要特点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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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三系判教”与如来藏系经典的地位新论

杨维中

2016 (2): 74-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09

摘要 ( 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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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内学院师生将如来藏经典看作独立一系，以彰显唯识学说之纯正。在这一派看来，印度佛学的两大系统空、有二宗之思想是可信的，而中国所传的本觉思想是中土误传，而受此影响而形成的台、贤、禅宗等当然是错上加错了。太虚大师之所以力倡“大乘佛教三系”说，是为了反对内学院的主张，并且为如来藏思想及其在中土的传承与发展建立合法化的理由。印顺法师则独辟蹊径，赞同印度“大乘佛教三系”的判教，但却仅仅说“性空论”为了义，对于如来藏思想其实是取了温和的批评态度。其实，如来藏经典、如来藏思想并非可单独立为一个与中观学、唯识学并立的独立系统。欲为受如来藏思想深厚影响的中国化佛教诸宗的心性思想辩护，也不一定非从三系来立论。如来藏思想是在中观思想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将小乘“心性本净”说与大乘佛陀观相结合而出现的。在瑜伽行派出现以后，如来藏思想便逐渐被唯识学所吸收，失去了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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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正义：罗尔斯政治哲学建构中的宗教问题

王劲嵛

2016 (2): 82-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0

摘要 ( 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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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06KB) ( 1101 )

约翰?罗尔斯的本科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表述了他青年时代对宗教的信仰与理解，同时也揭示了他的政治哲学与宗教伦理学之间的深刻关联。根据《简论罪与信的涵义》、《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起承转合，可以发现宗教在罗尔斯建构政治哲学的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发挥着重要影响。由于宗教学说的影响，罗尔斯在改造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正义理论；因为认识到自由主义中立性难以解决宗教对政治忠诚和政治团结提出的挑战，罗尔斯试图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构想，在保证自由宪政之根本的同时予以宗教妥善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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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李孝迁

2016 (2): 89-9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1

摘要 (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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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130KB) ( 1270 )

清季以来，西学东渐，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在中国史家的思想急剧转变过程中，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传布与扩散到各个角落，成为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被影响者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者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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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宗室困局与北疆危机
——以嘉靖朝朱充灼叛乱为例

顾锦春

2016 (2): 99-10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2

摘要 ( 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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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809KB) ( 1957 )

边军不振与宗室日困是嘉靖朝边疆危机中最为突出的两大表现。因屯田制的衰落和宗室人口的膨胀，在明代中期财政危机的激化下，边饷与宗禄不给的问题愈益突出。边军的不振，不断恶化沿边宗室的生存环境；宗室的日困，也加剧了边军处境的变坏。两者陷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大同宗室朱充灼的叛乱，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反映。朱的谋叛进行得颇为顺利，惟因偶然的意外，最终未能得逞。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历史的走向已与明初封王设藩的目的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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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西潮：香港早期文学评论与境外文学思潮

陈国球

2016 (2): 106-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3

摘要 (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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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辑《香港文学大系》以1919年到1949年为辑选范围，不少学界中人投以怀疑的目光，认为四九年以前香港文化落后，文学园地贫瘠，应该没甚么数据可以集成一辑。然而，《大系》编辑同寅却在辛勤追索搜寻之后，发现早年香港文学的创作文本以至文学论述的相关资料，实在非常丰富。以《文学评论》卷为例，可见当年香港不仅是各种文学论争的平台，更是外国思潮引进的基地。用两个实例可以说明：一者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见有香港的身影；再者从三十年代香港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所见，其视野极其开阔，多方引入文学的西潮。由此观之，香港作为文化空间，能够培育出一些政治和文艺思想都非常前卫勇进的文化人，也能够让不同文化思潮在此交汇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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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隐现
——沦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启蒙姿态

袁一丹

2016 (2): 112-1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4

摘要 (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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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意味着“国”与“民”的分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华北的民国国民，一夜间沦为亡国之民。“胜国之民，何言政事，何云国民？”“国民”的概念，恰是沦陷后期周作人谈论中国思想问题的切入点。从题为“中国的国民思想”的两次演说到收入文集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对国民思想的诊断，由对内批判的立场，转向对外抗辩的姿态。“国民性”批判本质上是一套启蒙话语，“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国民劣根性的发掘，反而成为他四十年代思想转向的绊脚石。现实世界中被分裂的“国—民”，在周作人的文章中竟安然无恙，一方面可视为晚清种族革命经验的复活，另一方面须归因于“中华民国”在沦陷区实亡而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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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与现代性
——吴盛青教授Modern Archaics一书评介

吉灵娟

2016 (2): 120-1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5

摘要 (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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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盛青教授Modern Archaics 一书，深刻反思五四传统之下，伴随现代性而至的历史暴力对于被压抑的声音与反抗实践的长期忽视，她认为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发挥的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有助于重新建构历史场域，超越五四论述框架之后的文学历史的描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她强调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文本之间的联系框架，以及在材料的局部的真实性与阐释视角的丰富性之间找到有机的平衡，以此探寻古典诗歌与现代性的辩争张力，并提供文学历史写作范畴的另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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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实施的激励机制设计

戴勇,唐书传,殷正元

2016 (2): 126-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6

摘要 (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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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750KB) ( 861 )

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要求我们进一步建立完善的食品可追溯系统，但食品可追溯系统的建立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追溯系统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由可追溯技术的应用程度和可追溯技术的精确程度定义的责任成本函数的引入来实现，基于责任成本的定价激励有效提高了可追溯系统实施的效果。在未引入责任成本的情况下，供应商倾向于选择低追溯度来逃避责任；引入定价激励后，若食品价值足够或建设成本较低，定价策略能在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起到激励供应链成员提高追溯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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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国品牌并购战略：决策框架与建议

丁利剑,何佳讯

2016 (2): 136-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7

摘要 (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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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59KB) ( 1184 )

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品牌并购，并购前后有关策略的选择相当重要，因为它向消费者、员工等传递着某种信息，对能否维持顾客、员工等的忠诚有起到关键作用，也是品牌并购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有鉴于此，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品牌并购战略的决策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决策框架，包括并购相似品牌还是互补品牌，并购强势品牌还是弱势品牌，并购国际品牌还是本地品牌，采用品牌屋组合策略还是品牌家族组合策略，保留某一方品牌还是保留双方品牌，保持现状还是重新配置和不断整合等等。锦江、联想、海尔、光明、吉利等并购案，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实施跨国品牌并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目前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品牌并购，应着重考量基于公司发展战略来选择不同的目标品牌，基于品牌国际化或进入特定市场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目标品牌，同时，可考虑保留被并方产品品牌、突出主并方公司品牌，并精准把握整合程度与整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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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涵养力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研究
——兼议科技人才涵养力与房地产价格的双向效应

张樨樨,孙妙春

2016 (2): 146-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8

摘要 (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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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涵养力是指某地区集聚并能较好留存科技人才、保持科技人才稳定性的综合能力。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测度各因素与科技人才涵养力的关联程度的结果表明，科技人才在选择集聚地时更多地会关注该地区人文与自然环境，这与传统观点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起关键作用并非完全吻合；房价与科技人才涵养力间依存度较高；教育与科研经费投入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影响科技人才涵养力的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以一二三线代表城市北京、天津和西安为样本，探究科技人才涵养力与房价的双向效应后发现，一二线城市人才涵养力对房价有直接正向作用，三线城市没有显著影响；一线城市房价对人才涵养力几乎没有影响，二三线城市则具有反向作用。因此，各地应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高效提升科技人才涵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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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求视角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费制度研究

吕君,张樱

2016 (2): 154-1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19

摘要 (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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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市生活垃圾产出量剧增，使得处理能力供不应求，环境污染严重，亟需使之减量化。有鉴于此，通过将社会生产部门分为四类并构建供求均衡模型，采用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后发现，上海市实行生活垃圾处理计量收费制比等额收费制对生活垃圾能产生更有效的减量化效果，而在分类基础上推行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可以加强减量化效果。因此，上海市应当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处理计量收费制，在生活垃圾分类基础上征收处理费，同时，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来支持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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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政府雇员工会与城市治理
——以纽约环境卫生危机为个案

李文硕

2016 (2): 160-1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1016.02.020

摘要 (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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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雇员工会是美国劳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中期，其规模迅速扩大，斗争性也不断增强。1968年纽约统一环卫工人联合会罢工非常具有代表性，使1960 年代以来纽约的环境卫生恶化达到高潮，严重扰乱了城市日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统一环卫工人联合会罢工并非个案，这一时期政府雇员工会的罢工运动频繁发生，对城市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充分展现了政府雇员工会在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政府雇员工会在内的工会组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维护劳工阶层利益，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日常生活，破坏社会秩序。总的看来，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力量，调节资方与劳工的关系，发挥着维护资本主义动态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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