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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著作并没有提供"天心"与"道心"两个概念的明确关联, 但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内在的逻辑"将它们联系起来, 就可以看到"天"的意识, 在他的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天的稳定性、规律性和善的本性明显提升了朱熹对理的道德倾向的信心, 也增强了他关于人类向善的能力或灵感的信念。
中国古代的"天命"范畴应当包括"天象"、"天数"和"天意"三重要素，其中前二者具有较多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体现出更强的解释性。正是在客观性与解释性所构成的紧张之中，给政治合法性之权力争夺，准备下了表演的舞台和施展的空间。因此，"天命"范畴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信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之一。
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自由、富强、民主等多种价值之上, 然而, 这些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下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西方近代启蒙以人的自然权利为中心目标, 但近代中国启蒙的核心问题却是双重的: 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的富强。于是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一系列价值冲突: 民生利益与国家富强、普世文明与国家独立、民权与国权、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内在紧张, 其最终的历史结果是富强压倒了自由、国权压倒了民权、民主压倒了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同时遭遇心灵秩序、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的危机，民国知识分子上接晚清余绪，经受着以上三种危机意识。张君劢既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同时又是新儒家代表。在那样的时代情境中，他试图上接阳明心学之传统，同时移用西方康德哲学的资源，以求在新时代中开辟出知识分子心灵安顿的局面；而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同时受到了英美宪法理论与黑格尔伦理国家思想之影响，试图在中国嫁接出一套新的宪法与国家理论，期望以此消弭当时的政治争议。通过考察思想史脉络中的张君劢，可以体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中西与古今之争背景下的深刻的思想困境。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领先全国，而且直逼甚至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乃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与生育观念以及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将有可能带来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制约科技创新、改变家庭结构及其社会生活关系、弱化社会发展活力等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关方面可考虑采取适时调整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体系、加快发展社会为老服务事业等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上海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老年保障问题; 而制定老年保障政策措施又必须充分注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效性。尽管近年来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老年保障措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为此，有关方面应尽快构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的长效机制，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适时推迟城镇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退休年龄，积极开展"完善农保"的试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从而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老年保障的基本思路。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居民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别特征，这些差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红利”和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转移。城市外来人口的突出问题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融入城市过慢。外来人口的增长变动，主要受制于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城市收获的“人口红利”，要反哺农村和农民工；要以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积极探索城市人口和谐调控的新路子。
从有机结构论到系统结构论，从单一整合功能论到多维功能分析，从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建构论，"结构—功能"方法在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这种宗教研究范式一方面是由社会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社会和研究对象宗教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仍需要"结构—功能"范式，并力求在对本土宗教的"结构—功能"研究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和方法。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有效率”，但苏南地区股份经济合作制改制却有着其自身内在的动因和逻辑，那就是村庄生活中“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的生存理性。可见，村社共同体内的产权改革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对这场产权改革具有更实际的影响。可以说，不仅改制的真实动因是由非经济的因素决定的，甚至股份经济合作社中的产权界定亦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在中华文明有待复兴而西方文明势如洪流冲击全球的大势之下，我们必须了解在西方文明体系里面哪些东西是根本性的、积极的、历史悠久的，哪些则是次要的、短暂的、消极的或者已经为人抛弃的。我们也必须明白，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之中根本性的、积极的乃至历史悠久的东西，乃是西方文明传人不断创造、不断更新、不断发扬光大的成果，而决非抱残守缺的结果。反思中华文明的核心因素而予以发扬光大同样也是一件相当迫切的事情。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国际范围内的“休谟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型，由以前的“条块化”研究走向“整体性”研究，休谟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随笔等著作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且与休谟的哲学著作形成一种“相互印证和烛照的语境”，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三种迥然不同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
“republic”(共和国)一词源于古代拉丁语词“respublica”，但二者的涵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以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作品为核心文本，可以深入剖析“respublica”在拉丁政治传统中的内在意义。虽然古典思想家西塞罗和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分别认同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同样强调了“正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意义，同样体现了一种真正“罗马”的政治态度。
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要赶上时代和民族发展的步伐，必须要从正视现实开始，看清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前进的方向。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中国语言学缺少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缺乏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反思：1.对《马氏文通》引起的方向性转变的反思；2.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3.对语文教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语言理论作用的反思。二、分析了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动力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对“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理论，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并超过外国先进水平”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三、从宏观上提出了几个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乃至论争。
本文用事件整合类型学理论研究上古汉语，对72个移动动词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上古汉语移动动词的义项中，携带离开、到达、路径等各类途径信息的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具有构架功能的移动动词系统，是动词构架语言。同时，我们还发现，上古汉语的使用者，在认知一个运动事件时，更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其来源或路径。
任务型课堂教学是如今第二语言教学中备受关注的教学法，但这一教学法中如何解决处理语言输入依然是需要讨论的。应该说在二语习得中，输入与输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任务教学法可以考虑把传统的3P模式和任务教学法相结合起来。
"三教合一"是明人阐释《西游记》的共同视角，"三教"在清人对《西游记》的文本阐释中则有着从"合"到"分"趋势。其中，以内丹道派的观念阐释《西游记》有着从粗疏到精致，从支离到系统的历史进程，是清代《西游记》文本阐释中的主流，影响相当深远。本文以《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为个案，参照《西游证道书》、《新说西游记》、《通易西游正旨分章注释》，切入内丹道派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内丹道派与《西游记》阐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元祐时期，词学、佛禅同得繁盛发展，佛禅对词产生多方面影响。语言层面表现为：以佛语禅句入词；大量使用口语俗语甚至恶俗秽滥语；运用禅宗句式和语言方式；翻案创新。意义层面，表现为化用佛禅思想、意象、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抒发作者的情感，如牧牛、散花意象，人生如梦思想，返本归心、明心见性的参悟体验和精神境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还有一些词通首阐述佛理禅趣，以词说佛说禅。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词坛，此期词人为改善词的生存环境，还主动与禅交锋，留下了一些表现机锋的词作，显现出佛禅与词关系的生动性、丰富性。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 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 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 “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 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 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 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 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 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 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 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 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 “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 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 更彻底地说, 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 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 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在诞生之初确立了以抒情为结构框架的模式, 强调抒发情感的个人性与独特性是“文学”的根本特征。这与“进化”的文学观念之间有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加上与新“文学”运动日渐分离, 使得“中国文学史”最终成为一个终结的历史片段, 几乎难以参与到当代正在展开的历史中。要赋其予不断更新的动力, 需要对它的一些基本前提进行反思, 并重新思考由于“文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概念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文学起源于民间”的观念进行分析, 可以展现此命题中包含的矛盾和裂缝, 从而证明“文学史”的本质是一套现代知识话语的建构, 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文学的现代定义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其诞生的三块基石。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正逐渐抛弃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倾向用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 但很少对构成文学史话语的全部基础进行彻底反思。所以与前人相比, 我们只是将这套知识话语编织的更加圆熟, 而并没有更加接近所谓文学发展的“真正”规律或者文学的“真实”面目。现存的文学史能够为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视角, 但同时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实, 因此有必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对这门学科本身抱着清醒的反省精神, 寻找理解文学史的多元视角。
文学史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文学和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要有文学和历史的相对规定性。但是, 长期以来, 文学史的写作都是在社会史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使得文学史写作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本文认为, 只有将社会史从文学史中分离出去, 把文学史的写作重心放在语言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上, 才能建立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本文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把“语言”作为“剩余物”的状况, 提出把“语言-文学汉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关键词的主张, 甚至认为应该从语言的角度来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本文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分析语言与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问题; 其次分析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三部著作在处理语言与文学史关系的“得”与“失”。最后借助周作人的个案分析“语言—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基础、文学汉语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文学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冯契先生关于佛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 》一书中, 通过截取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时间段, 选择佛学如何中国化以及“空有”关系、“心物(性相) 之辩”和“理想人格培养”这四大主题作为讨论对象, 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现冯先生丰富的佛学思想内容。
通过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集聚置于南北贸易与世界产品周期运动的过程中而研究其性质及演变规律, 可以发现: 在南北贸易中,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具有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部门偏向的特征, 发达国家制造业集聚具有技能(要素) 偏向的特征; 北方创新率和南方模仿率的变化会通过北方差异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配置的变动影响着南北产品种类数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政府的干预政策也会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产生影响, 即当发展中国家政府对R & D部门实施补贴时南方的相对产品种类数增加, 当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南方的相对产品种类数则会下降。
最新签订的“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US-DR-CAFTA), 是近十年来美国参加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其中对纺织品原产地规则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值得我们重视。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US-DR-CAFTA中原产地规则对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可以证明区域性原产地规则给区域内国家带来贸易扩大效应的同时, 也对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带来了限制。因此, US-DR-CAFTA实施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必将受到影响, 中国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对策以趋利避害。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在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发展形式,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由于GATT/WTO在规范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存在着实体上和程序上的问题, 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冲突, 监督和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 将其纳入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内运行,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女子越剧在战时上海的发展是女性在现代都市公共空间中历史性崛起的一个标志, 表达了女性群体所关心的问题和对生活的渴求, 并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但是, 孤岛和沦陷时期日军对上海的统治对女子越剧的发展和女性文化的兴起并不具有历史性的作用, 有决定性意义的反而是日军统治没有阻断或改变都市移民、都市文化现代化, 以及女性参与社会这些较为长期的进程这一事实。而日本占领军的高压统治, 却成为一种催化剂, 使得一直遭受男性精英批评和轻视的女性流行文化历史性地走向了前台, 使女性和女性文化第一次占据了都市文化大舞台的中心位置。女子越剧在战时上海的兴起无疑为我们探讨战争、沦陷与都市文化空间中女性的崛起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巨大符号, 其丰富的意蕴, 多样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11—1912年间上海、北京各城市中的开放私园、同乡会馆、街头等公共空间来生成、填充、建构的, 而追悼会正是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复杂互动的一个焦点所在。它初步形成了一个“革命记忆资源仓库”, 并加深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化”。
中国的电影女演员最先出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 是一个新型的女性演艺群体。她们既是文化消费的对象, 又是推动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电影女明星在现代大众传媒中诞生, 又为各种话语所交叉建构。作为被公众凝视的对象, 她们被赋予了多重意义。与此同时, 女明星巧妙地利用各种话语力量重塑自身的公众形象, 展现出她们不曾磨灭却常被忽视的主体意识。
通过对墨学研究历史的回顾与反省, 尤其是对清代与20世纪墨学研究的贡献与缺失从方法论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总结、分析与重估, 以此来展望未来的墨学研究, 寻求对墨学的客观了解与创造的诠释之间的平衡点, 创建一套墨学诠释学。
多年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原始人没有主体意识”, 其实不然。原始人不仅有了朦胧的主体意识, 而且还有了主体意识的初步发展。图腾崇拜是原始先民为探索自身而达到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观念体系; 发生在父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则表征着人作为自然主体到社会主体的转变和个体主体意识的萌芽。
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首次表述并在马克思其后的理论中得到发展。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实践结构观, 它将主体间关系引入实践结构, 把实践看作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关系相统一的结构。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认识,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善恶因果律就是行为善恶与其利害之间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善恶因果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在于它是依靠理性参与的价值规律, 因而具有更多的应然性。现代善恶因果律是对传统善恶因果律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善恶因果律的积极改造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络信息责任是对网络信息行为主体的一种应然要求。网络伦理教育就是要试图唤起人们在网络信息行为领域的责任自觉, 它是网络信息道德责任、信息道德规范、信息道德原则等各种道德意义上的应然要求方面的教育和教化过程。网络信息责任的基础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责任的先验性。人的社会性决定网络信息责任的先验性, 而网络信息责任的先验性不仅决定网络伦理教育的合法性, 而且决定这种教育的必要性。
文章针对当代视觉传媒的特点, 提出光电子媒介下城市传播的"透镜模式", 也就是城市的大光学成像模式,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之于人的现身情态如何由直接在场转为远程在场。文章还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指出: 正是人们对可通约性的需求, 构成了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力——它刺激当代图像生产工业制造出通用的城市符号指涉系统, 最终使得公共图像超越公共空间成为达成城市通约所必需的信息平台。
清以前对张炎的评论总体上建立了张炎的身世和创作之间的联系, 对后人更全面地理解作品指出了知人论世的一条途径。不过这一时期的评论明显缺乏理论性、系统性, 也有因为交谊因素多有溢美之词的问题。比较而言, 清代的序跋中关于张炎创作实践的评论要更全面、更客观一些。一方面肯定了张炎词在艺术上的创新性, 抬高了张炎的词坛地位, 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同时廓清了人们对《词源》和《乐府指迷》的模糊认识。
南帆、王一川、陶东风推出的三种文学理论教材, 构成了新世纪文艺学的一个事件。对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只解构不建构"、有"虚无主义"之嫌的批评是不合事实的。他们的建构分别选择了关系主义、本土主义、整合主义的理论路向。不但与本质主义自觉区隔, 而且提供了建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经验和可能性。评价他们各自的得失将有益于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文艺学的未来发展。
赵树理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赵树理方向"代表着他的大众化创作的最大成就。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以农民为主要接受者的, 历年的评论及文学史对赵树理作出的"跟不上时代"的评价实际是没有认清赵树理的立场, 他的"反改造"倾向意味着农民拥护革命的原因在于得到了物质利益, 而不是精神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赵树理认为, 农民所能承受的"现代"是有限度的, 超过了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反而会阻碍农民走向现代的步伐。
现代汉语句末虚词"啊/呀""吧""呢""嘛"等, 一般称为"情态虚词", 以别于具有较多实质语义或语法功能的"了""吗""的"等虚词。其实, 前者固然表达情态, 如分别表示"关注""存疑""深究""确信"等; 但此等虚词对于篇章的连接,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关联理论及语篇标记的视角, 参照以往研究, 对该等情态虚词之语篇功能考察, 可以看到: (一)"啊/呀"除了对当时的情景或对话内容表示"关注"而外, 尚有特别标示"该语句乃针对当前语境而发"的功能; (二)"吧"除了标示"存疑"而外, 尚有标示"该句乃针对先前所说或所发生的情景而发"; (三)"呢"主要标示两种不同的、但前后呼应的语篇功能: (1)寻求与上文对比, (2)要求继续对话。这三个句末虚词, 在语篇组织上, 均具有增强关联性的功能。故除了当作"情态虚词"处理而外, 还可以看作是"语篇标记"。作为语篇标记, 其强弱排序应为: 呢 > 吧 > 啊/呀。此一排序, 恰恰与其情态性质之强弱相反: 呢 < 吧 < 啊/呀。
句子的抽象结构从外向内可以划分为三层, 即篇章层、语用层与句法层。三层结构的性质不同, 其间关系表现为外层制约中层, 中层制约内层。据此, 对于句子有形成分的分析, 首先应根据篇章语法学分析出其中的篇章成分, 而后根据语用学分析其语用成分, 最后根据句法学分析其句法成分。
《防海新论》是1874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一部重要的战争实录, 该书被后代研究者称为是"新理战史"。这部战争实录的译刊为晚清国防战略转变与战略防御的具体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对于晚清国防的近代化建设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该书的译刊及其进入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对于中国史学记述内容的拓展和史书编纂体例的多样化发展, 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结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估算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一研究方法, 同时也解决了因中国近代城市人口统计资料奇缺而导致的衡量城市化率的困难和失真, 并在勾勒城市化率变化曲线的基础上, 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
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 1801-1861)是美国中国观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位关键人物。在认识中国的问题上, 裨治文主张客观、如实地观察、描述中国。他既反对16世纪以来西方美化中国的倾向, 同时也批评当时新教传教士刻意夸大中国社会黑暗面的简单化方法。但作为新教传教士, 思想深处的基督教文明至上论又使其在认识中国时无法摆脱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裨氏中国观中的两重性是其传教策略两面性在中国认识上的体现。研究裨氏的中国观便于我们进一步从纵向上把握美国中国观的演变脉络。
战后, 以胡适为领袖的"独立时论"群体成员得以群聚, 除了胡适的强大号召力外, 最有力的联结纽带是学缘(或教育背景), 即通过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等学校关系聚集起来, 特别是与北大学术社群关系密切; 同时, 这一群体的聚合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导致了北大教授内部之间的分化。
1920年, 《企业代表会法》颁布实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国家法令。它所创建的企业代表会体制意图形成企业民主, 进而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形成。然而在实践中, 企业代表会体制的规模、职能发挥与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其实践困境的原因在于: 企业家的阻挠; 企业代表会成员的能力所限; 法律缺陷; 职工的期望过高; 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以及不断紧张的权力交往困境。
李承晚时期是美韩同盟的奠基阶段, 同盟对外遏制共产主义与对内规制盟国行为的功能通过美国对该政权的政策得到了生动体现。通过解读美国对李承晚政权内外行为的政策, 可揭示出该政权在美国决策层中形成"价值"与"负担"的双重认知, 进一步剖析美国在冷战背景下由国家安全和制度竞争双重目标带来的决策困境——在遏制共产主义与规范盟国行为之间的两难选择, 从而以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为个案。探讨冷战时期的政权特性与同盟关系之关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建构和完善民主的政治沟通机制。一定意义上说, 这种政治沟通的过程, 是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政治生活中, 协商民主成为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形式。协商民主的特征和功能表明, 它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沟通的作用, 有效维护权利、达成共识、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协商民主, 使整个社会在管理、调节和控制方面更有组织, 更加和谐, 显然是构建和谐社会,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 需要从培育社会资本, 激发公共理性, 加强制度建设, 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共进发展等四个根本路径着力。
无论从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 还是从理论研究的现状、统计数据的缺乏以及和国外的差距来看, 我国都有必要在遵循实用性、综合性、准确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旅游就业统计指标体系。构建我国的旅游就业统计指标应针对我国旅游业的实际情况, 应用人口分析的手段和方法, 结合其他产业就业指标设置的状况, 从行业综合管理的角度分数量、质量两个方面进行细化, 并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同时, 对于一些比较主观、难以定量化和大范围统计获得的要素, 还应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抽样调查等方法进行了解。
世博会将引致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相关商贸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从而相应促进就业特别是旅游就业的大幅度增加。模型分析表明, 2010年上海世博会带来的旅游直接就业增量将达到7.4万人。但是, 世博会后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旅游就业过剩"的现象。据测算, 上海世博会后将会产生5.2万人的旅游就业过剩, 从而可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 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 积极做好世博会前后的旅游就业的应对工作。
旅游就业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对旅游就业的概念和特点、旅游就业效应、旅游就业的统计及拓展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比较国内外旅游就业研究, 可以看到我国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进展迅速, 研究成果颇丰,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然而, 在旅游就业的概念界定、旅游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旅游就业拓展对策及旅游就业研究区域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有待加强。
环境补贴问题在WTO框架下困难重重。西方国家在此领域一直推崇的PPP原则的影响是造成WTO环境补贴政策暧昧不明的重要因素, 但将PPP原则引入WTO还为时过早, 取消"绿灯补贴"中的环保补贴或另以PPP原则或更高标准取而代之, 都是不现实的。从实质公平的角度看, 发展中国家也不应支付任何多于他们所分享的。针对中国在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遭遇到的挑战, 中国的因应之策应以环境补贴战略为重点, 以政府主导为主, 充分用足WTO绿灯补贴的相关规定; 同时补贴制度应和其他相关制度相配套, 才能真正减少对内对外贸易与环境平衡问题的困扰。
安全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内在价值追求, 忽视安全容易; l发系统性风险, 危及金融业和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 银行破产又是一个耗时、当事人众多且权利框架结构复杂的过程, 效率也应是蕴含其中的内在价值追求。银行破产过程中安全和效率是一对矛盾, 但法律必须在安全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在我国现阶段,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效率, 必须在提高银行破产效率的同时实现更高层次的安全。
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现代组织, 同样存在由所有者(全体会员)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 因此, 完善内部治理是提高中国民间商会运行效率的关键。相关模型分析表明, 完善民间商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在于引导和约束管理层的私利动机, 使其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为全体或大多数会员利益工作上来。除此之外, 完善民间商会内部治理更根本的保障还在于提高民间商会的整体运营质量, 使得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各类商会会员都能够通过商会组织的正常运营获得必要的回报。
一神宗教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研究认为: (1)多神崇拜与巫术崇拜是普遍必然的信仰形态; (2)一神宗教不可能在原有的普遍必然的生存与信仰形态中产生; (3)一神宗教当然也不可能借助纯粹的思维与思想形式而产生; (4)犹太民族同样不具有一神宗教的先天气质; (5)《旧约·创世纪》中伊甸园的故事正是犹太民族早期多神信仰的证明; (6)一神宗教的出现纯粹基于特殊和偶然。这种特殊性或偶然性具体可表述为: 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和一个特殊的时间, 由一个特殊的民族由于极其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条件承担起了人类所赋予的特殊的使命。
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理智启蒙的"伦理启蒙", 它力图瓦解封建纲常伦理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创造向自由民主社会前进的伦理基础与政治前提。明清之际内源性的伦理启蒙是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先声, 但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性, 直到严复引进了"自由"的理念, 才使中国近代伦理启蒙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量。
唐代儒学由于外部佛道势力的冲击和内部经学的僵化之困而日益式微。因此, 如何恢复儒家经典的生命力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主要的时代课题。新《春秋》学派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 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 主张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 假圣立言, 掀起了由章句向义理转变的解经范式变革和由"叙事"向"义理"转变的史学变革以及主张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的本文变革, 开辟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进的先河。
通过对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诠义思想的区分与讨论, 可以看到佛教教说的内在或者说自我诠释之路的旨趣。其中, 主要分析了解瑜伽行派思想所涉的能诠与所诠的关系, 梳理了其基本诠说方式, 并进一步具体讨论了作为其立说基础的三性, 以及名与义的问题。可以认为, 佛教内在诠义思想对当代佛教研究方法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宗教研究有两种范式, 即护教学的研究和宗教学的研究, 护教学的研究是指站在信仰的立场用学术的方法对宗教进行辩护, 而宗教学的研究则是指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宗教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也可叫宗教科学。反思近代以来的汉语佛教研究, 我们发现汉语佛教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徘徊于护教学与宗教学之间, 护教学的研究和宗教学的研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两相混乱, 被印顺法师形容为是“东倒西歪, 非驴非马”, 从而导致了这两种范式的研究都得不到纯正而深入的发展, 影响了汉语佛教研究的整体推进。相比之下, 西方学界的基督宗教研究则能保持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平衡发展。
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佛教的研究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 却遭遇到来自佛教界和佛学界的种种排斥和误解。事实上, 一个宗教信仰体系, 不仅仅是其教义和哲学, 更在于它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效果。从佛教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中国佛教的理性化趋势是其内在的需要, 因此, 佛教社会学的方法完全能够为中国佛教的研究带来理性化的视角和新的内容。
长期以来, 关于中国佛教的研究一直被当作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分支, 其研究队伍和研究兴趣都偏重于哲学。但中国佛教天然地具有历史学属性, 以至到目前为止, 很多中国佛教史论著无论在史料解读、史料采择还是史学常识掌握方面, 都存在诸多差强人意之处。因此, 希望这一领域能有一些历史学家的参与, 一来可以使基本史实的梳理逐步精细化, 同时还可以从史学角度发现一些新的学术问题。
近代以来, 受西方现代学术思维的影响, “唯证乃知”的传统佛学研究原则受到挑战, 佛学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但是, 由于佛教的实践性要求, 佛学的内在诠释原则和体证方法始终有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学”与“证”之间的冲突, 导致了近代以来佛教研究方法的分裂和困境。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背景下, 研究者应该对各自方法的界限与有效性具有清醒的自觉, 不李代桃僵, 也不厚此薄彼; 同时, 也应该在整合多种方法的基础上, 探索佛学研究方法的新范式。
史华慈认为: 雅各宾—列宁主义, 作为卢梭思想中的特殊阐释和发展, 与民族—国家时代中之现代化窘境之间有深刻的关系。无论在工业革命, 前现代化或后现代化时代, 文明都赋予全人类的政治哲学以全新意义。当我们以内向型文明为视角, 理解文明所带来的政治哲学论辩, 可以发现当前社会中与现代性紧张角力的诸多分支与论辩的丰富过程。
中国现代美学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纪20年代前后,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 引发了随后学界美学与宗教之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深入到美学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检讨了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理性偏颇, 探讨了美感的培育对于新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其中所欲表达的情感启蒙, 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另一重要方面。
默会认识中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概念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 是范例和规则的关系。就默会能力的培养而言, 论者大多承认规则的作用, 但更倾向于范例, 认为范例之于规则具有优先性。对范例和规则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 体现的是一种罗尔斯所说的“概要的规则观”。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 论者把建立在家族相似基础上, 注重同异比较, 通过对范例的模仿来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方法, 称作“类比思维”、“范例推理”等。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包含了一种特殊形态的默会能力.体现在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 同时, 也构成了传递其他形态的默会能力的基础。
罗蒂继承实用主义传统, 重新将伦理学置于哲学思考的重心。他认为, 随着真理符合论的瓦解, 传统先验道德哲学失去了合理的基础; 道德原则只能从生活经验中得到说明; 道德进步只能通过在同情的基础上将他人纳入“我们”得以实现。罗蒂的道德经验主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仅符合直观, 也得到学理上的支持; 然而他对于道德进步的解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 这种缺憾也造成了罗蒂理论自身的不融贯。
道德评价是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论述道德评价的功能, 分别就对行为者的道德评价和对行为以及规范的道德评价进行分析, 提出以道德价值评判前者, 而以评判者自己所持的伦理原则评判后两者的看法, 以纠正某些流俗之见, 旨在揭示评判伦理规范时的伦理自我中心困境.并对缓和这种困境提出一些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 由技术冲击产生的经济波动作为核心波, 其波动较小并且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导因素; 而在价格运动主导下由利益驱动, 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市场主体的自发投资行为, 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从属波的特殊生成机理。从属波扩大了经济波动幅度, 导致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 产生了极大的负效应。由此可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但无法全面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和国民财富的矛盾现象。另一方面, 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也说明, 中国在宏观调控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从属波方面存在看政策缺陷, 因此, 应以经济政策学为指导, 对宏观调控政策加以改进和完善。
作为一次制度性变革, 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实现机制, 相应地, 大股东的行为特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改革前的倾向于采取“隧道行为”, 变成改革后的积极采取支撑行为和市场套利行为。其中, 支撑行为主要包括大股东注入优质资产、大股东积极与上市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大股东提供支持下的债务重组、大股东直接收购上市公司不良资产等四大类, 这种行为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业绩具有重要作用; 而市场套利行为一旦失范, 将会对二级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冲击.因此, 有关部门应当对该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
在标准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下讨论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 可以明确: 当金融市场以市场失灵为特征时, 存在着政府干预市场的余地; 政府干预的类型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可得性, 以及获得信息和运用干预政策的交易费用。因此, 政府在决定是否干预金融市场之前, 必须首先评估其本身是否能够得到比市场更充分的有关市场失灵的信息, 以及收集信息和贯彻干预市场政策的成本。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质, 故而赞成或反对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主张, 应立足于国别研究。
从金融消费者行为决策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出发, 构建行为决策的分析模型, 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的成因进行深入探析, 从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的成因是源于商业银行的本质, 即由商业银行作为提供即时性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性质所致; 第二, 挤兑作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种生存常态, 迫使其必须保持流动性。因此, 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文化中, 老子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 是中国女性文化及其话语的滥觞, 由此涉及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一是从中西文化比较观念出发,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的认定, 即对于中国文化基本形态与性质的判断; 二是对于老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中国远古女性崇拜意识的认定, 由此从渊源上探求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形态与特性; 第三, 则是中国文学的南北文化源流的特征及其相互融合问题, 由此指出中国文学的“阴阳合流”现象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都市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都市文化的生产体现了社会精神生产在都市化阶段的新特点。由此可以把都市文化的生产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去审视。资本的介入使精神生产的特点发生重大转变, 精神生产从非生产性开始向生产性转变, 精神生产也与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紧密联系。在大量的都市文化产品消费中, 人们却找不到更为有力的精神资源, 支撑起人的健康生存与发展, 都市中的异化感成为都市人普遍的生存状态。都市文化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要充分发挥都市空间的文化功能, 也就是要使都市空间真正成为都市人生存并得到充分发展的最佳场所。
学术界对公案文学的外延问题分歧极大, 根本原因是各家对古代“公案”概念的内涵界定不一。现代学者对公案小说、公案戏(剧)所下定义, 存在内涵过大或过小的不足, 其“过大”者, 不能涵盖古人认可的全部公案作品, 原因是将种概念的本质属性误用为属概念的本质属性; 其“过小”者, 可将古人归在非公案类的作品涵盖进来, 原因是本质属性总和的数量不够。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调整, 结合古人分类的实际, 可将古人“公案”概念的内涵界定为4个本质属性: 即“取材于案件”, 以“成案”和“判案”为情节的基本构架, 以及“表现公案主题”。
词史向来把刘辰翁作为稼轩词派的后劲, 认为二者词风相近。实际上, 从选调用韵、用字、用句、用典等均可见须溪与稼轩词风在情感的基调、节奏、内涵及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的多重差异, 从中又可看出须溪词在学习苏辛的同时, 于南宋末年的时代环境下, 无形中也透出一些张炎、周密等所谓风雅词人词风的特点, 在情感风格、语言风格的某些层面上, 与他们有暗合之处。
思潮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 但是在中国, 思潮纷繁却是一种现代现象。整个20世纪, 思潮研究都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向度。它的百年历程也是因人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反省。对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并不平衡, “社会思潮”的概念尚需澄清, 并且应该从分学科的或个案的研究进到综合的求“通观”的研究。把20世纪社会思潮看作是围绕着现代化而展开的历史性争论, 考察由此形成的现代性话语和现代性观念, 可以是“通观”的一项选择。这种研究同时应注意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密切关系, 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方法问题。
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首先要认清的是: 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舞台的, 主要是一种“行走的观念”。行走的观念具有强烈的干预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品格, 它强调观念服务于行动, 进而认为行动优先于观念, 最终以行动取代了观念。从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看, 行走的观念属于一种“现代性”的观念, 它起源于启蒙思想的“乌托邦”, 最终却导致乌托邦之异化。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以最典型的方式展示了这种启蒙观念之产生及异化的曲折行程。
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思潮中往往具有经过哲学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而使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少不了哲学史研究。但社会思潮史研究还需要关注和探讨这种哲学内核的传播、普及、制度保障、实践转化诸问题, 这些问题在哲学史研究中并非重要, 但在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却十分重要, 从而使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 当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分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自由”的肯定, 抓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本质。局限性主要是其理论逻辑存在着混乱, 所持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存在着理论困难, 即没有认识到“自由”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是开放的、也有其难以解决的内部困难, 尤其是这种普世性并不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模式甚至制度细节, 否则在逻辑上就是对“自由”的否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 在历史给定的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通向“自由”的道路永远敞开着新的可能性。
现代学术史上的章太交、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通过分析他们对于“国学”和“国故”的不同舍义的指认，揭示近代学术发展不断剥离价值，追求“客观”的过程，并兼及学术权势与学术立场之问的互动关系。
戴名世经学、史学兼治, 并着力于子学研究。戴氏治学特色鲜明, 他的治学折射出了明清之交那个特殊历史时段学术转轨变型的重要学术讯息。
唐代地方州府是由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多个职能机构组成的行政统一体, 六曹参军是这个行政系统的主体, 负责落实中央政府各项行政指令。司户参军则是州府六曹行政系统中职责最为繁重的“要”官, 掌户籍、计帐、婚媾等经济事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些文件, 再现了唐司户参军的具体职掌。
长随(家人)是清代地方就业渠道多元化和地方行政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清代州县“非正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随在衙门中地位不高, 亦公亦私, 不同于吏役, 作用上则弥补了地位较高的幕友、吏役之所不能。长随种类繁多, 各有职掌, 对清代州县行政意义重大, 而在负面影响上亦较幕友、吏役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 长随也在幕友、官长和吏役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 这种平衡是地方衙门稳定运行的基础, 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清代州县结构实用性、稳定性与合理性的一面。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制度的一种商业策略, 它追求一种宏大叙事的统一性原则, 使其在名实之间充满矛盾和歧义, 表现为概念上的“空壳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实际上已经解体, 所谓后现代电影并不是类型电影, 在对这些影片的审美过程中反对阐释, 提倡“新感受力”不仅是对类型电影的直接否定, 也是对影像本位的真正回归。
通过对雕版、石印、铅印三者的不同印刷技术原理、特点的呈现及其在晚清民初的运用状况的描述, 历史地展现了以印刷出版为核心的文化再生产怎样得以展开, 又何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产生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 推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发展。
《独立评论》时期陈之迈的政治思想虽看似零乱, 其实它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那就是: 发展现代经济制度是中国统一的前提, 只有现代经济制度的发展, 才有健全的舆论和充分的法治; 舆论和法治是宪政成功的两个基本条件, 宪政的实现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民主政治是“上轨道的政治”的本质。同时, 民主政治是澄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 即加强真论和法治→完善监察体制→推行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政治。贯穿此逻辑体系的核心是以和平非武力方式解决政权的更替。
中国如何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各自的回答, 其思想内容既存在严格区别, 也有许多一致性。陈独秀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中国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一步跳到社会主义, 中间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并且, 对于这个中间过程设置的意义, 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规定等方面, 毛泽东与陈独秀都有一致性; 但由于思想认识和逻辑的不同, 也导致他们对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严格区别, 从而在发展资本主义途径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进了我国法制文明与教育文明的相互结合, 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对新时期高等教育法制变迁的过程、内容和方式等三个方面的考察, 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变迁从被动适应到主动优化、从权力制约到权利制衡、从国家强制到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
品牌个性评价维度存在重要的跨文化异同, 但在中国市场背景中尚缺少丰富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以一个低涉入品英(糖果)为例, 选用本土化品牌个性量表的基本维度及词汇, 对全国三个城市的消费者进行测试, 发现了与美国量表对应的两个关键维度“仁和”和“时新”。同时, 立足于中外品牌和消费世代对比角度, 可以揭示品牌个性维度评价的关键差异。研究表明, 与外资品牌相比, 中国老字号品牌个性具有突出的“仁和”评价, 但“时新”评价低下; 与年长世代相比, 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著更高。这个结果对重塑中国老字号品牌形象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以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为对象, 建立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分析样本公司社会责任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成本与核心竞争力之间在总体上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应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社会资本在对智力资本的支持、对智力资本替代与转移特性的影响、对智力资本开发过程的促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社会资本一方面通过与智力资本的有效互动提高智力资本的应用效益, 另一方面通过与智力资本的整合, 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 实现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整合应成为智力资本管理的基础,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智力资本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具有重要意义。
巫术是由于错误联想而导致无效的、意在影响或改变客观事物发展进程的行为方式。巫术及其起源是人类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有关巫术起源问题, 现有的各种说法纷纭不一, 简单概括主要有天然存在说、“玛纳”说、臆症说、情感说、生产力低下说。我们认为, 巫术因原始思维而产生, 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和误区。本文揭示的种种说法, 有的可以补充原始思维说, 但有的是片面的, 有的是错误的。文章对现有的各种说法加以介绍和评议。
文字分化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也是产生新出字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楚简新出字中的分化字与传世文字比较, 认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分化的不一致是导致“文字异形”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明是一种言语博弈理论, 是一种语用逻辑。语用逻辑和言语博弈统一于时语言的使用, 集中体现人类的言辩智慧。陈望道《因明学概略》对因明所做的深入浅出的语用逻辑上的阐发值得当下学界重视。因明意义上的言语博弈是一种游戏式对话, 对话过程中注重“悟他”, “悟他”过程中孜孜以求“赢得”。
油画是极其西方的一个画种, 但是, 宣纸油画却已然成为当代油画史上一个极富中国特质的艺术符号。对于这一艺术样式的首创和代表, 一些媒体常指为沪宁等地一些中青年的画家; 而对于“宣纸油画”的美学特质, 一些评论也常言是以敦煌壁画造像为对象, 用宣纸和油彩创作, “画风淳朴, 飘逸飞动、古色古香的画派”。其实不然, 中国宣纸油画的真正代表应该是著名旅美前辈画家孔柏基, 发现日常生活的神性, 发现日常生活的永恒价值, 可以说是孔柏基宣纸油画的真正精神实质。
王元化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左的教条倾向”的第三次反思并没有成为他一生思想历程的终点，新世纪以来他对文化教育领域中“市场至上”流弊的深切关注与一系列“负责任”的思考，构成他耄耋之年的“第四次”反思。王元化第四次反思提出的关键问题至少有：面对“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成为评估一切“准绳”的潮流，人文知识者的责任何在，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面对发源欧美而蔓延世界各地的消费物质主义“普世现象”，中国人文知识者是否应当对西方“普世理念”有所分析，区别对待；面对“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动物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何在，如何汲取发扬。王元化作为一位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思想者，一位对马克思学说有真切体认并经历创痛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一位对中西文化有深切研究而忠诚护持光大中国文化的人文学者，他针对“市场至上”负面现象所作的第四次反思是袒露胸襟，怀抱殷忧。如果说王元化前三次反思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曲折历程提供了一连串警策路标，那么他在新世纪初的第四次反思不但提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复杂与艰难，而且启示了一种旨在避免两方面触礁的新思路。
王元化先生是国内一流的学术大师兼思想家，他在中国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学术史上树立了新的标识，他的学术经验与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诸多启示。本文对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根底无易其固：扎实的学术功底；（二）裁断必出于己：高标的才胆识力；（三）开阔的学术视野，融贯的研究方法；（四）广交学界朋友，参与国际对话。
“文革”结束的时候，陈旭麓先生已开始“渐入老境”，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却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巅峰状态，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等，都是在“老境侵夺”的日暮黄昏中完成的，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之中无疑又浸透着先生那一代学人命运的苍凉。
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的变革似乎再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出发点，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哲学本身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由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洗礼。自1978年至2008年，新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历了近30个春秋。较之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一个30年（1949－1978），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30年中，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在深度抑或广度上都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
祁彪佳就任苏松巡按，据考定“服役期”仅一年又三个月。《明史》“祁传”对此段经历多有阙载与讹误，特为考订之。借此话头，间接窥见17世纪的江南虽号称经济发达，背后的社会问题相当繁冗复杂，乡村时有“民变”发生。朝廷功利短视，不欲正本清源。经受种种挫折，祁氏不得不失望隐退。
为了更好地理解“普遍主义”以及类似的概念，更好地理解、参与和应对与此有关的学术界内外的争论，有必要对普遍主义的种种类型进行分析。普遍主义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在世俗普遍主义中，有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也有以观念的涉及范围为核心的普遍主义。在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中，有以单个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普遍主义和以价值体系或诸多价值排序方式为核心的文化普遍主义；在价值普遍主义中，有强调交往的普遍意义的对话普遍主义和以为某人或某民族是可以单方面或独白地决定什么东西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独白普遍主义。不仅独白普遍主义，而且对话普遍主义，都可能做西方中心论的解释，而与非西方中心论的普遍主义相对立。为了在主张普遍主义的同时避免西方中心论，必须把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避免像前者那样把普遍的东西看作是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既成事实，而主张通过观念层面的沟通和现实层面的来往，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而在未来的共同实践中建构起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奥利金是早期希腊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也是《圣经》诠释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思想家。在奥利金的基督教神学中，深深地打上了希腊哲学的烙印，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和知识性。奥利金的诠释学力图使信仰与知识并行不悖，他不仅通过对基督教经典的诠释来阐发他的神学思想，而且发展了隐喻解经法所具有的知识性。奥利金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对贝蒂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深入解读奥利金的诠释思想，不仅是一项思想史的梳理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理解推动当代诠释学发展的研究工作。
相干逻辑的形式系统组成一个逻辑家族，这些逻辑系统的共同点是：坚持演绎推理的相干性，拒斥“结论的推导未实际使用前提”的推理方式。相干系统的分类建构与可拆分，为相干推理和判定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相干逻辑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证明了“相干原理”等一系列元定理，用以揭示相干蕴涵的逻辑特性和排除形形色色的“蕴涵怪论”。相干语义理论内涵丰富，而直观的信息论解释，不仅细致地描述了三元关系语义的理论背景，也为相干逻辑在信息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在当代生命科学中，对于究竟什么是生命并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通过对界定生命的几条代表性进路所作的方法论分析，将生命概念置于当代计算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以期提出并论证生命的本质是具有表征性和指令性的信息的自我复制和更新，同时揭示出这种观点所蕴涵的科学和哲学意义。
历史上对生命哲学的种种思考，虽然都带有其时代烙印，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命最本质的内涵和一般性特性。相对于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由于医学与生物学的背景，其讨论的问题往往与应用领域直接相关；尽管如此，关于生命哲学以及生命价值的种种思考仍然是生命伦理研究与生命伦理教育不能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说，现代生命伦理学家也正致力于生命价值的基本理论研究，力图为生命伦理的实际运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
“身体”向来是被社会科学尤其是传统主流社会学所忽视的研究对象。当代身体意识的觉醒和身体社会学的兴起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也是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转变的结果。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不仅认识到了“身体”是当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议题，而且开始把身体问题化，并把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和分析视角。尽管当代身体社会学的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挑战，但其对传统社会学二元范式的解构和开辟新的社会学研究路径来说确实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政治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和规划，反映出党的领导集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过程，其发展成果是形成了更为成熟和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框架包含了价值目标、内容体系和方法论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区分为“自目标”和“它目标”两个结构化概念，党对政治体制改革价值目标的设定有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十三大政治报告规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内容，十四大至十七大政治报告做了多方面补充发展和某些局部调整，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体系。同时，邓小平等历任党的领导人和历次党代会，在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上，都提出了若干规约性原则。
通过区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阶段，揭示其逻辑轨迹，以探索继续解放思想的目标和重点，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三次思想大解放”论或“第三次思想解放”论离开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无视三中全会后至8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思想解放，以至对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的定位、对改革推进的评价、以及对思想解放实质的概括，都有可商榷之处。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后面对改革举措姓“社”姓“资”争议发起的再一次思想大解放，把我们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的再认识。此后1992年对市场经济和1997年关于所有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是这一层面思想解放的深化。今天思考继续解放思想的着力点，依然要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准确把握新的历史起点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以此确定以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为中心，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进一步改革的内容，同样推进了邓小平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思想解放。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分析表明，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得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但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客观存在，又提示人们进出口贸易引致经济增长风险的可能性。从我国进出口贸易引致经济增长风险的程度度量来看，尽管由进出口贸易直接引致中国经济增长风险的可能性很小，但进出口贸易却可通过其他因素引致经济增长风险，因此，进出口贸易又是防范中国经济增长风险过程中必须要监控的重要指标因素。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对1980年至2007年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进行了测算。除了对复汇率时期的名义汇率进行了调整计算之外，主要测算了名义有效汇率、双边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由于在测算双边实际汇率之时采用了三个不同指标，因而得出三个双边实际汇率。通过本文的测算可以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双边实际汇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等三个汇率水平的变化，同名义汇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对解释我国近年来人民币升值而国际收支依然持续顺差也许是有帮助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已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中具有支柱性质的产业部门。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效应，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业发展阶段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业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发展波动与国民经济周期、房地产业发展状况与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之间等四个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就必须实现正确的产业定位，规范提升地方政府行为能力，完善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构筑住房领域民生安全网。
完整呈现克罗齐美学实绩及其演化的标志性专著至少有二：1901年版《美学原理》与1912年版《美学纲要》。然朱光潜自青年至晚年，大体是以1901年版《美学原理》为参照，来述评对象的。这就未免以偏概全。本文旨在通过对克罗齐美学的较完整把握，依次从“直觉是心灵哲学的逻辑起点”、“直觉对‘心物二元’论的突破”、“直觉与抒情意象的表现”、“直觉与创作过程之简缩”、“直觉与艺术独立的美学建构”等五方面，来还克罗齐一个学术清白。
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间，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社会的急剧动荡直接导致了读者阅读需求、作者创作宗旨与内容的变化，创作观念与理论也随之相应而变。这期间，翻译小说的崛起给上述变化增添了有别于传统意味的新色彩，此时因清政府已无力对意识形态作严密监控，小说发展获得了较前宽松的环境。已率先完成改造的出版业对上述变化起了放大效应。制约小说发展的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并重新构建新的平衡，小说已走近从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在临近转折的最后八年里，小说发展与政治进程两条线索渐行渐近，最后出现了名为“小说界革命”的交叉点。
新型专业媒体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一大羁绊，如何消除新媒体人才培养与行业用人需求之间的错位，成为现代传媒业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上海地处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带，其市场运作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都将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示范作用。本课题对驻沪三所高校相关专业的近350名师生进行调研，以掌握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情况，为正确调整学科定位，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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