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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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在:意会整体与辅助性细节——波兰尼《认知与存在》解读

张一兵

2020 (1): 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1

摘要 ( 348 )

HTML ( 474 )

PDF(1625KB) ( 262 )

意会认知是关系性的直观，它通过对细节之间关系的整体把握，导致我们对外观背后"综合实在"的意会理解。这里的综合概念，暗合康德发现的先天综合判断。其实，是波兰尼意会认知破境康德先验知性构架，以透视自动塑形经验及观念构式的神秘力量努力的存在论延伸。他对意会认知发生的综合实在整体与细节关系的理解，从一种单向的意会整合关系转换为复杂的双向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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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性价值观:“价值观间”的价值自觉

贺来

2020 (1): 10-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2

摘要 (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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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86KB) ( 142 )

价值观的排他性和难以兼容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分裂和冲突性质，也即"价值观间"问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为深层和最为重大的挑战和危险之一。价值观所带来的冲突和风险需要价值观自身来调节和化解，为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协调价值观间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一种处理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即"关系性价值观"。尊重彼此自由、相互承认、社会正义是现代社会寻求"关系性价值观"的三个重要面向，它们从不同方面协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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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的三种意义之辨析——兼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

江畅

2020 (1): 19-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3

摘要 ( 370 )

HTML ( 170 )

PDF(1068KB) ( 200 )

"中国伦理学"有三种不同的意义，重写或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需要弄清楚是在哪种意义上进行构建。我们要构建的并不是在中国产生的伦理学，也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的伦理学，而是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才能体现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才能传承并创新中西伦理学的学术传统，才能为世界伦理学界提供中国道德主张，贡献中国道德智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伦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而且对世界作出过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需要继承传统中国特色伦理学的优良传统，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优秀基因并弘扬其中的合理元素，着力提炼和提升时代道德精神，坚守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从而让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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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

汤勤福

2020 (1): 30-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4

摘要 ( 379 )

HTML ( 23 )

PDF(1944KB) ( 238 )

集权礼制阶段是中华传统礼制演化中一个完整的发展时期。它是以大一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政治基础，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五礼为形式，以伸张皇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礼仪制度。集权礼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秦统一到隋朝是形成阶段，唐宋是成熟阶段，元明清（道光前）是衰变阶段，道咸以降到民国政府是集权礼制的转型阶段。四个阶段具体表现不同，各阶段的特点也非常明显。道咸以降西风东渐日趋明显，近代工业在中国萌发并迅速成长，尤其是西方思想、礼仪与中华传统礼制扞格不入，都促使中华传统礼制进行变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华传统礼制没有完成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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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下的朝廷: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

孙英刚

2020 (1): 47-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5

摘要 ( 385 )

HTML ( 16 )

PDF(1472KB) ( 221 )

中古时代，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也对当时中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光照耀之下，中古政治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而这些面相，是我们理解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内在逻辑的基础。佛教对中古政治的参与，并非仅仅是特定政治人物、集团与特定僧人、寺院的互相利用，而有其自身信仰的逻辑——其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理念，乃至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述，都植根于自身的知识和思想之中。佛教将政治秩序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把神圣的宇宙秩序扩展到人的领域，从而赋予统治者一种类似必然性、确定性和永久性的东西。中古政治的起伏、逻辑和理念，需要回到中古去理解，回到宗教光芒笼罩下的人心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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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王到皇帝——孙吴立国江东与六朝政治统绪的形成

刘雅君

2020 (1): 58-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6

摘要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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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96KB) ( 412 )

孙吴立国具有肇始六朝的历史内涵。孙吴的皇权建构在内部受制于江东化进程，在外部受制于与魏、蜀的关系，经过了孙权称吴王与称皇帝两个阶段。汉祚终结时，江东内部并不支持孙权称尊号，孙权通过寻求曹魏的策命来建构王权。黄武四年（225）以后，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进入到顺畅期，同时外部压力减轻，故而孙权得以在黄龙元年（229）称帝并迁都建业。称帝后的孙权以压制官僚层来伸张皇权，留太子孙登守武昌，即针对陆逊等实权派官僚，然而皇权的分割导致太子成为皇帝之外的另一政治权威，动摇了皇权自我延续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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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教”到“美育代宗教”——关于近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的嬗变与转型

殷国明

2020 (1): 68-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7

摘要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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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81KB) ( 140 )

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美及其美学思想的引入、生发和建构，不仅成了促进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催化剂和思想酵素，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得以更新换代的重要标志，其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场域不断掀起的理论风暴，亦不断刺激和推动着中国艺术思维和精神意识的重生与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观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味，其不仅与中西方文化交合和碰撞的特殊语境紧密相关，显示了跨文化的视野和寓意，而且承袭了中国本土文化的诗教传统——这一点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尚缺乏深入探究，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意识的嬗变与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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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与书写:宋代绘画题跋的文本解读

方笑一

2020 (1): 81-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8

摘要 ( 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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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91KB) ( 365 )

绘画题跋的写作特点与观赏行为有密切关系。在题跋写作时，观赏者的观赏行为，直接决定了题跋文本书写的顺序、文本中各元素的组织与组合。题跋文字的组织既是一个线性过程，又具有即时性。在注视绘画的一瞬间，观赏者已经对画面中的一切作出了"选择"，而题跋又用文字对注视的结果进行了第二次选择，并呈现了这种"选择"。宋代的人物画题跋首先关注的是人物的逼真程度，而山水画在题跋作者眼中则更重在整体气势和格局，题跋作者的观感间或缺失，却又从另外三个方面营构了题跋内容，有时，观赏者的形象也直接呈现于题跋中，题跋塑造了观赏者与观赏对象——画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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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界定之困惑

王庆华

2020 (1): 89-9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09

摘要 ( 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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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72KB) ( 237 )

唐人传奇文体规范界定主要集中于作品篇幅、情节结构、文笔描摹、想象虚构等，以此标准甄别界定具体作品，显得比较笼统且存在歧义。唐人单篇传奇作品范围界定，存在着"小说"与集部之传记文、史部"传记"以及"杂史"等混杂出入情况。从唐人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之作，存在着传奇体与笔记体区分、选文定篇分歧出入、标准之严与宽等困惑。现当代学者界定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的个案对于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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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诉讼规制研究——以侵权责任法为中心

刘迎霜

2020 (1): 97-10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0

摘要 ( 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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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31KB) ( 267 )

恶意诉讼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形态多样，可以类型化为虚假诉讼、权利滥用型恶意诉讼、无据起诉。当前《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虚假诉讼法院制裁制度、《刑法》的"虚假诉讼罪"都对恶意诉讼进行了规制。但是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惩处恶意诉讼。因此，应在立法上将恶意诉讼列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规定其主观过错为直接故意，其损害包括被侵权人的预期利益损失。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侵权责任法的遏制和阻碍违法行为功能，基于恶意诉讼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对恶意诉讼侵权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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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司法政策的法理解析——边界、强度、手段、效果的四维视角

王国柱

2020 (1): 107-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1

摘要 ( 262 )

HTML ( 21 )

PDF(1765KB) ( 223 )

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司法政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清晰的目的指向性，与司法公正相契合。"严格保护"的司法政策可以从边界、强度、手段和效果四个维度进行阐释。权利保护边界的确定是严格保护的起点，在确定权利保护的边界时应当严守法定的界限，采用"平衡论"指导下的解释方法，在化解权利冲突的过程中划定权利边界。此外，应当理性、客观地认识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坚持保护强度的"刚性基础"，以"严格"尺度实现保护强度的"适度"，坚守立法确立的赔偿数额计算顺位，在"法定赔偿"中运用"严格保护"司法政策。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实现手段包括规则思维、释法说理和诉讼诚信的强化，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效果体现为精准保护、比例协调和裁判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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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基于2010年和2017年的比较

王毅杰, 赵晓敏

2020 (1): 117-12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2

摘要 (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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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59KB) ( 203 )

伴随新型城镇化发展，流动人口的政策环境大幅改善，而其社会融入状况相差无几。研究将流动人口看作是差序格局中的能动者，利用2010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而探讨了该群体的个体能力和社会网络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效应变化。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代表个体能力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均不明显，而就业身份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不断增强。相比2010年，社会网络中基于血缘纽带的家庭化流动对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且效应加大；作为特殊地缘纽带的同乡关系对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但效应无变化；而其他本地关系网络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此外，户籍、社会排斥、城市规模仍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注重流动人口个体发展的同时，帮助其实现家庭团聚、促进流入地关系网络形成，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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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

陆芳萍, 杜玉华

2020 (1): 127-1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3

摘要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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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977KB) ( 113 )

新时代"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存在着个体化的公共参与困境、异质化的组织嵌入困境和技术化的制度转型困境。以"两新"组织聚集区——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创新社会治理为例，从治理模式、治理方式、治理场域等视角，分析"国家-社会"二分法之外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的独特机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种独特机制背后所蕴含的公共性价值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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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跨国精英的社交空间:上海的总会和俱乐部

丁雁南

2020 (1): 137-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4

摘要 (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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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西方人引入了一种新型社交方式和社会机构组织形式——总会和俱乐部（club）。总会和俱乐部具有排斥性和约束性的特征，但也在娱乐和休闲之余，因此催生了活跃而多元的社交活动。作为殖民时代的产物，这种社交模式吸引了在华外国人和中国本土精英阶层的参与，但它对于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交方式，塑造中国社会的城市性和现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关于西方社交机构的专门研究依然稀少。研究近代上海丰富多彩的总会或俱乐部的历史，结合其"半殖民地"的时代性质，可以讨论俱乐部社交活动的影响。同时，对于近代上海总会或俱乐部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化时代跨国精英群体的社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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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包容性增长吗?

宋冬林, 高星阳, 范欣

2020 (1): 146-16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5

摘要 (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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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浪潮中，包容普惠的新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识。理论上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线，将通过发挥其增收效应和分配效应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利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则表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包容性增长，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时空差异上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传导途径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区域间表现较为一致。上述结论可以为明确我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提供指引，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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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要素空间错配及其创新效率损失:模型分解与中国证据

董直庆, 胡晟明

2020 (1): 162-1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6

摘要 (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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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3414KB) ( 628 )

既有文献关注了生产要素错配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问题，但普遍忽视创新要素诸如R&D人员和R&D资本错配，以及要素质量和投入结构差异可能引发的创新效率损失。为此，有必要将要素分类引入空间错配分析框架，选择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创新要素错配及其引发的创新效率损失。其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创新要素空间错配显著且对创新效率影响突出，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将会促使整体创新效率年均提升约0.7%。（2）不同类型创新要素错配及其引发的创新效率损失差异显著，R&D资本错配引发的创新效率损失明显更大，且相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类R&D资本空间错配情况更突出并对整体创新效率影响更大；同时，R&D人员类型中的低技能人员易发生更高程度的错配。因此，为促进中国研发创新效率提升，政府应将地区特征与要素类型差异作为合理配置创新资源的重要考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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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用债违约风险的重新测度:基于行业敏感性的独特视角

蓝发钦, 燕群, 谢东辉

2020 (1): 179-1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7

摘要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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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信用债违约风险事件集中爆发，仅2018年就有124只债券违约。因此，剖析中国信用债违约的特征，选择恰当的指标体系就信用债的违约风险开展科学预测，对于信用债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利用截至2018年9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全样本信用债数据，基于行业敏感性的独特视角，重新构建债券违约风险的预测模型，可实现对全市场信用债违约风险的模拟和演绎，并从相关结果中挖掘出中国信用债违约风险的特征，即近年来金融、地产等行业的企业违约风险大幅度提升，违约风险空间分布明显向南部地区转移，地方企业是信用风险较大的发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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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商环境评估的进路策略与价值选择——以法国应对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为例

李颖轶

2020 (1): 187-1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1.018

摘要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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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世界银行集团每年发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百余项指标进行评估与排名，各投资东道国以此为据积极进行对标改革。为应对世行评估，法国在对标改革的同时，针对"世行报告"存在的问题研发了自己的"营商环境报告"——《法国吸引力报告》。在参照范围、数据来源、指标选取、评估方法等关键问题上，"法国报告"独树一帜，充分彰显了注重社会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等法式价值观。这种既对标又不照搬世行体系、营商者利益与营商地利益并重的评估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前，中国亟待创建一套自己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根据法国经验，"对标世行、推进排名"与"符合国情、自主研发"并重无疑是当前我国最为适宜的进路策略；尤其应注意的是，世行评估指标以营商者经济利益为重，而中国营商环境评估还必须注重营商地社会利益、可持续发展与综合效益等中国社会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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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20 (1): 196-200.

摘要 ( 153 )

PDF(228KB)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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