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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在智能方面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自主性行为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直接动摇了人类的唯一主体地位，人机之间已经在一定领域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主体之争，以及治理权和主导地位之争。智能机器人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提出以往专属于人的权利诉求；同时，也应该承担与其“身份”、权利相匹配的责任和义务。直面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意义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地反思和清理既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基于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努力寻求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影响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时，合乎伦理的技术发展和基于技术发展的伦理学研究就成为时代之需。因为智能机器的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带来了人类劳动或工作形态的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安排和伦理规范的限度，提出了如何重新理解“自由”“劳动”“成功”等关乎人性的概念问题；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身体技术化趋势，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的精神技术化趋势，提出了如何认知人的身体边界、精神愉悦、自我尊严、自我实现乃至生命意义等关乎人性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拷问之基础上。这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提出了必须平衡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保护，平衡技术的应用价值与社会责任的要求。这种情况表明，人类社会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智能文明的过程，迫切需要重塑或营造有利于人的身心成长和生命意义提升的人文环境。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学、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三个总名的演进。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但在现实中又有三种模式：英语文论模式、中国古代模式、苏俄文论模式。1949年前的文艺学，虽然其名来自汉语文化圈对德国文学科学的汉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来自苏联的文学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学有三个阶段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模式为主，60年代开始加上中国内容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有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但改革开放后主要与英语文论互动，产生了文学理论这一新词新义，与同时存在的文艺学和文学概论进行总名的竞争，各显风采。以2010年为标志，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统一问题，并加强相应的法治保障，对此有必要在“区域—市场—法治”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以东北地区为例，基于该地区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存在的发展问题，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区域发展与区域市场建设有机结合，进而促进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上述领域既往存在的法治问题，应明晰制度优化的重点，加强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治的有效协调，从而在法治框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统一的相互促进，这有助于持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深化区域经济学、经济法学、发展法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引入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反垄断法的全面实施和弥补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不足。明确性质定位是讨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基础，也是处理其与相关制度关系的出发点。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反垄断执法的类似性质，是反垄断执法的重要补充，与普通的损害赔偿诉讼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定位意味着，检察机关应仔细甄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起诉条件，以终止违法行为、恢复竞争秩序为导向来确定诉讼请求，不需要在公益诉讼中考虑损害赔偿问题。在案件选择上，反垄断执法具有优先性，检察机关应更多就执法机构未处理的垄断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在程序推进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开展立案、调查和诉讼等各项工作。我国《反垄断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限定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是较合理的选择，消费者协会因专业能力有限不应被赋予起诉资格，但其可以就部分垄断行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新经济带来法律结构的变化、权利关系的调整，但并不必然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新经济的创新发展引发了新的法律回应，以共享经济某些领域的法律规制为例，当前的规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制度效果，产业发展的规律、法律问题的识别、规制方案的提出、规制能力的塑造都会影响新经济的规制效果。基于我国的央地关系及地方竞争格局，可以在新经济治理中采用地方实验的治理路径。地方实验不仅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可以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在新经济案件的裁判中，通过个案生成法律规则。对于地方实验的潜在弊端，可以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引导、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约束、新经济治理工具的范围限定等方式加以矫正。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扩张向城市更新转变，评估城市更新项目的经济社会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地方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的主要力量，然而，参与城市更新对这些企业的经营效率影响如何尚未得到充分论证。有鉴于此，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匹配得分法，通过匹配地块微观交易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评估地方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其中可能的机制，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参与城市更新，并且参与城市更新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应的影响机制包括地方政府补偿效应和国有企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些结论有助于有效推进城市更新、提高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以及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做大做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匹配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和省级房价数据，实证分析房价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其结果表明：房价上升能够显著促进小微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此外，房价对小微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在企业规模和所处环境、所有者性别和学历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房价上升通过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创新研发支出来增强小微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活力，促进其创新研发。进一步分析发现，房价上升能够显著促进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活动，且房价与小微企业创新之间呈倒U形关系。上述研究为房价与小微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客观理解房价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保障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或未来是否可能具有意识？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涌现论似乎可以提供一个肯定性的回答。然而，考察涌现论的概念结构，却发现人工智能意识的涌现论更多的是由于概念的不断转用而导致的误解，而非真正的意识涌现。这一涌现论也非全无益处，它鼓舞社会观念对人工智能抱有更宽容的接纳态度，视之为有机性存在，而非单纯机器。涌现论不是一个本体性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未来揣测维度的实践问题。未来是否承认人工智能存在意识，只能由离未来最近的人们来决定。所以，人工智能的意识涌现论不仅是技术和实质对象的讨论，更是一个文化观念的讨论。
大数据是推动生成式AI之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大数据的发展演变进行谱系学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AI的本质与前景。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从第四范式到数据洪水，这或许并非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更是数据的本原性强度日渐衰退，人的主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过程。由此，有必要回归强度这个哲学概念，结合德勒兹和加西亚等哲学家的代表性论述，进而揭示它何以从一种创生之力量逐渐蜕变为经典物理学中的被计量之力，进而又在控制社会之中被彻底驯化为电力。既然肯定性的生命强度举步维艰，那么或许理应转向否定性的死亡强度来探寻出路。加西亚的思辨实在论，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以及福柯的致命机器，似乎敞开了三条相关又有别的道路。
自提出人工智能理念起，它就被赋予诸多类人想象。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不仅追求其形体上与人类相似，也试图使它在行为方式上接近人类。然而，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本质上具有相异性：前者是既往性的，后者是面向未来的；前者是逻辑运算，后者是意识活动；前者“领有”灵魂，后者“具有”灵魂。人工智能是依托于人与技术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类与技术的杂合体，它的类人性将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基于“数字革命”的类人性人工智能会导致人类再分层，并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对类人性人工智能不加限制的使用，会使人类沉入“常人常言”与“知而不思”的境地；从生存论视角看，在类人性人工智能介入人类互动的情况下，会出现“频繁互动”与“孤独困境”的交流窘况。这些社会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存处境，需要给予认真对待。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开源知识生产领域迎来了新的变革。大语言模型对开源知识生产的积极影响及其潜在挑战并存。一方面，大语言模型通过适应开源社区的坎宁安定律、提供全天候的新人知识培训支持，以及通过领域化构建策略来修正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偏差，显著提升了开源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幻觉现象、版权风险、数字剥削问题以及“死亡互联网”趋势的加剧，对开源知识的核查、合法性、价值观以及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基于此，未来应强化人类认知体验在引导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通过实践不断探索解决方案，以期实现大语言模型知识生产与开源知识生产的和谐共生及共同进步。
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精神学意义上进行的审美活动，另一种是从人之精神性需要或精神欲求出发的审美活动。就人对于世界之存在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审美而言，它其实是对于两种“精神质料”的审美：“壮美”与“优美”。人类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之产生，就来源于对这两种精神质料的精神审美。优美以及壮美的精神审美机制在于反思判断力之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以精神审美的游戏方式展开的，其中体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人类的精神审美是天道原理与天择原理的统一。人通过精神审美知道人成为精神审美的艺术品之后可以实现“永生”。这种精神审美观对于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宗教性的“救赎”意义。
“解蔽”是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荀子·解蔽》 篇中。“解蔽”指解除理解中的不合理前见。荀子把人性中的情与知的偏见都视为“蔽”，以礼让忠信和君王统治的实践效果作为评判“蔽”的依据，主张以“化性起伪”涤除人性之蔽，用“虚一而静”解除知识之蔽。荀子的“解蔽”仍有其蔽，他的“解蔽”是以孔子仁义之道这一前见取代其他诸子前见，目的是把儒家思想建成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前见。荀子因其“蔽”而成就自身的同时，却局限于自我的理解之蔽，否定了诸子思想之“蔽”的积极意义，阻碍了思想的平等对话与会通，所以，荀子的“解蔽”是一种独断型的诠释模式。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1949年以来，乡村教师的媒介形象在国家叙事中是如何被呈现的？这是一个值得在推进一系列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之际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选取1949～2021年《人民日报》 关于乡村教师的报道进行LDA主题建模与案例分析，可以呈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国家建构与国家期待。研究发现：其一，乡村教师的报道焦点从地方典型经验向国家视角转变并且数量持续上升，说明国家对乡村教师问题的重视度逐渐提升；其二，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经历了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集体主义奉献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地方实用主义奋斗者”再到乡村振兴时期的“城乡公平主义实践者”的变化；其三，“又红又专”的道德话语逐渐淡化，而基于教师个体乡土情感的在地化形象建构得到强化，塑造了“扎根泥土的向日葵”的职业知识分子理想形象，其价值导向意义鲜明。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变迁折射出了乡村教育从“外生扶持”向“内生发展”模式转向，其动力机制是城乡均衡与教育公平的理念及政策。
在社会分层和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青年学者的主客观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对上海市部分高校青年学者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以下情况：首先，无论是客观维度的声望地位还是主观维度的地位认同，青年学者都存在显著分化。尤其是声望地位的分布非常偏斜，不同学者在学术荣誉和成果方面的差异很大。其次，青年学者的声望地位受到年龄、性别、工作动机和博士毕业院校的显著影响，但家庭背景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声望地位具有较高的开放性。最后，青年学者当前和未来的地位认同受到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个经典的社会地位维度影响而综合形成。上述结论揭示了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可为优化人才政策提供启示。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数据，研究两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城乡身份、所在地区与收入水平对基本医疗保险受益的影响及其公平性，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低，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实际覆盖率超过政策覆盖率；城镇和东部地区、高收入参保者的受益水平较高；医疗自付费用对低收入人群形成较大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保者在不同维度的受益水平和公平性有所改善。模型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城镇职工医保内部，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住院费用水平依次递减，西部地区参保人员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医保内部，城镇居民的受益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最低；参保者收入越低则住院费用越少，健康水平也越差。上述发现与结论对于进一步缩小不同城乡、地区和收入身份特征的参保者的受益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动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认识共同富裕思想的传统文化起源及其发展，对于在理论上把握共同富裕思想有着重要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结果。先秦时期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发展出的富民思想可谓共同富裕思想的先声。在秦汉统一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使得以国家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具备了可能。在大同思想、均贫富思想出现的同时，一些解决贫困问题的现实策略也被提出。然而传统农业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解决贫困问题只能成为一种理想。近代以后，共同富裕的传统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反贫困思想为大多数人接受，并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可见，共同富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见，其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只有在同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相结合以后，这个根脉才能结出共同富裕的理论硕果，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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