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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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俞吾金

2002 (4): 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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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是个应该给予消解的无意义的概念吗?

王振林

2002 (4): 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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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概念是可以用来做重要的哲学工作的——以哈贝马斯的规则论为例

童世骏

2002 (4): 9-1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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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而非文化的主体际性问题

韩水法

2002 (4): 12-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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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张晓林

2002 (4): 15-2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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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者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 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 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 《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 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 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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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变

陈赟

2002 (4): 23-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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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哲学与先秦哲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 前者是以行为中心的人文, 相对而言, 宋明哲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以上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 先秦哲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文, 而宋明哲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文。从先秦到宋明, 中国哲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 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通过对戴震、王船山哲学的解读, 可以彰显中国哲学演化的上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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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思想

冯棉

2002 (4): 30-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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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学派高度重视直觉和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 这具有积极的意义; 它对排中律和间接证明方法有效性的质疑, 揭示了经典逻辑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它所倡导的构造性和能行性的研究方法, 促进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但是, 对直觉功能的过分夸大则并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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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与量词

张留华

2002 (4): 37-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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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是逻辑学尤其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不少人认为是弗雷格首次给出了量词的现代逻辑意义, 但事实上皮尔士对于量词有着更为清晰、深刻的理解和表述。他提出了代数的和图表的两种表现形式, 而且还给出了量词的深刻的指号学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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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与辛亥革命

谢俊美

2002 (4): 43-48, 6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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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 信息传递的方式十分落后; 直到晚清才出现了近代的电讯业。通过回顾近代中国电讯业的创设, 可以看出电报这种传媒手段在清末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 与革命党人充分利用它开展反清斗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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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学普及的地域差异看江浙士绅的近代演变

沈松平

2002 (4): 49-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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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江浙地区为背景, 把士绅近代趋变之一——转向“新学”这一变化纳入以上海为中心和首位城市的近代长江下游区域城市等级网络体系中加以考察, 从人与环境(城市近代化)互动的角度揭示晚清学绅演变的林林总总及其对新式教育普及的影响, 从中折射出晚清士绅鱼龙混杂、传统与近代化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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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

李志茗

2002 (4): 55-6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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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 由于科举制度逐渐僵化腐朽而一直遭到抨击、指斥, 至清末新政时终于被废止了。然而, 科举废除后却给晚清社会和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严重后果。有鉴于此, 朝野内外不断有人提议恢复科举, 连一度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梁启超也公然发表这种看法。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本文认为科举制度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 实际上它又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上下沟通、互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旦新的替代体制尚未确立, 就贸然弃用它, 势必产生一连串问题。如今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以考试选才这种方式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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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

郑麦

2002 (4): 62-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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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文化角度来审视盛宣怀, 他又是一位大藏书家, 曾创办图书馆、编书、刻书, 收藏金石书画。本文由愚斋图书馆的创建、愚斋藏书的源流、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愚斋藏书的流散四个方面, 论述了盛宣怀在传承文化典籍方面的活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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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

陈大康

2002 (4): 68-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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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近代小说共有2671种。由时间分布看, 明清两代共544年, 其中,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后72年问世的小说为前472年的3倍。在这72年中, 小说创作的分布也不均衡, 前55年的速率基本与前数百年无异, 自甲午战争起陡变; 就空间分布看, 又集中于上海。其中自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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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悲剧观念的变迁

田根胜

2002 (4): 74-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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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关于悲剧的阐释, 明显地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梁廷柟、黄启太为代表, 他们以《桃花扇》、《西厢记》为研究对象, 对悲剧探讨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戏剧结局的诗意联想之中。后期一是以蒋智由为代表, 主要从中外戏剧的比较中, 倡言悲剧有益于社会的强大感染力, 认为我国戏剧界的最大缺憾在于缺少震撼人心的悲剧, 提倡创作“陶写英雄之力”的悲剧, 以传达民族蒙难时期悲壮的美感; 另一代表是王国维, 他在引进西方悲剧观念时, 汲取了叔本华哲学思想中的悲观主义, 体现出了对人生乃至生命价值的近代思考。近代对悲剧观的探讨, 不但对于悲剧规范——类型的建立有意义, 还对传统的戏剧模式和戏剧精神, 特别是传统人生观念和戏剧结构的“圆形意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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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自比稷契”大言辨

陈文华

2002 (4): 79-8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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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曾在诗中以稷、契自比, 后人或以为这只是一句高而不切的儒者大言, 或举其关心国事、陈述政见之诗以证其言非虚。然读其诗, 还应观其事, 从杜甫短暂的仕途生涯中最重大的政绩——疏救房琯, 以及他对苏涣的过誉两件事可以看出, 他对人事尚缺少正确估计, 这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要遭到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自比稷契”只是一句大言, 因为稷、契本只是两位以民为念、为民谋福者, 杜诗中时时流露的“宁苦身以利人”的仁心, 正与稷、契“己溺己饥”之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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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万物余得为人——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陈晓芬

2002 (4): 83-87, 9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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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以一生的行为在为生命的意义作注。他感觉出仕是对生命的奴役, 短短的仕宦经历充满了生命的挣扎。他把躬耕劳作看作维持自然生命的必须, 是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然回归。他关注自然生命终究消亡的结果, 这构成其心理的巨大阴影。而他的及时行乐, 同样体现出恬淡纯真的生命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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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字之起源与形成

陆晓光

2002 (4): 88-9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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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文字大体经历了吸收汉字、使用汉文、以汉字标写日语特殊词汇、以日语语序书写汉文、万叶假名、平片假名、和汉混合语体等诸阶段。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自己创造出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 这个过程同时是全面引进汉字、学习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原有语言对它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 这一过程从语言层面显示出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乐于和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卓越才能和传统, 另一方面, 它也印证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在异域语言文字中的影响和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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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成分要求的经济学分析

周芳, 程新章

2002 (4): 98-104,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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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成分要求是一种违背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政策, 从根本上看, 它将减少国际直接投资的总量。但它究竟对国内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何种影响, 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主要焦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特征, 可以得出结论: 当地成分要求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的发展, 但减少消费者剩余, 而对其总体福利效应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同时, 它将减少跨国公司的利润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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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

陈铭

2002 (4): 105-10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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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出口额与上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高度正相关, 但这并不能说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促进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 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 即应当根据企业的理性决策, 构建恰当的代数模型进行深入探讨。微观模型分析不仅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双向关系, 而且也表明了在两者双向作用而使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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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公司融资方式的最优选择

蓝发钦, 蔡灿超

2002 (4): 110-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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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融资方式的选择一直是公司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 不同的融资方式对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 融资决策主要受制于市场利率、可能的配股价格、公司前期投资对当期利润的贡献以及新增融资的投资收益率等四个因素, 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各种融资方式的现实可行性, 以及企业自身特点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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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股市的制度成本及其控制

叶德磊

2002 (4): 115-1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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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利用股市这一筹资机制的制度成本颇高, 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过度融资所造成的社会资本浪费, 业绩信号失真所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失当, 以及上市公司管理层经营动能的弱化等。要提高股市的制度收益, 就必须压缩和控制其制度成本, 因此, 需要纠正一些不当的指导思想和认识, 规范股市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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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私募基金”合法化问题探析

张斌盛

2002 (4): 120-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2.0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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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7 000亿元的“地下私募基金”, 如果不用法律将其加以规范, 将对我国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 甚至可能妨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地下私募基金”的合法化顺应了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但是, “地下私募基金”合法化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注重效率、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 尤其要有超前意识, 以满足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 为未来的发展留下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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