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 状态报告
描述 源服务器未能找到目标资源的表示或者是不愿公开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源表示。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城市规划建设类政府信息公开越来越受公众的关注。基于上海市J区的个案研究表明，城市规划建设类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此类信息公开运行成本大，主动公开工作不到位；部分居民将信息公开作为与政府博弈的渠道；非正常申请数量庞大；信息公开工作者专业水平有待提高；信息公开效果的反馈和评价机制不健全，等等。应当围绕政策依据和要求，从信息公开的工作程序、公开服务的知晓度、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等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
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构建全国15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供给侧角度考察住房市场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对房价存在着显著的抑制影响，平均而言，一个城市的住房租赁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城市住房价格降低约0.2%-0.3%。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城市，而在中西部城市并不显著。另外，在房价收入比更高的城市，住房租赁市场比例提高对房价的抑制效应更大，更有利于挤出泡沫。研究结论显示，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既可以增加居民住房选择、推进"租购并举"，也有助于抑制投机泡沫，是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长效机制的基石所在。
住房政策目标从促进住房安全、公平的社会属性开始，转化为兼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属性，并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过于强化其经济属性。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政策措施同时满足了两种目标属性的需要，使住房建设、住房消费与住房市场调控也越来越服务于经济目标。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过度依赖住房市场，家庭资产配置过多依赖住房，住房政策目标侧重点在两种属性间的摆动，将会造成住房市场不稳定、不平衡的发展，使住房市场的阶段性波动加大。不稳定的住房市场既损害住房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带来了社会经济问题。通过使住房更多回归居住功能，形成侧重社会属性的市场干预政策，建立多渠道的住房支持体系，使非居住房地产服务于宏观调控，促使住房市场稳定，可使住房政策目标能更好地兼顾其社会、经济的双重属性，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供需不匹配引发的社会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从生命历程视角对2008年和2011年广州住房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工作不稳定，重症残疾和离异丧偶比例高。居民的产权型保障需求在生命周期内呈倒U形趋势，30岁后产权型保障意愿显著下降。年龄越大、教育和收入水平越低、工作越不稳定和有学龄期子女的家庭选择租赁型保障比重越高、接受的通勤时间越短。急遽的社会和政策变迁影响特定家庭或世代的住房保障需求，特殊家庭受不利因素影响的程度更深，也更需要住房保障。住房保障目标应为低收入家庭生命历程的延续提供支持，保障房的规划布局和社区服务应考虑低收入家庭的生命历程，实现住房保障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
基于空间失配理论，保障性住房失配度可界定为保障性住房特定范围内公共服务配置未覆盖的程度。运用ArcGIS软件分析西安市保障性住房与公共服务配置的空间关系，发现时间序列上西安市保障性住房失配度在2007-2015年呈现出先下降后趋于平缓的趋势，失配度总体由失配向适配转变；在空间格局演化上，随时间推移保障性住房失配现象整体好转，但呈现出边缘化程度加重的状况，未央区、长安区、灞桥区失配现象较内城区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可将保障性住房失配现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中政策调控是主导因素，市场演变是基础因素，个体选择是内在因素。因此，应当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融合市场机制提高政策运行效率，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以推进住房保障事业的发展，实现不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规模扩张为主，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是反向的；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质量提高为主，环境质量需求提升，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会呈现一致。目前，我国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之间总体上呈现负向的关系，并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建立绿色城市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加强土地供给侧改革，支撑绿色城镇化建设。
实现住房消费意愿与住房消费能力的均衡匹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目前，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意愿十分强烈，但其住房消费能力不足，且依靠住房公积金购买住房的农民工较少。通过计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可以发现农民工住房消费能力呈现城市之间的区域差异性，即在一二线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实现在务工地购房的可能性较小，而在三四线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则基本具备了这一能力。同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对购房的影响具有分层特征，即在各类城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性，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也同样如此。住房公积金作为一项重要的住房保障政策，应有效惠及农民工群体，以提高其住房消费能力，帮助其实现"住有所居"的"城市梦"。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应"因城施策"，以精准化支持农民工群体的住房消费，从而逐步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运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专题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的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主要有回乡建房、回乡购房和务工地购房三类；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建房和务工地购房，但是两者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老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高，购房的能力更强。两代农民工较大比例的回乡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表明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长期留在务工地，但是由于购房能力不足，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选择回乡购房或者回乡建房。
基于契约参照点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契约参照点、高管薪酬激励与超额在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高管薪酬激励有利于降低超额在职消费，对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存在产权和经理人市场化程度方面的差异。研究还发现：与"八项规定"政策实施前相比，该政策实施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契约参照点与超额在职消费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说明这一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上述结论对如何进行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解决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支持与参考。
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视角出发，以代理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样本，实证研究同业参照落差、CEO外部压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1）CEO同业参照落差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2）CEO面临的外部债务压力会强化同业参照落差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挤出效应"；CEO面临的分析师压力会抑制CEO同业参照落差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治理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CEO外部压力对同业参照落差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短期债务样本中更为显著。
利用CitespaceV知识图谱软件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30年来（1988—2017年）国际MBA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可视化方式直观展示其研究进展和热点演变，可以发现，从1988年至今该领域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尤其在2008—2014年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各国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发文数量差异较大，美国和英国位列前二，且美国的贡献超过了发文总数的一半，但美国的文献中心性只有英国的一半；发文量较多的机构基本上是英美的研究性大学，其中以美国的州立大学居多；作者之间学术相关性较高，尤其以美国的Pfeffer J.等几位学者的影响最大；不同时期的关键高频热点词各具特点，这可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相关。同时，通过对共被引图谱聚类分析揭示MBA领域的研究前沿，可以明确30年来该领域的9个突显词，而当前的前沿主题是MBA领域课程改革和在线MBA课程。我国在MBA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影响力相对有限，今后应将我国的实际国情及企业现状与当代管理理论相结合，从而推动在该领域的研究深入。
《献帝起居注》一书记事始于汉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很可能是从与汉献帝即位关系密切的八月洛阳之变开始写起的，其终结并非是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而是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为标志，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此书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尤其重视记录汉献帝朝廷在和合宇宙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此书的撰述可能始自献帝即位，为"近侍之臣所录"，也开创了中古起居注撰述的新传统。
对天命与正统的争夺，是三国政局的重要特征，新政权对州郡的规划与安排，也是表彰政权正统的重要方式。东汉时期长期施行十三州制，至建安十八年，曹操一度以《禹贡》为蓝本将东汉州制改为九州，以扩大曹操作为冀州牧的影响力。汉魏交替之际，曹丕重新恢复了十三州制，曹魏又延续东汉的实封政策，将臣下封国安置于辖境之内，以宣示曹魏继承东汉正统。吴蜀二国在建国之初，同样"恢复"东汉的十三州，以宣示政权延续东汉的地方行政制度，然而吴蜀二国领有州数较少，只能广置位于辖境之外的各州，并将王侯封于辖境内外。三国时期对于地方行政制度与天下秩序连结的不同安排，开启了东晋十六国以降各政权选择天下秩序模式的典范。
风行半个多世纪至今的"理论"，揭示出形而上学自明性在述事中掩藏述行的实质。说掩藏是因为虚构无法被排除在述行语理论之外，其作为述行/述事的佯装一体有待于祛魅。又由于虚构体现着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替代本性，述行/述事的分岔便是话语内在固有的，"理论"在揭露这种分岔的同时也便面临着自我解构：相信它所说的内容，便意味着不能轻易接受它。这个悖论使"理论"逐渐引发反思并进而引出"后理论"。"后理论"承认述行与述事的分岔，又努力让这种分岔成为建构而非解构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顺应着文学作为符号陌生化操作的性质，是文学善于和乐于为之的。"后理论"由此必然走向文学，不再流于大写化的文化批评理论，而在"解构—建构"这一新型写作形态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新生，包括将述行视点同时展出给述事、以主动使之获得观看框架的因缘写作，与意识到述行视点相对性而主动更新视点的转义写作等。我国学界在这一走向上获得的本土化契机，是相应地考虑杂文等写作对"后理论"的智慧贡献，以及沿此以进的中国故事与"后理论"的联结前景。
城中村拆违是城中村改造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也是近些年中国城市力举推动的城市建设任务之一。我们试图以上海最大的城中村"M村"拆违事件为例来重新思考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居住问题及相应的城市治理逻辑。作为一种合法化或者说有法可依的城市治理和环境整治手段，一方面，城中村拆违被赋予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拆违也是对城中村内部原有社会生态结构的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对蜗居城中村的外来者而言，这种"合法性驱离"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外来者的制度性社会排斥，预示着城市居住生活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
城市中心地带的公有住房逐渐老化，居住于此的城市低收入群体，户籍身份与住房福利享有的双重资格使得他们在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弱势，虽然只具有"不充分"居住权，但却基于公有住房社区的地段优势来谋求住房权利最大化，无论是在社会道德舆论层面还是在拆迁经济收益回报上都"绑架"了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公有住房社区没有进行土地开发可能，或者说收回使用权需要付出高额市场性代价，再加上对公有住房收回使用权的时间预期，地方政府对公有住房社区治理缺乏制度性动力，表现为对公有住房社区管理、修缮和维护时的投入"不积极"，而仅以为数不多的社区公共服务达到"托底"性的社会住房保障功能。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进入新时代。因此，在评估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和新要求对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宏观层面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已有研究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取得成效的综合性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主要针对的是对外贸易领域。有鉴于此，构建包括对外投融资与国际经济合作、资源环境等因素的更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开展测度，不仅可以发现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整体上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而且也可以明确今后转变的取向。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必须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联动机制，必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必须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必须优先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
从基准情形、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构建理论模型对自由贸易协定扩张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并着重讨论已有外部自由贸易协定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市场规模、边际生产成本以及双方间的运输成本是影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因素。与基准情形相比，当存在单一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中仅有一方已经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时，该方与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增加，而谈判另一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则下降；在双外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谈判双方均已与其他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形下，谈判双方达成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力均增加，继而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扩张。
以2010—2014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且拥有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机构评分的全部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并探讨行业竞争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机制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关系的影响，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提高，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较高的行业竞争强度对企业具有较强外部约束力，会替代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作用。
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产业政策效用受政策供求关系的影响，取决于政策供给因素和政策受众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对上海浦东新区企业调查的数据分析，实证检验其产业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和效用表达，结果表明：企业对产业政策效用的实际感知高于预期，产业政策表现出有限效用，短期效用比长期效用更明显；产业政策的实际长期效用低于预期，两者的不平衡关系将激励产业主体推动政策创新。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受自身主观偏好的影响较大，产业政策与企业需求的契合度较低，削弱了产业政策效用；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推广渠道的多样性有助于提升产业政策效用；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产业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发展水平高的企业反馈较高的产业政策效用。因此，为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效用，相关方面应重视市场规律、制定细分政策、注重长效性与阶段性的结合、优化政策信息发布与管理、完善执行评估机制。
在人类学传统中，女性与非西方社会一样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建构为男性中心的西方社会和现代性的他者。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后殖民主义等思潮之外，女性主义也参与到了人类学对自身概念、理论和书写路径等方面的反思之中。同时，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去熟悉化的视角和态度以及民族志方法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从文化批评走向田野实践的机会。在此，以人类学的时间研究为中心，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展现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互构。
选取2009-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海外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从"一带一路"沿线的视角研究股权性质、政治关联及其广度与深度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没有增强企业"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并购意愿，但会影响并购交易规模；国有股权性质对相关并购意愿和并购规模均没有显著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并购中，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深度和广度与并购规模正相关。我国企业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海外并购，在关注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国家、市场和企业的多方共赢。
在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并购正在成为我国并购市场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分支，其市场特性和发展质量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科创发展的长远前景。研究数据表明：（1）VC/PE正是该充满活力市场的主力军，不仅是最积极的卖家，同时也是最积极的买家，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2）由于战略投资者偏爱海外科技项目甚至偏爱非科技类项目，导致我国并购市场目前只是帮助国内科技项目在财务投资者之间进行了转手，股权并未在整体上从短期投资者移向长期投资者，即财务投资者尚未能借助并购市场实现真正的退出；（3）两类投资者在科技项目投资策略上的颇大差异性带来两大警示，一是需警惕科技投资热在我国出现过度投机与泡沫，二是需警惕VC/PE投资国内科技项目陷入退出难的困境。上述两大警示即关系到我国科技投资热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在问题，应引起投资界及决策层的足够重视。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民营公司海外并购的短期市场价值效应及其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总体上没有为股东创造显著的短期市场价值，且民营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短期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国有公司海外并购的短期市场价值。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规模、自由现金流、同业并购以及对敏感行业标的公司的海外并购都将对短期市场价值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为明确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是否创造短期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为政府强化对民营公司海外并购监管提供了依据，即政府部门可甄别、审查与监管民营公司的海外并购行为，鼓励其正常的海外并购活动，保护投资者利益与资金安全。
采用事件研究的方法就我国上市公司1999年至2017上半年并购重组中不同支付方式的股票二级市场收益率反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无论是现金支付、股票和资产支付还是混合支付都能为我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并购重组带来股票二级市场收益率的明显提升，存在显著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公告日效应。（2）股票和资产支付、混合支付的重大资产并购重组公告日效应会持续到公告日后的第6个交易日，现金支付的重大资产并购重组公告日效应只能持续到公告日后的第4个交易日。（3）从公告日后15个交易日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来看，混合支付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为0.242，要远高于股票和资产支付的0.216以及现金支付的0.108。（4）相较于国企，民企混合支付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要更高、更显著。
中国资本市场上，有关独董尤其是会计专业独董在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作用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会计专业独董中事务所背景者占比不断攀升。有鉴于此，进一步分析事务所背景会计专业独董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考察内部控制环境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基于2010-2016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有事务所任职背景的会计专业独董降低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而其中，会计期间内在事务所担任现职的会计专业独董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内部控制较好的公司中上述作用会明显弱化，而在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中上述作用则会强化。
改革开放40年来，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投入、产出、社会影响及国际比较的分析发现，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在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推动下经历了房地产业复苏、快速发展、加速发展和持续发展四个发展阶段演进实现的。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城镇化等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住房制度创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多种住房需求的共同拉动以及相关产业支撑等。当前中国房地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优化整合要素投入，向以房地产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方向演进，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从而有效推动这一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供求模型定性分析利率、限购政策以及两者联动对房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均不明朗。使用2007—2014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全国层面上利率变动与房价呈负相关，限购政策反而拉高房价，但上调利率使限购政策变得有效。进一步对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分类后发现，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房地产调控政策应综合考虑利率和限购政策的混合效应，全国范围可采用利率政策直接调控房价，而限购政策需配以其他措施。就单一城市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双高城市适合采用限购政策来抑制房价，而非双高城市可利用利率和限购政策共同来调控房价。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中国城镇多子女家庭的数量将上升。已有研究很少分析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住房选择的影响。有鉴于此，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的2014年城市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了个人、家庭特征和区域因素后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有子女家庭比无子女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可能自有现居住住房、更可能自有多套住房；有子女的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住房质量、更可能自有现居住住房；有儿子的家庭比没有儿子的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可能自有多套住房。因此，在此背景下，住房供给侧改革应注重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市场和住房保障部门为有多个子女的家庭提供合适的房型，同时提升住房质量，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对公共服务也相应提出了更高的需求。2014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在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表明，PPP模式对于推动公共服务除具有提升其质量外，还具有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与助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等特殊作用。为实现国有企业与社会资本之间合理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应积极推动建立诚信机制、构建保护机制、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拓展社会资本融资方式等工作。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居住选择和居住意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利用2011年与2013年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老年人是否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其居住意愿得到满足都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子女的相对收入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能否得到满足的主要因素。因此，为满足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同时应根据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特殊需求，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制度。
转型期的中国，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改革成为政府着力推进改革的重要领域，而提高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是改善民生、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关键所在。通过当前我国居民对政府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系统分析，可以揭示这一满意度显示的感知结构与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11类医疗卫生公共服务项目中，卫生监督协管、药品安全管理、基本药物制度3类公共服务的评分均值相对最低。居民的满意度感知结构可以分为"疾病预防与管理满意度"和"药品管理与卫生监督满意度"2个构念，并且总体满意度更易受到"疾病预防与管理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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