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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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

唐海燕

2013 (5): 1-9.

摘要 ( 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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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66KB) ( 1732 )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和价值链分解技术，从总量、产品、区域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结果表明：经过十余年产业升级的努力，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从以往的“加工车间”逐步演进为“生产基地”甚至“世界工厂”；中国在低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已经扮演主导角色，但在中高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只能扮演依附角色，不过依附性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高收入国家都要弱得多；中国在各个区域生产网络之间扮演着“中转站”的枢纽角色，通过双向的“三角贸易”将地理分隔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得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合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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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程贵孙,朱浩杰,张雍

2013 (5): 10-16.

摘要 ( 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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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31KB) ( 1677 )

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２１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可估计的理论模型对民营企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利润、行业收入、行业企业数、Ｒ＆Ｄ经费投入、专利数、出口交货值和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对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绩效有正向效应，而行业从业人数、行业产值、外资企业产值和国有企业数量则有着负向效应。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制定扶持民营企业进入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政策，加大科研投入并把民营企业培育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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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调整：中国金融市场应对资本管制放开之举措

周炼石

2013 (5): 17-23.

摘要 ( 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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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91KB) ( 1442 )

各国资本管制放开后，大致出现了未爆发危机、未爆发危机但国民经济失衡、爆发了金融危机三类不同的后果。中国金融市场与第三类放开资本管制后爆发危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高的相似性，即除了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外，更突出的是投机性强，其根源在于市场结构比例失调。因此，为了应对资本市场管制放开、避免金融危机，根据戈德斯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在中国当前上金融市场建设和完善中，急需加强市场结构调整，并将其提高到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来认识。为此，应当迅速建立以公司债券为中心的资本市场结构和以票据贴现为主体的货币市场结构，以及加强基础性和衍生性金融期货市场之间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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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就业能力的研究热点及其解析

贾利军,管静娟,杨娅蓓

2013 (5): 18-24.

摘要 ( 7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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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01KB) ( 1560 )

深入考察我国就业能力的研究热点及其相互关系，并阐述其社会及经济学意义，才能为该领域的深入探索，即由经验研究走向科学验证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和证明。基于共词分析法的探讨结果表明：我国就业能力研究主要围绕着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和就业指导展开；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能力型”社会在我国已经初见端倪，就业能力成为新一轮人力资源升级换代的核心要素。为了顺应这一变化，高等教育必须调整人才培养逻辑，高职教育必须加快升级换代，同时应当将职业生涯指导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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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修身教科书中的责任认知

顾红亮

2013 (5): 25-32.

摘要 ( 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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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民国初期修身教科书来研究责任观念，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理论话语。在道德责任观念框架之内，修身教科书把自由意志论和良知论结合起来，为道德责任的承担提供更合理的论证。在道德责任观念之外，接纳法律义务观念，使儒家的责任观念发生了现代的转化。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不仅可以在法律的层面上得到理解，两者是对等的；也可以在伦理的层面上得到理解，把道德责任看作是优先于道德权利的，享受道德权利是尽道德责任的结果。修身教科书虽然教给人们一套观念形态的责任规范体系，但是它的潜台词是把现代中国人塑造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儒者。与其说修身教科书是在建构现代国民身份，不如说是在塑造现代的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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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早期圆成论与后期合一论之比较

杨泽波

2013 (5): 33-39.

摘要 ( 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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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14KB) ( 1409 )

牟宗三的合一论可分为早期圆成论和后期合一论两个部分，两者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尽管后期合一论较之早期圆成论更为完善，思想层面更高，但在一些重大理论环节上也有更多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以无相作为新的合一的先验原则，以“放得下”论无相等方面。后期合一论更为曲折含混，复杂难解，就学理的准确性而言，尚不如早期圆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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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道与人间秩序
——《礼记》政治智慧论析

朱　承

2013 (5): 40-45.

摘要 ( 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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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557KB) ( 1722 )

《礼记》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儒家贯通自然天道与人间秩序的智慧。在《礼记》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都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同时，人类生活秩序又因为源于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贯通自然、生活与政治，人类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实现了统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中，也应该考虑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实现人类行为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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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哲学意蕴
——以与“听”、“声”、“人”的关系为中心

伍　龙

2013 (5): 46-51.

摘要 ( 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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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62KB) ( 1524 )

“听”作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今已渐渐淡出我们的认知视野。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视域中，“听”相比于“听”，其含义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听”，即“耳所及”、“耳有所得”。就“声”与“听”的关系而言，“声”又可分为“有声”之听和“无声”（心声）之听。“人”作为“听”的施动者，贯穿于“听”的整个过程。“听”于是不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瞬间行为，而且展现为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我们也将通过“听”，体认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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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及其死亡观念的当代意义

李海波

2013 (5): 52-56.

摘要 (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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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生命观视角出发，可以尝试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问题。现代医学技术的成就令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受到挑战，新兴的脑死亡标准的提出很大程度来自器官移植的需求，其功利色彩浓厚，且面临人道主义的责难。医学上死亡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带来在法律、伦理、政治等许多领域的广泛争议。在此，古老的佛教生命观在这一问题上有独特解读。佛教所划分的四个生命阶段之一———“死有”为明确的生死界限，佛教从“寿、暖、识”解读临床死亡标准，形成一套自洽的体系。可以说，佛教的生命观与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并行不悖，为化解当今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巨大矛盾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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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本觉自证”理路的建构

孟淑媛

2013 (5): 57-62.

摘要 ( 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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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78KB) ( 2105 )

《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本觉自证与内在超越向度。从佛教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来看，《大乘起信论》极大地提高了众生成佛的主体性维度，其在中国佛教人本化历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作用。《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了体和用，以及染与净、觉和不觉。《大乘起信论》提出了“真如本觉”的新思想，在这一理论架构中，真如能够以内在的本觉智性自我救赎，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回归清净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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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住房保障义务的构成

凌维慈

2013 (5): 63-68.

摘要 ( 7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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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86KB) ( 1227 )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租赁住房分配制度”瓦解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包含规制住房自由市场和供给保障性住房这两种住宅政策。在应对公民的住宅权保障和产业发展、金融安全等诸多政策目标时，国家究竟应承担何种程度的保障义务并受到法律约束已成为制度建设和理论探讨的重要课题。运用“基本生活”、“基本住房需要”的法律概念，可以区分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不同层次的保障制度，其中“基本住房需要”的保障应受到法律和宪法的严格羁束，而“基本住房需要以上”的保障则应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并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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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与司法公信

蒋德海

2013 (5): 69-76.

摘要 (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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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519KB) ( 1424 )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本质特点，也是司法公信的前提。没有公平正义的司法不可能有司法公信。人类的司法史既是公平正义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司法公信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当代，司法公信首先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和人类智慧对司法的要求。社会越进步，司法的公信就越大。促进司法公信，就要打造司法的公平正义。理直气壮地高扬公平正义的大旗，是司法保障宪法实施、提升司法公信必不可少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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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党国：１９３０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

冯筱才

2013 (5): 77-84.

摘要 ( 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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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785KB) ( 1660 )

电影引进中国之初始，就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电影成为一种有效塑造党国形象，让民众接受规训教育的快捷技术手段。从１９３０年代初开始，南京当局曾大力推动电影教育运动，杭州则是重要中心地。中国电影教育协会杭州分会及浙省教育厅组织电影巡回放映队，深入全省城乡放映，电影成为民众了解“党国形象”的重要媒介，民众也得以接触到电影这种现代事物。当然，无论是教育影片之选择，还是放映活动之宣传动员，主要仍与南京政府“党国塑造”目标紧紧相连，不过这种党国宣传实践也有其内在矛盾，浮光掠影般的民众教育基本上并不能发挥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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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与转型：建国初期的中国福利会

徐锋华

2013 (5): 85-97.

摘要 ( 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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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567KB) ( 1315 )

１９５０年８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经费来源由以往靠募捐维持改为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为主。相应地，其功能在延续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嬗变，妇女儿童和对外宣传成为工作重点，角色定位由此基本确立，完成了从一个民间机构到建国初期的人民团体的转型。中福会的延续，是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曾为中共事业做过贡献，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效应。这种将民间社团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内的做法，无意中削弱了民间机构自身应有的活力，减少了有效的社会缓冲空间，增加了政府部门的执政压力和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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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与中国
——对科耶夫《评梁启超〈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的解读

肖　琦

2013 (5): 98-105.

摘要 ( 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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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73KB) ( 1846 )

亚历山大·科耶夫未刊印手稿中有一篇写于１９２７年的书评。在这篇作品中，科耶夫对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法家思想与西方的法的观念的相似点给予了否定，认为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只不过是实践政治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中国与西方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科耶夫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这一思考，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他对祖国———１９２０年代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的思考。在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反思中，中国文化无疑成了俄罗斯特殊发展道路的最有力的辩护。有意思的是，科耶夫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始终都伴随着他对中国或者说东方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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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胡晓明

2013 (5): 107-111.

摘要 ( 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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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693KB) ( 1928 )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新的话语。它与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重心不一样。体现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的文化战略与新的机遇。由分析“走出去”与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文化认同、文化创意等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可以看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认知误区及应对之策。误区之一是自我单向化，即无视或轻视其他传播力量。误区之二是形象外向化。文化交流着眼于全人类主义，向其他文化学习，而不是将外邦中华化。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则过于强调地方主义，强调中国古代说的德化、教化。误区之三，文化特殊化。没有一种绝对、固定、抽象的普世价值，然而对我们有利的、该学的不学，借口文化的特殊，借口走出去，就只是一种形式主义。误区之四，即文化世俗化。因此，第一，应该适当切割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文化中国应该保持相对的超越意味，第二，要真正拿好东西、有内涵、有深度、有浓度的文化，传播出去。只有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才能切实指导我们的新文化战略。第三，要对什么是中华文化主体的核心价值，有清楚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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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会”危机案例分析

樊小玲

2013 (5): 112-122.

摘要 ( 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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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不但意味着“说”，也包括“听”；而其中的“听”，不仅意味着听话者的行为，同时，还包括说话者对于听者声音的关注。进而言之，听话者包括直接的“目标接收者”，也包括“非目标接收者”。在“郭美美事件”中“红会”忽视了自己“隐性目标对象”的主体位置，没能够有效地听，从而无法在这个基础上做到立刻、直接、有效地说，导致了红会的机构形象一步步走向坍塌。没有有效的“听”就没有有效的“说”，任何机构都必须“听”到社会的声音才能有效“说”出自己的声音。由此，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传播条件下，为了帮助所有的机构更有效地“听”，就需要设立关注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安全话题、站在公益的立场作为“专业听话者”的ＮＧＯ“绿色组织”。这类组织应该关注网络异动但不以删帖作为目的，及时通知涉及网络异动的机构，研究网络异动的根本原因，为机构的回应时间、回应方式、回应内容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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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学生关于日美韩国家形象的概念结构
——基于“词语自由联想”测试的分析

胡亦名

2013 (5): 123-128.

摘要 (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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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言语行为不但是主体性的，而且是主体间性的。国家修辞行为既是对外部国家修辞行为的一种回应，也是本国内部社会意志的一种表达。由此而论，“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外国国家形象”是一个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国家形象认知与国家关系的重要课题。对此，学界的分析似乎基本上还停留在“个别举例”和“作者印象”式的叙述上。本文则试图运用心理学的“自由联想”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加权计算，以建立一个客观分析的模型，有效构拟青少年日美韩等外国形象的概念结构。经对上海某中学部分学生的测试，可以看到：其一，受试群体心目中的“日本”“美国”“韩国”形象总体上都是偏于积极的；其二，比较而言，在受试群体心目中，“日本”的国家形象包含了更多的负面信息；其三，在受试群体心目中，“日本”与其它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在认知上具有与中国具有“互相嵌入”的现象。这一研究，探索了从“心理结构”的层面分析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国家形象的可能性，为国家形象修辞提供了某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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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区形象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
——基于英、汉两种语言媒介和网络前三页检索的分析

白丽娜

2013 (5): 129-135.

摘要 ( 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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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16KB) ( 1442 )

省区形象不但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形象的建构在于修辞，而形象的传播则依赖于一定的媒介。网络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传播媒介，确切把握中国各省区在网络中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网络中的形象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以汉、英两种语言为媒介，调查中国３０个省区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现状，不仅可以为中国省区形象的修辞与传播，也可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更为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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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见梅光迪未刊史料

杨　扬

2013 (5): 136-143.

摘要 ( 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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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对梅光迪的研究目前大多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层面加以理论阐释，而从史料层面揭示其思想活动的研究很少，主要原因与梅光迪留存的史料太少有关。根据对哈佛大学档案馆、燕京图书馆、台湾“国史馆”、台湾“国民党特种档案”等调查，可以明确显示梅光迪留学时期的英文水准极佳、在哈佛大学的任职最初是中文教习和助理教授、归国之后的政治活动以及最后病死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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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对于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霍九仓

2013 (5): 144-147.

摘要 ( 1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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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这是文艺民俗学的核心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对此的讨论依然是不充分的。要讨论民俗对于文学的意义，就必须认识民俗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厘清民俗的本质。由此而论，作为人类生活的传承文化，从本身来看，民俗是日常生活合法性的一种资源；从外部来看，民俗是生命存在方式的区别性特征；从内部来看，民俗是社群内部认同的标志。作家在创作中正确理解并合理把握民俗的内涵，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艺民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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