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西方国家的主导下，主权贷款的国际实践长期以附带改革条件的“附条件主权贷款”模式呈现，成为输出西式制度范式、嵌入性影响债务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式在“法律与发展”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等支撑下，通过贷款条件强制推动债务国实施制度改革，在实践层面形成了具有外部约束效力的“准法律秩序”。然而，长期实践表明，附条件主权贷款不仅未有效提升债务国偿债能力，反而加剧了其制度依赖、治理弱化与主权侵蚀等深层问题；债务国的发展权与政策自主性受到结构性限制，全球债务治理的不公正与失衡愈加凸显。可见，当今世界十分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发展导向的新型主权贷款模式。有鉴于此，中国应立足主权平等与发展自主原则，推动构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软法为路径、以程序正义为保障的主权贷款新范式，并以“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实践为基础，提供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国际法重构方案，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制度样本。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性银行凭借制度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本文基于手工构建的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探讨相关的机制、异质性及结构导向，结果发现：政策性银行信贷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该效应通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绿色转型与人力资本升级实现，契合新质生产力内涵；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性银行信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商业类国企、技术密集型民企、高竞争行业及低银行竞争地区更强。此外，政策性银行信贷结构受产业政策与区域协调引导，对具备制造、高新技术等复合属性或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显著。因此，应优化政策性银行职能，强化其在结构转型和效率提升中的作用。

出口价值攀升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金融供给侧视域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支持中国企业出口价值增值的新动力。本文通过引入带有数字化转型的银行部门，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底层技术类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激励技术进步有效促进企业出口价值持续攀升；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对数智化水平高、一般贸易、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分割程度高地区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驱动效应更强。本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优化升级。上述结论为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优质金融服务出口价值高端跃升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地位认同是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主观地位认同是学界常忽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比较理论，构建了“上升期望—价值期望—价值能力”理论模型，揭示了公共政策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塑造机制。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7万多全国代表性城乡居民样本，分析发现脱贫攻坚政策激发了人们对于自身发展的期待，而自我期许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主观地位压力。进一步分析表明，脱贫攻坚导致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对先期自我预期较高者和政策受益群体的地位认同影响尤其显著。本研究探讨主观地位认同形成的治理根源，为理解宏观公共政策对微观公众认知的影响提供了启示。

香烟是于男性气质研究扩展气味社会学想象力的恰当例证。对上海居民的半结构访谈资料表明，香烟型塑男人雄性气质的意义和机制式微，卫生健康的医学机制崛起和禁烟政策加强，烟味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刺鼻的有害气味遭到嫌恶和制度化隔离。上海女性在恋爱、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香烟管控和“新好男人形象”的崛起，使男性抽烟的道德建构向负面演变，清洁、清新、无异味在新男性气质中被赋予当代价值。这一转变，既表明当下都市社会健康道德话语的支配力量，也展现出男性气质的新样貌。

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发展。佩特森与劳森作为世纪末丛林诗人，围绕澳大利亚丛林进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维度的创作，表达他们关于澳大利亚文学的建构与想象。他们截然不同的丛林景观书写引发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著名的“丛林论争”。以这场丛林论争为抓手，可以深入探究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语境下，佩特森与劳森丛林论争背后的民族（文学）指向。研究指出，佩特森与劳森的丛林论争不仅缔造了澳大利亚世纪末蔚为壮观的丛林文学景观，也标志着澳大利亚文学在摆脱英国殖民文学传统的跨越性一步，使得丛林文学成为凸显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特色的独特文类。

比较文学的法美之争在学界已耳熟能详，但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基本停留在学术理念的分歧而非学术范式的转型。法美之争应当作为一次思想史事件重新认识，学术论争的背后是二战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为建构学科主体性所做的“由艺说一”的规划和努力。二战后主导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几位元老创立了《比较文学》 季刊，利用期刊推动了两种范式的更迭转型。编委韦勒克和副主编弗里德里希的理念分歧是加剧法美之争的重要原因。美国比较文学学科主体性的建构既有学术自主的驱动，也有意识形态建设的考量。二战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倡通过研究不同语言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来追求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的一种自我确证。从知识-权力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一学科史和思想史事件，可以看到《比较文学》 编辑团队在这一知识转型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

该文寻觅古代书证，追溯动态概念泰西“葛郎玛”的历史界说。总体而言，葛郎玛历经四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典型语言的文法技艺；中世纪后期到17—18世纪的话语科学（思辨语法、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15世纪末民族语法萌发，18到19世纪重返个别语言的教学语法；19世纪末描写语法与解释语法相结合。此为学术史之轮回：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再到个别和一般相结合。就其涵盖的内容而言，葛郎玛经历了从多模块到四模块、三模块，再到双模块的紧缩或聚焦，而修辞、语义、词汇、语音等先后分离。归根结底，应用技艺和基本原理始终是葛郎玛的两大任务，语言研究就是人文和科学精神的结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危机与学术转型双重背景下，展开了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目录编撰工作。民国时期中国学人编制并刊行的域外汉学目录达50种，并译有13种由域外学人编制的域外汉学目录。细览这些目录，则可知其存有编译者来自各研究领域、所编目录集中于域外的四裔学，且以日本汉学著述为多等值得关注之处。域外汉学目录编撰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驱动，亦承载着“与外人争胜”“学术救国”的文化主权争夺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时至今日，系统性的世界中国学目录建设既是深入了解域外中国学之基础，亦是向世界展示“学术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让“汉学中心”回到中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

自2022年ChatGPT引发技术革命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推动数智生产进入数智物化新阶段，其变革烈度堪比大工业时代的机器革命，并催生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大模型以核心架构（固定资本）与动态数据（流动资本）的双重资本构成为载体，本质是数智物化劳动的“技术存在物”。这一存在物既非独立的价值创造主体，也非技术自主体，而是资本通过重构数智劳动过程实现增殖的工具。数智劳动是人机交互的主体依托，其中生产性数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直接来源。大模型生产提升了资本有机构成，并内嵌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体系，进一步扩展了剩余价值源泉。大模型的“高附加值”具有迷惑性，其看似“自主生产”的价值，实则是数智具体劳动转移核心架构与动态数据中数智物化劳动的旧价值，叠加数智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结果。剩余价值的源泉始终是数智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核心规律，并未因大模型的技术形态而发生根本改变。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由贸易主要指涉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但他已廓清其历史作用的二重性：自由贸易构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经济介质，却又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被扭曲异化、沦为政治武器，成为世界历史演进的消极变量。政治化的自由贸易悖逆市场规律，增益资本权力空间化、催发阶级对抗普遍化，构成社会革命的经济前奏。正是在从真假自由贸易博弈向社会革命扩大化嬗变进程中，世界历史渐进培植与形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的这一博弈与演进的逻辑，不但从未过时，反而在百年变局中不断开拓实践新场域，进而仍具备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意义。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但要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做出与之相匹配的深入具体的阐释，殊非易事。“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不仅非反思地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西化派”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以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为核心考察对象所建立起来的一般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长期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难以逾越的环节，即便我们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仍然有必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历史的“补课”。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密钥，恰恰在于它在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和践行具有特殊文明内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不应该被解释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解释为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恰恰应该被深刻地把握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思想上深入理解和领会这个原创性贡献，为我们提出了重新辨识自己真实的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的学术任务。

乐的情感性首先表现为乐引发的个体愉悦的情感体验，这是听者不可免除的情感需求。乐所关联的情感不能一味放纵，要通由礼来予以制衡与归正，如此一来，个体不但能在乐的情感性中成就自身，而且能体谅和满足他者的情感，进而与他者和谐共在。乐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乐得以成就绵延不绝、终始相继的状态，并将天地时序内涵其中。乐在效仿四时、昼夜规律的过程中，如同时间一般持续不断，自我更新，既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求，也适应了不同情境下礼的变通与贯彻。乐沟通着天道与人道，形上与形下，得以存养于天地之间，与个体真实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密切关联，这促成了乐的生生之性。植根于生生不息的生活，关联着德性的培塑与完善，乐的生生之性给予个体生生不已的动力，也让乐充满生生之气。个体在这样的乐中不断汲取能量，变得有情有义，丰厚立体。

从传统到现代，儒家学者习惯于将道德的主体根据化约为人性论。其实，在普遍的哲学层面上，这更是一个规范性根源问题，其意义包括而不限于人性论。晚近，建构主义的兴起为儒家道德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刺激。不过，建构论的道德自我是设定的，只是作为理性主体而活动；而儒家道德自我则是生成的，较之理性，仁才是更深层的本真性力量。在儒家，作为先天心理机能的恻隐之仁通过道德实践而生成为作为德性的成德之仁——理性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也正是道德主体的自我证成。此一层以活动证成本质的生成论意蕴虽不见于建构主义，却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特质所在。舍此而空谈理性，对于儒家规范性根源问题探讨而言究属皮相。

儒学是如何塑造中国传统科学的？仁智统一的价值观引领了传统科学四个主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导致知识伦理学化的问题；以气释物的自然观把科学研究的自然界看作物质性的存在，但未能对物质的具体结构、形态、运动规律等作进一步探究；阴阳矛盾的方法论突出辩证思维的运用，却缺失了形式逻辑的明晰性；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肯定对自然之理的探究，而这服务于体认至善之理的伦理之理；会通超胜的互鉴观促进了来自不同文明的科学的融合，但在明清之际衍生出的“西学中源”说则走向崇古守旧；依附经学的知识形态显示了知识辩证发展而形成的独特传统，但科学著作的拟经化也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儒学对传统科学的塑造，既有值得吸取的精华，也存在需要克服的缺陷。

面对我国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态势，现在各级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减轻生育（包括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成本问题，但对如何有效提高生育子女的收益特别是广义养老收益关注和研究不够。本文深入分析了新时代我国城乡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情况下老年人对子女的广义养老需求，探索构建了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适合我国国情的当代中国特色生育子女收益理论框架，提出了大力弘扬孝道和精准落实法规，以有效提高生育子女的广义养老收益建议。

养老金制度体系运行状况关乎亿万民众福祉。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代际支撑压力大、养老金制度体系复杂且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充分考虑影响老年经济保障的宏观和微观因素，构建指标体系，编制中国养老金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运用权威、公开数据，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测度分析2024—2025年我国各省份养老金指数总体情况及在充足性、可持续性、均衡性、完备性维度上的运行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体系整体运行的动态变动趋势，可以发现，我国养老金整体保障水平处于良性区间，养老金制度体系运行不断改善，但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区域差异悬殊且呈现不断加剧态势，养老金均衡性和完备性有待提高。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养老金的均衡性和完备性，以促进养老金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

企业是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主体，城市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利用2013—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增长131.35%，城市间差异扩大107.73%。领军企业显著推动了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的提升，且在经济核心城市和都市圈内城市更为明显。本地技术溢出、风险资本规模、科技服务生态等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强化领军企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正向作用。空间计量表明，领军企业对邻近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上述结论为培育壮大领军企业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供应链韧性已成为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支点。本文基于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和“企查查”数据库，以及覆盖2011—2020年330万对的企业微观供应链数据，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分析企业层面供应链韧性和供应链网络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的整体供应链韧性呈持续上升趋势，企业供应链体系从“中心—边缘”模式转向多节点、去中心化与高协同的弹性网络结构，企业供应链发生结构性重构与功能跃迁，在“脱钩断链”风险下企业普遍采取多元布局和强化合作机制。异质性方面，内资企业供应链韧性整体优于外资企业，在政策支持和国产替代推动下卡脖子行业供应链韧性水平显著改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借助技术进步逐步形成多元化供应链结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采矿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关键领域企业的供应链韧性提升尤为突出，网络结构加速重组。上述结论对推动中国打造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自特朗普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至今，美国政治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然而各种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之转变。今天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谎言被频繁揭穿，却仍坚决以“真相追寻者”自诩，并能获得近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这一“特朗普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通过对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的独特形态做出深入考察，我们旨在揭示出特朗普如何将谎言成功地政治化与武器化，并改写了当代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在当代美国政坛，谎言不仅仅被用于遮盖原有现实，而且被用于构建另类现实。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知识体系很重要。长期实践中，党的作风建设展示“三大优良作风+X”的内容图谱，覆盖了党的作风建设方方面面。党的作风建设历史实践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等发展特征。党的作风建设叙事形成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显著标志、永恒课题、群众路线、生死存亡、人民江山和政绩观等主题的丰富话语系统。党的作风建设彰显塑造先进政党形象、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肌体健康、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格力量等功能价值。党的作风建设以信念、使命、情感、动力、精神等方面构成的支撑系统推动有效开展。党的作风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了实践智慧和行动指南。

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凭借对污染与社会秩序的深入剖析久负盛名，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晚年对宗教经典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的探赜。若将其与三十年后出版的《作为文学的〈利未记〉》 彼此参照，可更鲜活地勾勒出道格拉斯的思想仪轨与文化理论的生成脉络。天主教思想传统与人类学范式的濡染与激荡，影响了她的“有序”“包容”乃至“自由”的秩序观。道格拉斯的个案提示我们，人类学乃至现代社会理论，实未必如其标榜那样超迈特定的历史与思想襟怀。学理之赓续与嬗变，始终受制于特定的思想传统，因此有必要以更为自觉的方式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基础与可能性。

华夏文明有一总体神圣论的精神特质。它作为一个知识框架，可以默会共享为天人感应、心性感通与道德感化，更可理解为知识产生的根源和社会运转的机制。它以道德原型及其神圣知识框架为关联，以成圣成贤理想人物原型及其道德感化的叙事方式为中心，建构了一种内在于行动或构成行动的知识。同时，这种知识框架也是一种认识机能、共享能力，它告诉人们如何去实践，提升人生经验的深层意义。

社会工作项目制已然成为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基本形式之一。通过上海市X街道社区微治理项目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治理社会工作实践样态体现为以项目制为依托的制度模式传递栖居载体，“治理”＋“社工”的组织架构提供嵌入网络以及从碎片化抓包到整合性介入的运作转向。在此基础上，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动态耦合机制包括机构改革背景下体制机制创新的结构互构机制、以需求转译为轴心的服务共进机制，以及多重逻辑协商共治及其嵌合的行动互转机制。三类机制协同共生、互相耦合，推动基层治理社会工作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与实务体系的核心场域。

既有的语言运用研究范式很少讨论“规则系统”。根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以交换语言信息的方式实现自己意图的一种游戏，由此便需要认识到：第一，任何游戏都有一定的规则，为了有效地实现言语意图，就必须遵循一系列规则，“规则”是言语行为分析不可忽视的基本范畴之一；第二，言语行为的规则是系统性的，其中既有所有言语行为都需遵守的“一般性规则”和特殊语域才具有的“特殊性规则”，也有强制性的“构成性规则”和选择性的“策略性规则”；第三，“一般性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亦即“元规则”）传统以为就是“得体原则”，其实不然，而应是“合意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算性原则”，其中，“合意性”（即合乎说话人的意图）是语言运用的第一原则，而“语体”则属于“合法性原则”制约下的范畴；第四，“修辞格”不应成为修辞学的中心范畴，而应作为“一般性言语行为的策略性规则”的一种形式加以考察；第五，“政治言语行为”“新闻言语行为”“法律言语行为”“二语教学言语行为”等特殊语域言语行为研究的重点不应是考察其“风格”“技巧”，而是首先需要关注这一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对对象进行整体性观看是审美行为特征之一，审美并非由局部归纳而是以整体直观启动，直取对象的“精神/气象”。整体性观看是统觉的结果，统觉的实现是通过想象力的感性统摄和通过理性完成的智性统摄，而在感性统摄与智性统摄的交集处存在着审美统摄。通过审美统摄，“先观气象”成为可能，“概括性感觉”与“意蕴”的获得成为可能。其机制是：想象力在“审美理念”引导下，将感性杂多一次性统握为可感而难以穷尽的“意象”，以此可以解释“先观气象”、远观整体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审美经验，并揭示无概念而可传达的普遍性是如何产生的。审美统摄的存在说明了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特殊性：审美是统摄性的；鉴赏是分析性的。审美统摄在认知机制上保证了审美行为的自律性。

经考辨，“鹘伶声嗽”的本义是“伶俐的谈吐”，与北宋杂剧偏重科白滑稽戏的原始面貌十分吻合，系北宋杂剧南传之产物，于宣和年间滥觞，宋室南渡之际，其又被时人名为“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戏文”与“永嘉戏曲”均系南戏别称。前者本义是“敷演话文”，表明彼时南戏叙事深受话本小说的影响。“戏曲”在宋代则是说唱艺术的代称，南戏既被名为“永嘉戏曲”，说明两者渊源匪浅。从“南戏”的诸多异名出发，其生成轨迹理应分作四段：鹘伶声嗽、永嘉杂剧、戏文、永嘉戏曲。受限于材料，对南戏生成轨迹的描述应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而相关研究也有必要突破南北戏剧异体的思维局限，以融通南北的“大杂剧”史观，重审南北戏剧之生成、交互与流衍。

区域研究作为跨学科领域，其发展历程与地缘政治需求紧密相关。冷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对世界学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伴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兴衰。区域研究的最大优势是跨学科整合，但也因此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而屡遭质疑。在当前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区域研究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导表现出新的活力。中国区域研究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深入理解各区域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提升知外能力，增进彼此间的相互认知与交流。

朱光潜和钱锺书两位先生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不仅拥有丰富且深刻的美学思想，而且是坚持史诗二元对立观的重要代表。以历史美学为视角，朱光潜基于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的陈说，认为历史学缺乏诗性的普遍性与本质揭示能力，而诗则通过“逼真”展现必然规律。钱锺书虽在《管锥编》 中通过“诗可以怨”等命题揭示历史书写与文学的共鸣，但其在《宋诗选注》 等中却批评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否定以诗证史的合法性。历史美学蕴含“求真”实证与“求美”叙事的张力，陈寅恪的“古典/今典”方法论与钱锺书的“诗心论”虽路径迥异，实则殊途同归，它们共同彰显了中国学术立足本土语境、融通人文关怀的整体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