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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4年, 第46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4-03-15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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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现代性
    如何重新规划“普遍性”?
    ——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与“独特普遍性”的构想
    罗岗
    2014 (2):  1-15. 
    摘要 ( 1236 )   HTML ( 10 )   PDF(620KB) ( 1633 )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通过重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来展开论述,一方面是对“表层阅读”的方法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用这种方法来重读经典。由此相关,本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同样具有双重性:不仅阅读柄谷的论述,而且更要重读他如何阅读索绪尔以及德里达、时枝城记对索绪尔的阅读,加上德里达对柄谷的文章的直接回应,使得人们能更切近地观察到对阅读者的再阅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重读,柄谷行人将东西方重要的语言理论纳入到批判视野中。这种批判不仅是语言的批判,更是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立足于东亚——具体表现为西方、日本和中国之间复杂的语言关系——特殊历史经验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一种“特殊性”对“普遍性”的批判,柄谷行人力图将自己思考的“日本问题”加以“普遍化”,《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文对现代性批判包含了透过“独特性”重新创造“普遍性”的可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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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叙事群”与“非西方的现代性”
    ——兼论李欧梵《上海摩登》的颓废观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关系
    夏伟
    2014 (2):  16-23. 
    摘要 ( 808 )   HTML ( 8 )   PDF(658KB) ( 2116 )  
    《上海摩登》曾被误解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其实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其贡献在于:打捞起了因“颓废”问题而被“80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长期忽视的,以施蛰存与穆时英为代表的“都市叙事群”;并通过对“都市叙事群”的研究发现了“身份—性压抑”与“批判性缺失”两种“摩登上海”独具的“非西方的现代性”,从而证实了通过现代文学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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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的相通
    陆晓光
    2014 (2):  24-32. 
    摘要 ( 656 )   HTML ( 9 )   PDF(756KB) ( 1610 )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今天对它的研究需要开拓与“世界文学”沟通融会的新思路;马克思文论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的新途径。从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三个方面,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两者的相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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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研究
    道的“去形上化”
    ——德川日本徂徕学建构政治化儒学的一项尝试
    吴震
    2014 (2):  33-40. 
    摘要 ( 801 )   HTML ( 8 )   PDF(602KB) ( 1477 )  
    德川思想史上的徂徕学以复兴儒家圣人之道、颠覆宋儒形上学为己任,为此他首先要对宋儒的天道观进行解构,他的诠释结论是“道者统名”、道是“先王所造”、道者“多端”等,强调“道”的后天性、人为性、具体性,以此了来颠覆“道”的先天义、抽象义、形上义,完成道的去形上化、非道德化,进而尝试建构日本型的政治化儒学。另一方面,徂徕反对以“国土有别”的文化特殊论为由来排斥圣人之道的观点,认为“道”所展现的礼乐制度在成就人之德的意义上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他又认为即便是圣人安排的制度也应随时变易,这条法则同样适用于日本社会,因为“道”是历史的多样的,这就使得徂徕学的“道论”具有一种具体普遍性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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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研究
    论牟宗三的“道德—历史目的论”
    卢兴
    2014 (2):  41-46. 
    摘要 ( 712 )   HTML ( 7 )   PDF(456KB) ( 1459 )  
    牟宗三的历史哲学带有浓重的黑格尔色彩,继承了其“精神辩证法”及历史进步的基本观念,但对黑氏所谓支配和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精神”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突出了“精神”的道德义涵。因而黑格尔式的“进步目的论”与儒家传统的“德性目的论”被牟氏整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道德-历史目的论”,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牟宗三看来,在道德的推动下,民族历史之目的指向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历史之目的指向“天下大同”或者说“世界大同”,这种“大同”观代表了儒家传统面向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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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研究
    “当下性”与历史主义之双重面向
    吴冠军
    2014 (2):  47-55. 
    摘要 ( 612 )   HTML ( 8 )   PDF(592KB) ( 1332 )  
    “中国特殊论”之争,是晚近数年缠绕汉语思想界的一个核心论题,而其背后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便正是“当下性”(与“永恒性”相对)问题与历史主义(与普世主义相对)问题。要在哲学层面讨论“中国特殊论”,我们就需要首先追问:“当下性”何以重要?而在思想史中,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命题与利奥•施特劳斯的反历史主义命题,则给我们深入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与反思对象。通过这样一个学理性的探索,我们得以将“中国特殊论”置入特殊与普遍的辩证中来理解。若从作为批判存在论的“当下的存在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可以摆脱现下汉语学界“左”“右”之争的缠绕,使这场讨论产生出更为积极的学理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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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道德和道德主义
    ——对现实主义的伦理审视
    任俊
    2014 (2):  56-63. 
    摘要 ( 796 )   HTML ( 7 )   PDF(525KB) ( 1413 )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处理国际正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是政治哲学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强硬的现实主义,表明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关性,从而为国际正义理论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当代主流现实主义排斥的不是道德,而是道德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正义理论可以和这些温和的现实主义版本兼容,它们展示了对国际关系进行规范性研究的两个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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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李磊
    2014 (2):  64-71. 
    摘要 ( 698 )   HTML ( 7 )   PDF(789KB) ( 2348 )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与夫余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五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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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魏玛德国失业保险体制的建立
    孟钟捷
    2014 (2):  72-81. 
    摘要 ( 640 )   HTML ( 7 )   PDF(567KB) ( 1150 )  
    自19世纪末起,失业已成为德意志社会的显性问题之一。然而用保险方法来应对失业危机的观念,却因争议颇多而被帝国政府搁置。一战期间,为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帝国政府改变立场,启动济贫体系改革。直到1927年,魏玛德国才最终建立失业保险体制。但是该体制充其量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战后政治格局变迁和经济形势动荡背景中的产物,且被魏玛政府视作控制并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缺乏对财政能力和未来发展的预见性,以致埋下了魏玛民主衰亡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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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永恒与历变: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历史观
    王悦
    2014 (2):  82-87. 
    摘要 ( 766 )   HTML ( 7 )   PDF(562KB) ( 2265 )  
    罗马史家李维以其文辞晓畅、叙事宏富名动当时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化圈,也因其《建城以来史》对古罗马历史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而名垂后世。各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李维的史学思想多有研究,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却称李维笔下的罗马一成不变---罗马独特的军政制度和典型的民族精神从罗马建立时起始终不变。而经考察《建城以来史》早期诸卷的历史叙事,为柯氏所诟病的元老院、军团制、占卜仪式都依随时代的变迁而多有变化。除却这些政治、军事、宗教领域的变化,罗马人在不断吸纳各阶层、各民族的过程中形成,共和国与王政时代体现出一脉相承的联系,共和制度中各级官职、会议、法律随等级斗争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等,都体现出李维视历史为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说,李维记述罗马崛起时的历史性与阐扬民族精神时的永恒性又是并存的,罗马人的传统美德在李维心中具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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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学研究
    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
    ——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
    田兆元
    2014 (2):  88-96. 
    摘要 ( 668 )   HTML ( 6 )   PDF(553KB) ( 1565 )  
    民俗经济在当今中国蔚为大观,但经济民俗学却从上个世纪后期才开始起步,其研究偏重民俗经济一般资源的整理。经济民俗与民俗经济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重要范畴,为经济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民俗经济是指与民俗活动相关的经济,包括与民俗直接关联之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类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也包括民俗演艺及其民间文艺转化而来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指因民俗活动的开展带来的特别消费。中国民俗经济体量巨大,生态功能与文化功能很强,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民众的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民俗学研究认为:中国民俗经济资源需要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建立资料库以为开发之用;政治文化与制度文化对于民俗消费习俗的影响至关重要,民俗经济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消费习俗是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民俗生态对于经济发展存在综合关联。经济民俗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有待系统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是近年来文化事业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应该超越单纯的生产性视角,以文化认同建构的思路来解决传统非遗产业的生存困境,有效推进其非遗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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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民族的“异味”饮食与逃逸文化
    吴旭
    2014 (2):  97-102. 
    摘要 ( 700 )   HTML ( 6 )   PDF(625KB) ( 1488 )  
    随着农家乐建设深入到南方少数民族山寨,当地特有的一些饮食习俗(即所谓的“异味,”如野味、啖生、食腐等)也被卷入当今的媒体和民间的话语和交流。历史上,历代文人学者对这些“异味”的记载和评论络绎不绝,视之为“蛮夷”、“异类”的绝好标志。本文以逃逸文化为视角,发现这些看似“原始落后”的食物系统承担有重要的逃离国家控制的文化功能。“蛮夷”食物系统通过食物生产、制作和餐食结构上的特有习俗来消解主粮的重要性、树立与平原国家保持距离的边界符号、消除余粮积累等,以达到逃离平原国家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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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
    毕旭玲
    2014 (2):  103-109. 
    摘要 ( 668 )   HTML ( 6 )   PDF(642KB) ( 1212 )  
    “石佛浮海”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神话,发生于六朝时期的上海地区。相传有石佛浮于沪渎海滨,后被安置在苏州通玄寺。这一神话为梁简文帝亲自撰文鼓吹,唐代宫廷遣人前来观摩以在长安复制,其神话还被图画到敦煌洞窟,并远播海外,沪渎地域的神话变成了国家的神话。宋代以来,古代上海地区也开始对于这一神话资源展开了争夺。《云间志》借此神话构筑起静安寺的早期历史,发展出石像首先被安置于沪渎重玄寺(静安寺)等情节。南宋《寺记》、元代《静安八咏集》及历代地方志都不断借助这一神话建构上海地域社会的神圣历史,石佛浮海神话话语权渐为上海掌控。静安也由一个寺庙名称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的地名,“石佛浮海”神话诞生地“沪渎”成为上海的地标和代名词。石佛浮海神话的发生演变过程,体现了神话资源对于地方社会建构的独特价值,也体现出上海地方社会对于神话资源的执着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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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景观叙事:传说形态与功能的当代演变研究 
    ——以法海洞与雷峰塔为中心的考察
    余红艳
    2014 (2):  110-117. 
    摘要 ( 642 )   HTML ( 6 )   PDF(689KB) ( 2287 )  
    景观叙事是指以传说人物与情节为前提,以景观建筑物为核心,融图像、雕塑、广告牌,以及导游词等诸多元素为一体的叙事体系。当代社会传统口述叙事日渐萎缩,景观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讲述传说、传承传说价值的叙事功能,这是当代民俗的显著特点。在“白蛇传”传说中,传说人物“法海”逐渐转化为视觉景观“法海洞”,并重构法海正面形象,承担了地域政治与文化建构的功能;而重建的雷峰塔则将传说拓展至围绕景观的现实生活,系统讲述与雷峰塔密切关联的传说情节,是传说景观超越语言形态的经典个案。民间传说在今天不再主要依赖口头传播,而是通过景观呈现,从而提升地域形象,发展旅游经济,成为文化产业与地域政治的重要资源。这种演变的背后,经济要素冲淡了伦理要素,地域需求替代了价值需求,是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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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双目标下我国产业结构低碳优化: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
    张云,邓桂丰
    2014 (2):  118-124. 
    摘要 ( 941 )   HTML ( 5 )   PDF(663KB) ( 1189 )  
    中国面临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经济转型双重减排压力,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2020年量化减排目标。通过构建工业行业双目标模型,模拟分析我国在排放强度约束、水资源约束、就业约束、行业产值上下限约束以及非负约束等条件下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最大值,结果证实产业结构低碳化是实现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进一步调整参数值的模拟结果证实一定条件下产值增大有助于实现排放强度减少这一相对量减排目标。因此,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需要在保持工业增长同时注重工业结构低碳化升级,而严格控制高排放行业的增长率是我国未来时期经济低碳转型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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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与内资对我国碳排放影响的对比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考察
    林基,杨来科
    2014 (2):  125-130. 
    摘要 ( 975 )   HTML ( 5 )   PDF(448KB) ( 1288 )  
    外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在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排CO2放量的增加。利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比较外资经济规模、内资企业经济规模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结果表明:CO2排放与外资、内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虽然外资与内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增加我国的CO2排放量,但在影响力上,外资企业对CO2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从模型参数的估计值来看,外资企业总产值每增长1%,CO2排放量与人均排CO2放量分别增加0.22%与0.20%,而内资企业相应的数值则为分别增加0.42%与0.32%;此外,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与城市化提高均显著地加剧了我国的CO2排放。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处理引进外资与内资扩张的关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把握好城市化的节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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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E制造商责任延伸制度实施的美日比较及其启示
    吕君,逄亚南,常昕媛
    2014 (2):  131-137. 
    摘要 ( 755 )   HTML ( 5 )   PDF(1165KB) ( 1288 )  
    很多发达国家推行制造商责任延伸制度,以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WEEE)的回收再利用效率,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推行这一制度比较早的国家,同时都与中国有相近的产品立法范围,具有值得借鉴的丰富经验。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收集循环体系采用集体制造商责任延伸CPR模式,而日本收集循环体系采用个人制造商责任延伸IPR模式;美国的资金体系由制造商付费,并根据回收份额和市场份额联合配置集体成本,而日本资金体系则由末端用户付费,并运用循环票据进行信息跟踪。美国和日本的实施模式对我国有效推行WEEE制造商责任延伸制度颇具启发,我国应当构建合理的基金征收机制、完善补贴配给机制、促进IPR模式的推行并培育消费者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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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物料流动平衡的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研究
    张秀敏,曹柳龙,冯小宇
    2014 (2):  138-144. 
    摘要 ( 819 )   HTML ( 5 )   PDF(867KB) ( 1054 )  
    目前环境管理实践中,对环境成本内涵的界定在观念上还很不一致,尤其在环境成本的确认口径和计量方法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针对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环节,从环境管理会计的视角,基于环境管理会计的多种内部决策职能,界定环境成本的内涵及类别,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应当引入物料流动平衡关系,构建相应的环境成本评估方案与操作流程,同时应当注重信息系统的一致性检验,以使得生产中技术上处理的数据与财务上的记账的数字能够相互兼容。总之,通过在多重管理层面上不断改善物料流动平衡,将对企业物料管理系统和存货保管系统的改进作为环境成本评估的核心成果,一定程度能够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系统与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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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与争鸣
    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
    ——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
    胡范铸,胡玉华,刘毓民
    2014 (2):  145-150. 
    摘要 ( 670 )   HTML ( 5 )   PDF(746KB) ( 1589 )  
    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或曰“汉语能力获得”,或曰“交际能力建构”,或曰“经济利益实现”,或曰“中国文化传播”,种种认识,似乎都有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诸如“如何处理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目标之上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贯串这些目标之中的核心又是什么?”等一连串问题。应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是希望由此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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