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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启蒙时期应该被视为“情感时代”，此时的思想和文学对情感问题的探讨和关注史无前例。作为个体的人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由此引发何等情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个人如何与物质世界以及由他人构成的社会互动，这些问题成为启蒙思潮的焦点，成为此时形成的“人类科学”的核心。18世纪的情感观念有两个相反的侧面，情感一方面是身体将其自身波动传递给心灵（用18世纪的术语来说是“灵魂”soul或“心灵”mind）使二者协调一致的沟通桥梁，但同时也成为两者发生冲撞和冲突的重要表现。厘清启蒙情感观念的两个侧面有助于深入阐释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和内在悖论，也有益于人们考察自身的处境，以“现代性”这个遍布全球但呈现出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形态为背景，提出当代人精神世界和共同生活构建的原创方案。
在我们的日常审美经验中常常能够发现审美可以引起悲伤，而且不需要转化为愉悦，悲伤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在审美中所激发的悲伤，首先是非功利性的，不是具体的肉身痛苦，不源自对象以其实存对我们生命的伤害；其次这种悲伤是纯粹的，是凭借我们内心的感受而直接发生的，无目的性，非概念性，无关乎价值判断；这种悲伤也具有一种绝对性，它是无缘由的，无条件的，却又是普遍的，甚至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这种无功利的、纯粹的、绝对的悲伤，可以称之为“自由悲伤”，从而与康德推导出的“自由愉悦”相对。审美有两种样态，一种追寻自由愉悦，一种追寻自由悲伤，前一种审美让我们追求精神的解放，体验自由，而后一种审美让我们追求个体心灵的确证与醒悟，回归自我。自由的自我，或许是两种审美的共同归宿。
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在1993—2003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开启了西方学界的文学情感研究。结合心理学家西尔文·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迈克尔·弗朗茨·巴奇对自恋的探讨，塞吉维克将羞耻从一种毁灭性的自我体验重构为具有政治生产性的情感。作为一种强烈的具身体验，羞耻不仅有效地质询自我的身份意识，也不断协调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羞耻为例，塞吉维克进一步推动了情感研究领域关于“不适的政治性”的探讨，关注人际关系而非社会结构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这也与她所倡导的文学批评从“偏执型阅读”到“修补型阅读”的范式转换一脉相承。
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有“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说法。围绕这一说法，国内诠释学界就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问题以及“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诸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论争。深入思考可以发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实现了整个西方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这一转向以《真理与方法》的初稿写作（1955—1956）、公开讲演（1957）和正式出版（1960）为不同的时间节点，而其晚期思想不过是这一转向的进一步延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之所以成为实践哲学，不是因为它着力探究“伦理学”或“政治学”领域中的实践问题，而是因为它将“理解”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予以哲学思考。伽达默尔是要在诠释学中恢复实践哲学传统，而不是要把诠释学改造为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必须注重“实践哲学导向”，尤其是亟待展开“对普遍东西的具体化”这一伟大主题的方法论思考。
当代中国哲学在吸收和融合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如何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并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哲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张世英在中西方古典哲学、现当代哲学的比较研究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以宏大而又缜密的哲学思维，融通中西的哲学视野，建构了一种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的哲学，他称之为“希望哲学”。张世英的“希望哲学”接续了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哲学传统，发掘出中国哲学在当代哲学的世界版图中的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为当代中国哲学学科贡献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对这一体系的核心思想和历史贡献，可以从“以诗意的哲学代替抽象的哲学”“在有限的时空中作无限的追求”“以审美达到最高的自由”“美感的神圣性体验就在当下”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探讨。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里，提出了著名的“曲木”难题，并认为这里面体现出的悖论既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后才能被人类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应，康德运用“曲木”和“森林里的直木”这一对略显矛盾的核心隐喻，系统地阐释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法律秩序之复杂互动的关系。“曲木”隐喻也可说是柏拉图“洞穴隐喻”对人类感性缺陷描述的变种。它暗示人首先是自然秩序中的存在，这是一种“实然”的经验性问题，也就是人实际上是什么。而“直木”则体现了“应然”的价值追求，即人应当成为什么。它体现了个体在社会共同体里可能发展成为独立人格性的禀赋，凸显了人的个性和独立意识、人的尊严和价值。“曲木?直木”隐喻及其从属隐喻，是通向康德独特人类学观念的路径之一，也与康德对“自然”观念的反思和重构有着重要的关联。
人格权的公法保护需要对人格权内涵进行准确界定。“人格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中首次作为公法概念出现，之后在司法实践和公法学说中得以发展丰富。人格权概念主要依托康德思想产生。梳理康德相关思想，对于认识人格权的维度及内涵有启示意义。结合特定思想渊源，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当下具有一般意义的公法人格权概念，在此基础上澄清人格权对国家提出的客观法秩序要求，可以为人格权的公法保护提供价值指引和理论支持。
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 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 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 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与情感联系紧密。通过沿海工业区与内地农民工输出地的城乡追踪调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与父母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资源断裂、情感疏离的代际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经历了三个时期：打工生涯早期的代际相对独立，成婚困难时期的代际冲突，成婚无望之后的资源与情感的交流停滞与关系疏离。这种代际关系的背后，是家庭化困境导致的代际间家庭目标的错位、家庭合作事务的缺乏、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纽带的断裂。这种代际关系显示了，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结构转型具有多重面相与多元路径。而大龄单身男工成为了一种脱离家庭合作的个体家庭，也成为了潜在的城市新困境群体。
综合儿童的视角和结构的视角，可以对留守儿童研究中流行的问题取向叙说进行再平衡。基于在湖南乡村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充满矛盾的亲子关系体验，从而揭示出他们创造性建构的打工-留守情境下“爱而不亲”的亲子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爱而不亲”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扎根于追求“过好日子”的家庭生活实践的，这样的生活实践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既是被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塑造，也是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推动力。
在离乡迁徙和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都市打工者寄居于“家”与“社会”这一重组的社会空间之中。在日常关于“家”、“家乡”和“职业生涯”的记忆中，人情以及人际间的物质流动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与此同时，物质媒介本身引入了新的“记忆”/“遗忘”的可能性。记忆在这一系列通过媒介的交流过程中加强了不确定性，甚至变得难以表述。这一难以表述的不确定性可以促成人际间的人情记忆和认可，同时也激发了对“遗忘”人情的担忧以及对陌生“社会”的道德批评。记忆并非只是根据“现在”的“社会”语境来进行建构，而是将不确定性引入对“现在”和“社会”的理解。
精准识别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有序引导劳动力空间转移以及促进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有必要结合主要人口流入地——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5—2018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进行地区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人口流入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城市间差异得到改善，地区不均衡性明显缩小；人口流入对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长期来看，人口流入的“规模效应”终将超过“拥挤效应”，从而显著提升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口流入对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存有差异，对于超大型城市主要表现出“拥挤效应”，而对于其他城市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规模效应”；人口流入对邻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率均能显著提升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述结论在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由中央有关单位设计推行，城市政府参评的城市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国家城市光荣榜）在推动城市非经济领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多城联创为视角，以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类典型项目为对象，分析城市上榜次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上榜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且多城联创的情况逐渐占据主导，上榜次数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逐渐向中部、西部延伸，城市上榜次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具有强化态势，热点格局呈东热西冷状态；各类国家城市光荣榜评价体系的评价流程与内容具有许多共性特征，造成了多城联创的刺激信号、激励机制、参评动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进而使得城市在多城联创时具有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影响城市上榜的资源和能力因素包括城市政府政治动员能力、财政和经济实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明显区域异质性的上榜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不同项目间存在着非对称的上榜促进作用。今后，相关方面应从改进测评方法、加强复查工作、优化评价指标和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项目创新等方面优化国家城市光荣榜激励机制，进而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所谓“崭新形象”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给人们的感受。这是一个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入新的境界，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党的历史深入学习领悟，珍惜、维护并发展我们党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好形象，可以称为“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即正确的、科学的、能够得到实践验证的、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苏联模式以及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价值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解放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进，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说服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全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充分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担当和作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团结带领人民彻底改写了历史，谱写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史的新的壮丽篇章。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独特贡献。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品性。《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五个方面历史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党中央的新认识。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是党的鲜明品格、最大优势和显著标志。建党百年来，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改正错误、纯洁队伍、锤炼作风，使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自我革命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三大作风”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和理论创新。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执政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落实在党的建设全部活动之中。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增强“四个自我”能力，抓住了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关键。
文明要发展，哲学需先行。量子力学的进步，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哲学家的思考。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从“知识就是力量”走向“思维就是力量”。在这个“转识成智”的时代，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思维首先是量子思维。科技越发展，伦理越重要；包括科技伦理学在内的应用伦理学，不应是现成的现代道德原则在具体领域的推广应用，而应是与当代生活世界巨大变迁相应的新的伦理学。在科技时代做伦理学，除了日常经验之外，科学实验也是重要的源头。应用伦理学及一般的伦理学思考有必要正视科学实验的成果，而虚拟现实、大数据、合成生物、计算机建模、知识图谱，甚至元宇宙，都已经或可能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或新视角。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关注人，思考人类如何在超越自身局限和地球局限的同时，成为拥有无限关怀的宇宙物种，这正是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的神圣使命。
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或即将颠覆传统的人伦关系，带来传统主客体关系的演变，并可能进一步加深技术化生存的困境。信息技术在重塑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重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影响我们现存的法律、传统的道德甚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具有挑战性的道德治理难题：算法歧视妨碍社会公正、网络霸权挑战网络主权、技术异化威胁人类文明。为此，信息技术问题的道德治理，要以“关心人的本身”实现人的主体性回归，以价值敏感性设计保障科技向善，以前瞻性道德责任构建信息时代的责任伦理，进而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整体性、长远性和应用性发展创设公认的、共同的、全面的道德构架。
目前理解元宇宙的主要方式是将元宇宙视为技术意义上的虚拟空间。在这一方式中，一种虚拟世界、数字世界被技术构造出来。然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元宇宙的空间性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只有在元宇宙的空间接口、空间构造及特征、空间经验的基础以及空间边界和空间转移等问题得到更好地揭示之后，才能对这一新的与人类未来命运相关的技术现象有恰当的认识。
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新文化”之所以“运动”起来，关涉某些身兼“思想家”与“运动家”角色的人物。蒋梦麟与江苏省教育会同人依托“欧战”后举国求新的氛围，在沪组建新教育共进社，联结南北以谋全国文教新潮之起。关于何为“新潮”，蒋梦麟将之统一于“平民主义”；在此主义与相应立场影响下，蒋梦麟早早将五四爱国风潮“自然”并接既起的文教新潮，继而以不同于蔡元培、胡适诸人的方式，参与促成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然而蒋梦麟转至北京大学，东南方面对于“新文化”的界定意识与权力更趋弱化。以蒋梦麟在五四前后的言行为主线，结合相关的组织行为逻辑，可揭示新文化运动“生成”史在聚焦于北京大学或《新青年》的叙述之外的一个重要面相。
位于《齐物论》之核心的“是非”问题，本质上是作为复数的“物论”兴起所导致的价值之争。“是非”在前物论状态即已存在，它与视角性的观看方式所关联着的人之“成形”与“成心”相关，但公私生活都无以摆脱这种局限性。但当“是非”使人们在地方性生活形式中自用自得时，相对性本身并不构成问题。然而，物论引入名相秩序却使得“是非”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另一方面这又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势。庄子肯定是非的多元性与相对性，但其哲学却不能归结为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后两者突显的是主体价值构建的合理性，却不要求主体的自我转化，庄子却要求主体的“视域上行”，上行之终点则是“以道观之”的“天的机制”。这种“天的机制”并不是一种绝对价值或架构性价值，而是一种让多元的是非价值在其有效边界内运行、并行不悖而又互不相伤的可能视域。
人工智能这一使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表现的学科始终有着探索发现人类心智及语言能力的需求和愿望。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是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相互助益而又相互博弈的历程。人工智能以程序语言为工具，程序语言是人类自然语言的简化版本。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两个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推动了对于人类语言的认识。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成长为庞然大物。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它无处不在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也在于人工智能所倡导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当代语言学无疑会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而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坚持搜集一手语料的研究初衷，并借助大数据思路和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生理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的探索思路，是语言学研究者今后需要关心和努力的方向。
从语言智能的内涵与发展历史的角度，可以分析语言学与语言智能之间的关系。语言智能的发展得益于语言学研究对语言智能的理论指导，而非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学对于语言智能的价值越来越小。尽管语言智能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面临诸多瓶颈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语言智能研究没有对语言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语言智能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并能对语言学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赢得外部世界认同是国家对外交流的目的之一，而要有效获得外部认同，就离不开共情修辞。共情修辞将受众的情感、认知等纳入考量，赋予利益交织的严肃的国际交流以人文主义色彩，试图平衡“情”与“理”在国家外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共情的亲社会行为属性。这种亲社会属性有助于推动修辞者主动且不带偏见地理解受众，为建构修辞者国家的国家外部认同塑造良好的修辞氛围，以共情修辞催生友好情感并获得共同利益。
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制造出的种种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其研究报告追求独立分析，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一千多篇新冠议题报告为语料，借助话语的“框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美国的疫情失控在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应对，不应推诿他人；“对抗”不符合中美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对于西方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以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更高起点，着眼于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文旅融合的关键是市场主体的建设与培育。市场主体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构建融合生态系统、理清主体间相互关系、破解体制机制难题以及实现市场主体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这些问题不解决，文旅融合发展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基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文旅融合概念体系及其基本特征，更加系统地界定文旅融合及其发展的市场 主体，构建逻辑分析框架，夯实文旅融合市场主体建设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发现：（1）文旅融合发展是“两个系统”有机结合的复杂性问题，需构建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的融合生态系统；（2）文旅融合须厘清产业和事业、政府和市场几重关系，明确市场主体建设的重点；（3）文旅融合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制度层面提升融合效能，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4）文旅融合后评估保障与反馈机制上，应建立市场主体运行监测系统。
世界文化遗产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深刻理解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时间分布以及潜在客源市场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帮助遗产地提出针对性的旅游开发和营销推广策略，通过“以旅彰文”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此，可依据2015年至2020年我国33处世界文化遗产百度搜索指数的年度数据和月度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年际变动指数、季节集中指数等方法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时间分布特征进行刻画，采用季节调整法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季节性特征进行识别，以季节性因子为变量并采用聚类分析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和特征识别；进一步，可从潜在客源市场角度，探究各省份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关注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关注度呈现淡旺季差异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各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总关注度和人均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今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营销推广和文旅融合方面，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与学校合作、发行纪念品、举办会议、协同发展以及保护与传承并重、提炼文化特色、遗产资源旅游产品化并打造互动体验场景等对策措施。
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是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2008—2018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测算及其收敛性检验、空间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发现，该区域文旅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但耦合协调度整体仍较低，且围绕省域核心城市呈现增长极效应。其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存在波动并形成“小圈层”，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但城市间不存在“追赶”效应；旅游产业的发展对文旅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强于文化产业。因此，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应注重构建联合推进机制，促进区域特色互补，发挥增长极作用，提升国际化水平。
宋明儒学对儒家学理有重要推进，也有严重误判，出现了天理实体化、门庭狭窄化、人欲污名化的问题。明清之际，以船山、蕺山、戴震为代表，对这三大误判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进程被打断了，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未能接上这个端绪，致使宋明儒学这些问题仍以各种形式残留着，其中尤以天理实体化和门庭狭窄化为甚。儒学今后的发展应该自觉回头补课，接着明清讲，而不是接着宋明讲。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儒学下一步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西方伦理强调道德之人的强大，否定其脆弱性，而儒家伦理则高度重视伦理之人的脆弱性，这在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人不仅小时候高度脆弱，在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而且这种脆弱性与人相伴一生，因为人始终会受到老病死等问题的纠缠。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脆弱性，所以，人们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性产生共通感，愿意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愿意帮助他者。人们在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又将自己作为一个坚强的道德主体建立起来。不过，这种坚强并没有消除脆弱性，而是在深刻体会自身脆弱性的基础上，对他人的脆弱性感同身受，从而使自己的仁心善性不断被激发出来，使自己在道德之路上坚持不懈。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算法发展到智能算法，而智能算法的发展，则不仅趋向人工智能的自主进化，而且使人类社会的演化越来越建立在智能算法的基础之上。算法的智能化正在营造一个智能算法环境：智能算法通过塑造社会环境使人类环境智能化。智能算法环境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向智能社会演进，智能化环境构成智能生态，从而出现智能生态演化。智能生态演化将带来人和环境关系的逆转，人类进化从适应环境向智能环境适应人的方向转换。在自然条件下，人类进化是环境选择的结果；而在智能社会中，人类进化则是环境迎合的结果。人类社会和智能生态演化，将派生出一系列与人类进化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中亟待关注和警觉的，主要是信息茧房和人类生存的自我娇宠模式等。在算法社会发展过程中，智能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类进化将日益凸显为一个人类必须自我选择和设计的重大课题。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发展，智能生态演化以及人和智能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哥白尼式转换，不仅展示了人类更高层次进化的人机融合进化前景，而且意味着人类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进化。
后人类快乐伦理关乎人类共同体，但又远远超过人类这一物种，趋向更为广大的生命共同体。布拉伊多蒂以新斯宾诺莎主义活力物质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普遍生命力的整体性为基本原则，提出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生态基础和技术中介的共同物质构成生命共同体的大胆理论架设。在一个充满了负面恐慌情绪的时代，她以行动主义的姿态，提出超乎人类单纯物种、趋向生命统一体的后人类快乐伦理。这一伦理观念倡导平等、积极、喜悦、肯定、和平和可续性，探求集体主体的快乐本质，以及各主体间强化合作、增强潜能的实现路径，倡导将负面影响进行积极转化以创造未来，彰显了后人类伦理的肯定、创造、联合与转化的特性，并导向新的生命共同体的质的飞跃。
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一直具有强烈的反霸权色彩。中国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反对美苏两个核大国进行核垄断，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抵制、批评的态度；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裁军与军控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重要平台。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高度重视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以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最终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较早地启动了民用核能项目，并确立了和平利用核能、不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但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国内开始出现一些将核能用于国防的初步讨论。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10月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印度国内各界关于核政策的大辩论，要求发展核武器的意见日益增多。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社会无法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现实，夏斯特里政府默默转向“有条件无核”政策，在技术上积极为将来有一天能够制造核武器做准备，为1974年印度“和平核爆炸”奠定了技术与政策基础。
冷战时期，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美苏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中心”是苏联研制核武器，同美国展开核竞赛的科技中坚，代表了苏联核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作为苏联制定对美核战略的军事技术基础，这些地理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却在国家安全和高层战略上与莫斯科休戚与共。“核中心”在核研究与核部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它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活动也映射出1960—1970年代美苏核安全关系从“核缓和”到“核平衡”的嬗变过程。循此微观层面的科技史视角加以考察，美苏冷战与核军备竞赛的历史昭示出，冲突和对抗无法为国家治理赢得荣名，只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享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与刘勰的“原道”观，都强调道是文的源头，这是本体论的文学观。但二者之间却存在根本区别，刘勰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重文的看法；朱熹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轻文甚至是驱文的看法。刘勰的道论中内含着形象的丰富性，启发他重文；朱熹的道论中内含着抽象的单一性，促使他轻文。文学的道本体论只有与文学的自体论相结合，才会真正地重视文学的审美性。
应制诗是六朝主要诗歌类型之一，而建康作为都城是六朝应制诗最主要的创作地，研究建康应制诗就大致理清了六朝应制诗的基本情况。应制诗以侍宴、游览、咏物、政事等为主要内容，六朝应制诗介绍背景、铺叙游宴等内容、点明颂德等主旨的三段式，已在内容和形式上奠定了唐代应制诗的基本体式。六朝君臣关系宽缓，加之有些帝王本身爱好文学，该时期有一些应制诗中颂德的成分较少或无而写景抒情成分较多，就犹如文人间的文学来往，这是六朝应制诗的又一特点。
末世电影是晚近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但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分析尚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是仅关注其“景观”的方面，而忽视了它与末世论、末日论等深刻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仅聚焦于末世景观的某些局限的方面，比如自然灾难，而忽略了从冷战到后911时期发生鲜明转换的“世界终结”的不同形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对末世电影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世界”概念的演变线索及从“末世”到“末日”的转变过程。进而，结合末世电影的晚近发展，揭示出在以先制为主导策略的后911时期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下，末日影像如何回归个体的生存体验，但却最终落入到末世论-启示论的真理循环之中。最后，结合德里达的文本及冯提尔的影像来尝试探索在既有的末世电影和末日影像之后的别样可能，直面“世界已去”这个起点，以忧郁之共情为纽带重建主体性之根基。
毒药与解毒学知识传播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现象之一。以丝路医书中的一种名为“诃罗诃罗”的毒药为中心，利用敦煌出土的梵语于阗语双语医学写本《耆婆书》、汉译佛经、印度的梵语生命吠陀医籍、史诗《摩诃婆罗多》等相关文献以及西藏传世医学经典与西亚本草著作等典籍，可以梳理出该毒药的文化源流，明晰其产生之神话及其在毒物学知识语境中的位置。此外，通过分析“诃罗诃罗”毒的实际使用及其所依附的图像呈现，可以进一步阐释丝绸之路解毒学知识的衍生、流传与改变的复杂过程，揭示不同人群在药物学知识交流方面的多种面相，从更广阔的亚洲视野，为深化丝绸之路医学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例证。
医药民俗是民国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民俗学议题，这一讨论也是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基于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迫切需要，民国学界从文学、宗教学、医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对医药民俗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并将批判医药民俗作为宣扬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途径。这种批判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发展和现实变革的需要，但也存在对复杂医药民俗事象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当今语境下，梳理并反思民国医药民俗研究的相关问题与视角，不仅可以为当代医药民俗研究与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亦可为疫情肆虐背景下的医疗文化史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发。
通过对义乌国际化社会空间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并将其与广州黑人聚居区进行对比，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跨国移民在通过贸易链维持并发展跨国联系的同时，也建构着其在义乌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快速城镇化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在义乌集聚，外籍人口与当地居民、外来人口共生的经济生态圈，催生了众多以融合和混居为特点的国际化居住空间，形成了族裔融合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制度、资本和“草根”力量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生产的“义乌模式”。
生育行为由夫妻共同决定。由于婚姻双方在生育行为中承担不同角色，面临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系统差异。不同于女性个体视角的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似不相关（SUR）回归分析方法，同时考察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并比较夫妻生育意愿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丈夫相比妻子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影响夫妻生育意愿的因素既有相似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家庭收入、现有子女数和传宗接代观念同时影响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而一些因素（如年龄、个人收入）仅对夫妻一方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另外一些因素则对夫妻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同时，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存在相互影响。这揭示了从个体视角拓展到夫妻视角研究生育意愿的必要性，由此期望推动夫妻层面的生育研究。
零工经济的发展为大卫·哈维等人的政治空间学说增加了新的技术意义。资本主义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了独特的时空扩张，通过资本、数字规则和科层管理三大要素寄宿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系统内，形成了具备更强扩张性的新系统。该系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做到瞬时、广域的劳动力低洼空间搜索，形成经济地理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采用形式空间自由榨取劳动力的时间投入，改写了传统劳动的时空形态，形成新类型的时空掠夺。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方向：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和迫切。为保证动能转换顺利进行，在实践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利用、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在考虑基本养老保险的“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基础上，尽量减小统筹前后职工养老金差异以缓解统筹的阻力和转轨成本，是顺利推进全国统筹的一个解决思路。基于这一目标，通过建立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数理模型，可以设计能满足推进统筹制度转轨成本最小的养老金计发方案，并通过精算预测得出以下结论：（1）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个人缴费贡献同时挂钩的养老金待遇计发方案，可实现全国统筹制度转轨的阻力最小化，并保证统筹后养老金的分配更为公平。（2）基于最小化统筹制度转轨成本设计的相关养老金计发方案，能够在合理的财政补贴标准、缴费人数、领取人数以及工资增长率预测等精算假设下实现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未来至少20年的健康运行而不会出现支付危机。尽管以上计发方案比仅考虑缴费工资或直接跃升到全国统一水平的计发方案更为复杂，但该方案一方面能够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又考虑了职工的缴费贡献，同时还避免了激进变革的阻力，因此，可以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过程中的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对人类生活而言，物不只是物质利用的对象。从“特修斯之船”这个哲学公案的讨论，可以导向我们对物的形象多面性的理解。其中，作为纪念品的物的形象，所涉及的历史意识与人类对自身人格独特性及生命时间性的理解相关。作者构想的物的功能谱系，对观察中国哲学中的“格物”之争，可提供一个有启发性的参考框架。此外，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还要面对关于精神之“物”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这是一场思想的拼图游戏。
醉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文明中，并为不同文明所理解、规定与塑造。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赋予了醉以多样的精神内涵。随着时代思潮不断演进，醉的观念在断续中隐然成型：商周至汉，醉狂是常态，酒醉从神圣性剥落为单纯的欲望嗜好；汉以后，醉卧成主流。随着味觉思想在中国思想中确立，饮酒成为饮者的思想方法，“醉卧”成为酒民们自觉向内的精神探索活动，其神圣性得以一定程度的复归。醉狂向外攻击，与世界对立；醉卧不干物，内外和顺。醉卧者拒绝在世俗社会中确立自身，向安静恬淡醉乡的自觉趋近显示其超越尘想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被规训，软弱无力，以至于不再站立与施为；心无思虑，却陶然、秩然而不死寂。向醉卧的演进彰显出中国人内敛、内转的文化心理，抑制住酒的冲击力却也使醉者血性难再。
欧洲语境中的革命观念，最初只具有周期性地向过去的政治制度回归的特点。17世纪中期时，“革命”开始具有线性的、剧烈的政治变动的含义，逐渐接近“革命”的现代意涵。英国内战之后，革命观念日益世俗化，主宰革命的力量不再是上帝，而是理性和科学。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催生出体现了剧烈变动、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现代革命观念。海地革命的成功，赋予了革命观念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内涵。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考察革命观念的产生与变形，可以明确现代革命观念不只是欧洲的产物，也不只是产生于欧洲的革命观念全球传播的结果，它是源自欧洲的革命观念与不同地方因素彼此影响、相互成就的混合之物。
18世纪，发展商业成为各国的首要战略，为扩大市场、增加利润，重商主义盛行，国家间相互交战，强国侵压弱国，新的帝国正在成型。据此，启蒙思想家们将18世纪视作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期，宗教神学的狂热主义已经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特征，应对转变的失败导致了“启蒙终结”。这种悲观理念在弗朗索瓦·费奈隆对时代弊病的批判、威廉·荷加斯的画作以及时人对法国大革命曲折进程的感知中有迹可循。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人们不断尝试规划未来，主要表现形式为意图改变世界的系统论著和承诺迅速实现社会或政治转型的笼统计划。丹尼尔·笛福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率先提出关于战争的思考，版画《时代》生动讽喻动荡的社会现实。“启蒙终结”再现了18世纪末深刻的政治困境以及时人的普遍忧虑，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推进当下的反思。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这一文本中，密尔在社会与个人这一框架中来思考个人的权利问题，提出了“个体性”这一核心命题，日后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在密尔那里，“个体性”既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又具有诸如“趣味”等多重的内涵，其宗旨是每个人在自我选择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个体性”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有着充沛内容和具体的指向，它不再是被外部所赋予，而是成长于自身的内在自然特性之中。一旦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每个个体的“趣味”与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保障，那么也就会极大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针对纪念日的研究，大多采取民族国家的视角，而非全球史的视角。对纪念日的研究可以也应该被纳入到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内，这是因为纪念日从创设到实践，都会呈现不同群体对特定观念（如民族和帝国）的理解，呈现不同观念之间的影响。本讨论采用以“时间”为核心的分析工具，扩充现有全球史对时间问题的分析视角，以前人研究相对匮乏的帝国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和分析帝国日的不同变体及其在时间上的选择，可以厘清这一组纪念日所试图传递的理念是否产生效果以及如何发挥影响，并将此作为全球思想史研究视域下的一种尝试。
人类学多考察欧洲以外的文化迁移现象，但其路径和方法亦对欧洲内部文化史的研究有所启发。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和丁卡人的考察，贝特森对“纳文”和社会分化现象的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可适用于欧洲文化的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早期人类学的发展正源于欧洲内部现象的“投射”，马林诺夫斯基、弗朗茨·博厄斯和弗罗贝纽斯等人类学家，都对欧洲内部的文化迁移有所体会。此外，语文学和艺术史也发源于文化迁移，并对其方法论有所贡献。最后，人类学也丰富了对三边互动、记忆研究和语义概念史等既有方法的理解。
认同冲突的频繁发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意义。然而，对认同冲突的政论阐述，无法为冲突之有效化解提供具有操作意义的具体方法。通过对认同冲突发生机制的细致辨析可以发现，认同冲突的化解机制与传统的建制化纠纷解决方法存在着明显区别，对认同冲突的处置需要在不同人、不同人群之间进行深度的对话而达致理解。在认同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对话和理解不是抽象的理念或号召，而是一个从概念语词进入经验现场，从经验现场拓展结构意识，从结构意识实现人际同理的具体过程。该理论可以为认同冲突之化解提供步骤指引与方法依据，最终将认同冲突管理妥当。
在不少人看来，科技与人文天然就是对立的，因而他们便对数字人文抱有偏见。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研究诸多便利，使我们摆脱了繁琐的资料追踪和检索，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用于世界文学研究，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我们得出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这已被美国学者莫瑞提提出的远读方法所证明。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远读方法的运用虽然有自己的长项，但在具体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时，还必须辅之以细读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总之，数字人文并没有截然排斥人文，特别是那些文化和美学含量很高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它们都是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倾心创作出来的，任何才华稍逊于他们的人都无法替代他们。翻译也是如此，即使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也不能取代高级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翻译。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将远读与细读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科技与人文本身就有着某种互补的关系。
对“元宇宙”的讨论需要将“元宇宙”的艺术想象和技术实现这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它们带来的文化后果。当前热议的“元宇宙”呈现出艺术想象很丰满与技术实现很骨感的强烈反差。“元宇宙”的初级阶段只是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而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未来的高级阶段则是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包括将现实世界数字化的“镜像世界”和以虚拟现实技术创造出来不以现实世界为摹本的“拟像世界”）结合起来。“元宇宙”的初级形态强调认知脱离人的身体的相对独立性，试图建立一个“无人”的“不需要身体参与”的虚拟世界；而“元宇宙”的高级形态提出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缝对接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的身体因素，即“具身认知”问题。“元宇宙”的认知方式是“离身认知”和“具身认知”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数字孪生的“分身认知”的综合体。“元宇宙”初级阶段正在形成“隔离美学”的审美形态，但它与信息技术“万物互联”的理念相抵牾。随着“元宇宙”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其审美形态也会向着开放兼容、生成涌现的“联结美学”转型。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奠基之作，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著作。在汉安帝朝约20年里，不论前期太后临朝，还是后期安帝亲政，政治闇乱，佞幸当道。但政坛多骨鲠之士，兴起了苦口诤谏，甚至直言讥刺的峻烈士风。朝廷重视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极谏。王逸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身为校书郎，在校定典籍中发明思想。同样是依经论骚，他迥然不同于此前扬雄和班固的明哲保身，而对屈原的讽谏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任东观著作郎、校书郎的南阳刘氏宗室在编撰汉家礼仪时发挥《春秋繁露》“公子无去国之义”的思想，强调刘氏宗族护卫大汉江山社稷的责任，这影响了王逸首次阐发屈原“同姓无去国之义”的理念。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但苏轼、苏辙的诗歌则有意识地把“江湖”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在宋代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把“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有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有高人隐士、民情风俗、人文传承，充满诗意；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宋代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应。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江湖”跟“桃源”相联结的诗意构思，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正好与权力延伸的方向相反。
传统手工艺大多是作为制造日用器物所需的技艺而存在，在科技发达和大机器生产的今天，城市中却涌现一股手工艺热潮，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以往的手工艺研究多从非遗保护的角度关注手工技艺的传承，虽然偶有论及当下手工艺发展的新趋向，但对城市新中产人群对手工艺品的消费和整个社会兴起的手工体验热潮缺乏深度的解析。手工艺在今天的新变不仅揭示了我国当下社会环境的重要转型对传统手工艺的巨大影响，也昭示了手工艺对当下国人建构有品位和自主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的发生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并具有潜隐性、多元性、弥散性等特征。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信仰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其根脉孕育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围绕着物的生产与种的繁衍这两大需求，形成了以自然农业神信仰、社会保护神信仰、世俗化的儒释道信仰为主干系统的民间信仰谱系。九曲黄河、险象环生的地理形势和十年九旱、雨不逢时的气候条件衍生了独特的河神信仰与雨神信仰，经由灵验传说、人格化、世俗化等环节的演进机制，走向人们心灵深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发展要加强信仰内部各要素的互动，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各个环节的交融，发挥民间信仰对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和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功能，彰显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性力量。
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出生人口数高峰期的影响，在2021—2039年我国将逐渐出现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数高峰期，其峰值之高和延续时间之长空前绝后，并将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从而给我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带来严峻挑战。而对这一重要特点，各级政府和社会尚未给予高度关注。有鉴于此，应倡导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积极老龄化”理念，以及被列入我国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指导思想的老年人“社会参与”。进一步而言，促进老年人以各种方式“参与”不仅是“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内容，而且老年人适度“参与”有利于增进健康。尤其是低龄老年人的适度“参与”不仅有利于他们以各种方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作贡献，而且极大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功能发挥”，有效促进本世纪中叶我国的健康老龄化。基于上述认识，在我国制定2021—2040年期间的健康老龄化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以及其他相关中长期规划中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时，应明确写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影响，强调老年人适度“参与”不够或过度“参与”的风险隐患，坚持老年人因人而异适度“参与”的原则，扩展未来健康老龄化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在联合各部委制定规划时有关方面应在保留参与制定《“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的同时，增加文化和旅游部。
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是保障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获取基本养老服务的兜底性制度，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在全国建立最早，而且具有独特性，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调整与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渐凸显出制度完整性减弱、标准缺乏调整机制、申请周期过长、补贴范围局限等诸多问题。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核心主题，是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升级和转型的重要契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对上海案例的系统剖析来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应遵循高质量发展观念，明确制度定位，在养老服务支付保障体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顶层设计，逐步扩大养老服务补贴范围，理顺养老服务补贴申请机制，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与长护险的衔接关系，以此推动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向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结合模式的转型与升级，提升制度的生命力和再分配的作用效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基本民生保障普惠均等的目标。以上研究成果，对全国其他省市区也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家庭结构变化和独生子女父母老化，人口迁移频率和空间距离增加，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独居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且日益复杂，其内部异质性凸显。使用“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研究城市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发现：不同家庭类型独居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等生命健康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身体健康质量最差；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差。有鉴于此，建议建立健全社区独居老年人信息库，分类提供社区精准关爱服务和分类保障；为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提供家庭支持计划、邻里探视和紧急救助以保障其躯体健康；为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结对子”关怀和心理辅导以保障其精神健康；为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构建和谐邻里、鼓励他们社会参与及提高生活满意度以提高其社会适应。
遵循冯契倡导的“世界哲学”理念，以兼顾系统性和基础性的方式融汇中西方哲学，无疑能焕发哲学研究的新生机。为此，有必要激活“阴阳”这对古老的中国哲学范畴，把“阴”界定成接应性，“阳”则为有指向的主动目的，阴阳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且互补共生。一旦纳入更新后的阴阳理念，那么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心智哲学、伦理学乃至形而上学领域里的诸多困境便能迎刃而解，相应地，西方哲学中的心灵、移情、实践理性、物理过程以及抽象实体等核心概念亦能得到更加有效的说明。尽管从事世界哲学工作需要研究者们着力进行概念辨析、文本互证和理论构建，但出入于各种传统的交互合作将会把哲学探索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即为世界哲学的意义所在。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说，墨子思想颇有值得发掘之处。墨子崇尚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天下一体”共同体理想，个体之间能够互爱互利，个体热心公共事务并能为共同体“兴利除害”，不同共同体之间也能实现意志一致和大规模协作，从而消除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害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天下之乱。当然，墨子思想里也存在着忽视个性化的自由意志从而导致极权专制的倾向，也缺乏对推动意志协调一致的有效路径之思考，有必要予以辨析。
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法律现象的革命和批判的精神，告诉我们如何理解法源的现实基础，如何对法权关系的本质进行解蔽，并最终通过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崭新理解，去寻找当代中国法治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选择的正当性。在这些问题上，充满了现实的批判和理想的叙述，这些决定论及辩证法的思维，避免了理论陷入理想化的玄想或独断性的教条。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理论面相，它指出了人们对探求现代法律秩序的知识基础的基本共识，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观所担负的责任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废科举后，清廷还继续举办有包括举荐孝廉方正在内的多种考试，在举荐孝廉方正特科实行过程中，其原本具有的科举属性和弊端仍被延续，遂引发时人和舆论的极大关注。这也提醒我们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余留下来的包括举荐孝廉方正这样的举荐或考试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曾大大激发了时人的科举崇拜情结，因此非常有必要考察和重构清廷废科举之后残余的科举考试制度的运作及其产生的影响情况。
既存研究较多关注吴虞非儒、反孔、非孝等为五四新文化人所看重的主张，而忽略其思想中的其它面相，有意无意中割裂了其思想的整体性。吴虞深受章太炎和廖平的影响，重史而轻经、重小说而轻正史、重文言而轻白话、重视独立见解而轻视流俗之见，进而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作为政论家，吴虞渴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国家，强调国民的政治参与是以良好的教育与学术为基础，进而支持省长民选和联邦制度。
美国中国学自诞生以来，在书斋和现实之间就有一条清晰的连接线。但关于美国中国学如何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认知及对华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基于相关档案和原始文献，爬梳半个多世纪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群体走出象牙塔的中国学，可以再现学术上的“现代化范式”如何推动美国各界走出“麦卡锡时代”阴影、理性认识中国，并助力美国对华政策从孤立转向接触的具体历程，进而揭示美国中国学上“知识生产—公共舆论—对华政策”的互动结构，探索美国中国学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扭转当前美国对华认知误区、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将传统花鸟画中的那块“石头”（造型元素），从美学上分出“墨石诗意－拜石怡性”两类，作为标识“士人画－文人画”分野的器识性符号，意义有三。其一，从北宋苏轼到明代董其昌，对文士抒写心志情趣之笔墨本有“士人画”“文人画”之别称，但董其昌后的画苑却让“文人画”称呼含混地“涵盖”了“士人画”，本文提炼的“墨石诗意”，旨在佐证“士人画”所以异质于“文人画”，因为前者对画家道德情怀之倾注，远胜对笔墨技巧之逸趣。其二，以“墨石诗意”为视角，从北宋到清代的中华画史，可分出“士人画”“文人画”两条流脉：前者从苏轼到郑板桥，后者从米芾到陈洪绶。这是古贤以绘石来表征的彼此生命角色自期。其三，“墨石诗意”所纵贯且通融的“东坡怪石”与“板桥竹兰石”，不仅可鉴君子诗哲谱系之千古传承，更可鉴哲贤眼中的“石头”自古不是自然界的冰冷物体，而是哲贤应对浊世陋习时，尚能持志安魂的精神根基之象征。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旅行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特权，也是培养男性气的仪式性的旅程。古代史诗、传奇及殖民地书写通过描绘男主人公在异域未知世界的冒险、探索、生存斗争，彰显其身体、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如果说，旅行使男人成为男人，那么，旅行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19世纪英国那些离开家庭、走出国门、在陌生的异域旅行并写作的女性旅行家，颠覆女性气的传统惯例、重塑女性的自我形象，参与帝国的知识生产以及对于他者文化的建构。在殖民主义语境下，从性别视角检视19世纪英国的女性旅行写作，为理解性别解放与帝国事业、女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要回应时代，发展出一套新论述。现今恰逢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缘，正是有了现代新技术、新媒体这样的手段，使得今天这个时代成为文化传统在普通中国人当代生活中重新复苏、回转其生命的时代。在信息获取方便、快捷、灵活等值得珍惜的技术赋予的优点之外，要尽量避免浅、碎、滑、外重内轻等的弊端，要用文学给它一个深度，以古典给它一个细腻、风雅、温柔与敦厚。从古典诗创作来说，直到现在仍看不到机器人写出的好诗，因为诗人是集想象力、判断力、同情心、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格局、见识于一体的，永远是中文人的骄傲。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从治理层级的提升，治理工作本身的完善发展，应对新兴研发模式的挑战和推动中国特色治理经验国际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的要求。从治理模式上看，它包含了从单纯注重负面后果的被动治理，向覆盖了从源头到应用全过程的主动治理的创新转变，这是由科技伦理的本质和要达到的治理效果决定的。从治理领域上看，它包含了从科研伦理向技术伦理的创新拓展，即从单纯注重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拓展为对新兴技术产品应用的伦理问题的关注，这是由后者伦理问题高发的现状决定的。从治理抓手上看，管控伦理倾销和关注人类增强技术是具体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应着力聚焦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要求，后者体现的是对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积极关注。
在过去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即“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它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地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新的社会不平等在赛博无产阶级、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的生产中形成。在情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演自我的叙事。这种压缩的个体在国际数字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数字平台企业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内核和发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劳资双方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长。以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数字劳动过程为分析对象，发现互联网“大厂”与实习生共同存在的减少不确定性动机是制造“同意”的前提。面对外生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平台企业以“大厂化”和“主体赋权”作为组织控制的有效策略，实习生则借助实习“经纪人”、网络社群参与及组织化动员、文化层面的自我价值化等主体性实践方式来应对身份与劳动的不确定性。劳资双方应对不确定性的实践行动中产生的交互价值对平台治理乃至社会治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是推进数字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很多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实践正方兴未艾，而上海则是其中的一个标杆性城市。我国城市数字化治理中遭遇到一些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障碍，且障碍与其化解办法之间相因相生，往往导致其得不到实质性化解；因此，如何通过“技术-组织-职能”协同加以有效化解，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技术-组织-职能”是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三大要素，实践证明只有三者协同治理才能化解数字化治理中的诸多顽症。当前，许多协同障碍产生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数字化”阶段，而尽快迈向“数字化协同”阶段则是一条可能的发展路径。
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构建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以及微观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指标，对二者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行多种实证估计后发现，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呈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距离的显著异质性，即双边文化距离越小、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好，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国并购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移民网络能够通过增强华商关系网、降低两国价值观差异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移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互联互通的华商网络，能够改善跨国并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跨国并购交易成本，进而促进跨国并购。由此，要增强海外移民网络建设，进而增进我国企业与海外华商之间的往来，尤其要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移民网络的作用，同时推动移民管理和跨国并购相关管理政策的贯通融合，从而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并购重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实现方式。深入揭示并购在财务困境企业脱困中的作用，有助于为企业走出困境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现有关于财务困境公司并购脱困的文献多将困境公司作为被收购方，而忽视了财务困境公司作为并购方实现脱困的问题。为弥补这一不足，选择2004—2015年面临财务困境的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另一角度考察财务困境公司并购的短期价值与长期绩效，其结果发现：财务困境公司主动并购既能够带来显著为正的短期市场价值，也能够带来公司长期绩效的改善；并购后，将通过降低公司冗余资源而提升困境公司的长期绩效，也将通过提高公司偿债能力而促进财务困境公司长期绩效改善。这为我国财务困境公司通过并购进行脱困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陷入财务困境公司的后续发展及政府相关支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和风险高的特点导致其获得高质量融资较难。另一方面，目前股权质押融资已成为我国企业控股股东相对便捷的融资方式。因此，有必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生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以及明确融资约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此，通过构建模型开展实证检验后证实，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直接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而且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更加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即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大；国有性质的企业通过其他融资渠道削弱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完善监管，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促进各方面形成绿色发展共识，从而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鼓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现代化、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是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核心叙事，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关键叙事，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的创新叙事，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指向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所创造的新文明。三大叙事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三大叙事的融汇与统一。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价，党和人民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环境下创造出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成就，非凡奇迹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倍感自豪。党中央概括新时代十年来党和人民经历的“三件大事”，作出了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的叙事，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历史篇章掀开新的一页，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毅前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伟大事业发展新天地。党中央科学谋划未来，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再创辉煌、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这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都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坚定的人民立场紧密地、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诞生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经过曲折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联成一体。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民族复兴不只是经济的崛起和制度的建设，它还存在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肯认，表现在整个精神状态上。当今的国力竞争深层次的是价值观之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的根本所在，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理论的解释力体现科学性真理性的逻辑优势，以价值的先进性超越其他思潮，以价值的实践转化力体现出真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道德观念支持，与既有的文明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不同，需要有自身的理论阐释系统，超越西方既有表达系统的知识体系，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构筑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说明，必须遵循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使自己在世界上有着先进性文明的定评，努力在于自己，评价在于别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吻合在于：一方面它包含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别的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中国同样拥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则是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对满足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的独特解决。处理好与外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之本义。做好这一工作，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形成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真正显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从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出发，还不足以为认定马克思是一位“去政治”的思想者提供依据。那种认为马克思持有政治、国家终将消亡的观念至今影响很深，其原因主要源自思想史上对马克思所做的“赫斯式的解读”。对青年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的赫斯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为基础，认定国家和宗教根源于单一的理念，从而像批判宗教那样，也同时批判了国家的绝对主义，并提出废除政治的观念。但是，当我们重新进入斯宾诺莎的时候，却能够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看到不同于赫斯的解读，呈现出的是斯宾诺莎的理念：“政治与人的自由精神最契合”。不过，马克思最终还是将政治重新带回社会，引出了一条社会化理解政治的方案，以达成人能够驾驭社会存在的目的，这显然又超越了斯宾诺莎。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论李维》之间的主题差异，显示了“君主”与“人民”之间存在着“错位”，如何弥合这种“错位”构成了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中常读常新的“政治难题”。葛兰西以“现代的无产阶级政党”与“民族—人民”之间的统一关系，实现了“君主”与“人民”的可能和解；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从政治神学出发，重新定位了“创建”与“维护”、“革命”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解读为一种“革命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表现为“自由”与“国家”之间难以两全的“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交响曲的主基调，至今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思想困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名言。过去这一言说常被误解，需要多从学术视角去认识。它不是陈寅恪一人所见，而是当年相当一些人的共同取向，牵涉到时人关于学术与“我”之关联的认知，以及近代从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到学术表述中“我”的消失这一发展进程。陈寅恪对学生再三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强调“我”的主体性，意味着主观和客观可以是互补的，不必以客观取代主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有其特殊意义。至少在学术表述层面，我们需要让“我”回归。
文化备战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备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分布在一线地区的文化机构通过建立后方备战基地、搬迁重要文化资源等方式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文化备战内涵丰富、所涉领域众多，举凡有助于凝聚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脉的资源，如文物档案、图书印刷、电影广播、高校科研机构等，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备战活动。文化备战贯穿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并在1965年（越战升级）和1969年（珍宝岛事件）前后形成高潮，作为战争状态下不生产战略资源的领域，充分反映了三线建设的备战属性。虽然以“后见之明”，战争并未爆发，但文化备战所体现出的中国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态度，或许也成为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柏拉图采用二分法将句子划为名称成分（ōnoma）和陈述成分（rhēma），亚里士多德将命题分析为主词（hypokeimenon）和谓词（katigoria），阿波罗尼乌斯提出句子的主要部分是名词和动词，这些成为句法学主谓二分的蓝本。5世纪初，罗马学者马提阿努斯首先明确区分句法学上的主语（subjectiva）和谓语（declarativa），影响了9 世纪的加洛林学者。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学者西巴维希将名词句析为话题和说明，将动词句析为施事和动作。此后的思辨语法（包括摩迪斯泰学派）、普遍语法接受了主谓二分，但未进一步细化。通过对十多部英语语法论著（18－19世纪）的考察，莱恩（1700）首先把逻辑的主谓术语引进英语句子分析，而格林尼（1848）首先建立了细化的英语句子成分分析法。
《诗·鄘风·君子偕老》“委委佗佗”的意思，自毛《传》以下，各有解释。关于“委委佗佗”四字该如何读，戴君仁是采取了传统的“重言”读法作“委委佗佗”。如果就金文、战国简牍中常见的“合文”或“重文”符号使用情况来看，先秦时候的《诗经》文本“委委佗佗”可写作“委＝佗＝”。于省吾即从“新证”的方法入手，采取“合文”的读法，读为“委佗委佗”，安大简的整理者从之。从“联绵字、词”的角度来看，当以戴君仁之读为正诂，“委委佗佗”指的是“褘衣”上“宛曲而长”的山河图案。
国家安全治理，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体系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套体系化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运用。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理念是集中反映在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基础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的三位一体。从践行路径来看，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理念，遵循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路径，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工作，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短链化和区域化转变的大背景下，维持东亚地区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与转型是保证我国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进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东亚区域价值链同时存在着“稳定发展”和“去中国化”两种发展趋势。本文分析表明，双循环发展战略与东亚价值链的稳定发展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为此我国应该加快这一战略实施，尽快形成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延长价值链长度；加快推进与东亚各国的合作互动，稳固我国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心地位的同时，实现与东亚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
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摆脱“东亚病夫”的蔑称，解放初期（1949—1956年）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在一系列隐喻概念的想象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血吸虫病防治实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人与国家的重要环节。运动中，“群众科学”技术政治的运用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主体”的思想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构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基本运作逻辑；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主体的防控方式是血防运动成功的重要政治内核。这场卫生运动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建设除了要重视“预防为主”的理念，还需坚持人民健康至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在卫生防疫中的能动作用。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精神疾病开启了药物治疗的时代。药物治疗在试图缓解人类精神痛苦的同时却导致了精神疾病的药物化。一方面精神药物的使用固化了将精神疾病视为大脑化学失衡的观念，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精神医学研究和干预人类精神异常的路径；同时药物的使用成为精神疾病临床诊断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对于患者和大众，药物塑造了其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观念，从而将精神痛苦身体化和日常生活化。在这一精神疾病药物化的进程之中，人类的精神痛苦被置于生物医学的框架之中，人被化约为完全生物性的人。药物的使用虽然可以缓解精神疾病的症状，但也规训了人类对精神痛苦的感受和理解，同时也限制了精神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类精神痛苦的其他可能。
身体审美化将审美延伸至技术的领域，强化了身体审美改造的必要性；审美医学化则将医学的触角延伸至审美的范畴，为身体的审美化改造提供了技术可能。两种趋势的叠加，使得美容整形成为身体改造的重要技术。身体审美藉由完美的身体形象所呈现出来的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以及时时在变的身体审美潮流，使得整容的技术介入情有可原；同时整容作为侵入性手术，其隐含的健康风险和审美风险则可能催生新的身体改造需求，使得身体改造工程持续下去。值得指出的是，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中，整容改变身体并非改变的终点，还有可能是藉由改变身体以改变生活的努力和技术。
利用债券市场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并将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统一框架展开分析，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则降低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联合系数检验表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这一利率传导效率的部分正向提升作用，使得债券利率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敏感性有所降低。多种稳健性检验及平行趋势检验均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不同交易所上市和不同久期的债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只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及修正久期在2年及以下的债券是成立的，而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和修正久期在2年以上的债券并不成立。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结论。基于上游数字服务中间投入和下游制造业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构建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进而对上述问题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设施与连接、支付体系等领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也越强。可见，我国应致力于削减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大制造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数字产业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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