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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性目的，也是不断驱动它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必然是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劳动原料和生产资料都不会自己发生改变，通过价值转移和补偿，在商品中仍然是一个不变量，价值增殖中唯一的变量来自工人的活劳动，并且，当它使用生产资料改变原料的活动发生之后，活劳动本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已经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颠倒，如同人创造了上帝，却自己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一样，明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产品，可是它实际发生了产品反过来支配和统治工人的创造性主体与被创造物客体的关系颠倒。这正是敌我性的劳动关系异化。
“中国根”即为中药“土茯苓”(俗名冷饭团)，16世纪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被欧洲医生奉为“神木”。《中国根书简》作者为何会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以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从知识权力和学术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重点考察此时进入欧洲的“中国根”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
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威廉·瑞恩曾经在日本短期旅居，他于1683年出版了拉丁语著作《论关节炎》一书，其中有瑞恩摹绘的4幅铜人图，以及他对针灸技术的详细记述，这两部分内容于1974年以《论针灸》为题发表于英文期刊。这是欧洲第一份详论针灸的文献，其中对针灸理论与技术的记述渗透着瑞恩作为一个深谙欧洲传统与近代医学知识的学者的背景思想，他不仅援用了古希腊医学理论来解读针灸，而且用当时的血液循环理论去印证经络理论。《论针灸》是西方世界对东方针灸的初识，也掺入了欧洲医生对中国医学的想像，其影响延续至今。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医学经典，亦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础。它成为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医学知识的首选之作，20世纪之前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等译介。我们以两篇未被学界重视或发现的早期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梳理两部译文的翻译简史，通过对底本、术语和译文错误的比较研究，分析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中医认知的切入点，以期探讨中医知识西传中所存在的特殊面相。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新视角，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研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体”作为熊十力对宇宙万物之根据的追问，尽管有着“本心”和“实体”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应被理解为其体系的内在矛盾，而是呈现为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问题。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如何把握最高者和普遍者以及二者之关系。熊十力以体用论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阐明了一条不同于佛学和西学的形而上学之路。
关于如何培养品德或美德的问题，在古希腊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讨论，最终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全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品德培养机制，存在机械论与发展论两种解释模式的争论。一个更完整的发展论的解释，可以揭示这一伦理学理论背后的潜能—运动—成全框架的形而上学基础，分析其中自然作为潜能、习惯使之成型和理性使得完善的发生机制；并将重点放在自然之潜能、自然与习惯的生长和协调、习惯与理性的生长和协调这三个阶段。通过对实践哲学中这三个因素的分析，也将清楚地展现关乎伦理的自然美德、习惯美德与完善美德的培养阶段。这样一种道德教育理念，与中国儒家《三字经》中强调性、习、教的教育观也有相似之处。
研究都有相应的系统为支撑，其性质取决于研究者的设想与思路，反之，该系统包含的元素及其间相互关系，决定了研究进展与最后成果形态。古代小说研究论文数以万计，绝大多数为作家作品分析类，或由其组合而成的宏观研究，它们都由同一类研究系统所支撑。其实，古代小说可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应的研究系统也应多样化。以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情节主线外信息的系统构建，以及跨越作品的零散信息的系统构建等为例，可以对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进行探索。
20世纪60年代，福柯对文学葆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鲁塞尔。他认为鲁塞尔通过制造读音相似、意义不同的句子展开情节，他离间了词与物的对应关系，让文字丧失表意的功能，成为一场自由嬉戏的游戏。语言不再是表象世界的工具，而成为它自己，那么文学也不再叙述故事、表象事物，而是进入一个词语不断增殖的迷宫。德勒兹延续着福柯未完成的道路继续生发、不断改写，造就了新的隐喻：“作者之死”变为“欲望机器”，词语“空洞”化作“差异重复”，“迷宫”思想成就“褶子”诗学，“外界”空间转为曲线“逃逸”。德勒兹受福柯的影响，认为鲁塞尔是伟大的重复者，最大程度地将差异纳入其中，以此延展出他的差异思想，构建一种全新的迷宫诗学。于是，文学以背离自身的方式从话语的裂缝中绽出，承担了反抗主体、解构理性的重任，显现出无限的革命性和先锋性。
《妇人观》是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译文，原文来自法国作家马克思·奥雷尔（Max O’Rell）的幽默文集《女国漫步》（Rambles in Womanland），该书记录下了奥雷尔对西方“新女性”态度的转变。以奥雷尔的文字为契机，来自西方的“新女性”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完成了语义修正，参与推动了五四“新女性”的诞生。陈独秀、刘半农通过对奥雷尔作品的翻译和改写，刻画出“新人”背景下“新女性”的大致轮廓。稍晚《新青年》刊发的“女子问题”专辑与奥雷尔的文字再次互文，体现出女性先驱“发声”的某种局限。而民间对奥雷尔文字的借用则折射出五四前后不同社会群体对“新女性”的想象。马克思·奥雷尔作品的在华译介丰富了五四“新女性”兴起背后的跨文化语境。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判定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目前还存在认识分歧。人的主体性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作品的必备要素，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人工智能不具备创作意图，人可以将创作意图体现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之中。人的情感不易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表达，应当以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的创造性贡献作为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的依据。构成作品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当具有“对话”功能，为了防止作品结构消解、避免作品“对话”功能缺失、防止著作权法激励错位，应当摒弃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判定的“外观主义”路径。同时，也应当探索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策略，坚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来源于“直接使用人”的基本立场，避免受众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和普通人类作品产生混淆，在维护著作权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
有学者提出的“程序二元、证据一体”理论模型面临着显著的可行性障碍。作为程序与证据关系集中典型的举证责任规则，有着程序性基调、权力制约性与权利配置性、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的链接功能以及与法律事实的紧密关系，据以透视程序对证据的基本规制形态。证据、程序规则具有抽象性，证据制度的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技术性规定的建构性等特征。程序与证据关系的演进趋势与恒定因素统一于程序对证据规制作用的不断强化，体现着法律价值目标和政策指引的底层作用。陈光中教授“动态平衡诉讼观”基本理论与价值，阐发、强调了刑事诉讼法领域内诸多重要平衡关系的动态建构的意义。因而“程序二元，证据一体”主要障碍在于过分强调证据的相对独立性，实现“证据一体”必须基于相类的程序环境土壤。
随着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的不断增强，子女随迁对家庭中父母行为决策的影响日趋普遍，而创业作为农民工在城市中最重要的就业形态之一，是农民工事关生存的重要行为决策。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子女随迁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概率，在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选择性偏误等问题后，可以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概率提高33.24%；第二，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第三，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机制表现为：子女随迁——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身份认同——促进农民工创业；第四，鼓励子女随迁可以获得促进农民工创业和城市社会融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等“一举数得”之效应。以上发现为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创业探索了一条新的渠道，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促进城市社会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
精准识别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实现劳动力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城乡包容性融合发展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4—2018年共3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人力资本、城市社会包容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关系，并对不同单位体制和流动范围进行异质性分析，其结果发现：内在的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职业前景上；外在的城市社会包容度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职业发展水平，并会强化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促进效应，且个体层面社会包容度对职业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私营和外资企业、农村—城市上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维系社会公平、构建包容性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的参考依据。
年龄别流动率包括水平与模式两个方面。在说明数据基础、界定流量流动人口定义后，利用1990年以来4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考察流量流动人口与全部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描述我国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历时变化与特点，得到的结果表明：（1）流量与全部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5—15岁学龄段的下凹槽形状和峰值年龄后的年龄别流动率下降拐点不同两个方面；（2）近二十年来，年龄别流动率的水平呈全年龄段普遍提高，模式呈峰值大幅提高（尖峰形）、峰值后拐点变化和参与流动的最高年龄推迟。以上结果说明，未来人口预测应以流量流动人口为参数基础；应以整体性视角和差异性视角理解与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应构建综合性、全年龄、全方位的流动人口政策体系，以系统的制度安排来全面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
诠释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对于以探讨“精神”问题为依归的“精神诠释学”来说，它同样脱离不开作为“精神人文学”的研究视野，即以“天人感应”作为它诠释“性与天道”的诠释学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精神诠释学以“道—言—智—境”的方式展开其诠释学思想观念的行程。这方面，中国哲学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与实践经验。“道—言—智—境”不仅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特有的诠释学运思逻辑，它还具有先验的普遍性，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与透视以基督教神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精神诠释学类型。中国精神诠释学采取的是“由圣而神”的诠释学思想路线，而西方基督教神学诠释学走的是“由神而圣”的诠释学研究进路。虽然这两种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点与诠释思路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将作为宇宙之最高终极存在的“神圣精神”作为自己诠释的最高目标。从而，中西两大精神诠释学传统终在诠释学的“终点”和“登顶处”相通与相逢。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宽容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在面对异民族、异种族、异宗教、异文化、异语言、异地区、异性取向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时应有的最重要的美德。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宽容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对其所宽容的对象有异议，而且如果宽容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异议必须要有合理的根据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偏见，而面对上述意义上与我们不同的人，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任何合理的异议。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培养的美德不是宽容，而是庄子式的尊重。具有这种美德的人，不仅对其尊重的对象没有异议因而不会干涉其生活，而且在有需要时还会帮助他们过其独特的生活。这种庄子式的尊重不同于有时也被看作是宽容的基础的尊重，因为后者往往只尊重作为人的他者，而不尊重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当这种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很不相同时。而庄子式的尊重不仅尊重作为人的他者，也尊重其生活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与自己的十分不同。
传统伦理学的几个主要理论方向都带有某种以道观之的倾向。规范论、德性论和元伦理学对伦理学都做出了各自富有特色的理论表述。如何使传统伦理学的不同理论倾向得到统一，真正从人性发展需要的角度激活传统伦理学，为人们的伦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必须探寻伦理学的话语转向。具体形上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创新。其以事观之的理论视角为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鉴。从以道观之转向以事观之，可以在人之做事的层面为当代伦理学找到理论和实践落实的具体路径。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劝导式技术属于新的文理交叉领域，意指能够影响乃至改变人的观念、态度或行为的人机交互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技术劝导产品的新颖性、隐藏性、多态性等特征会掩盖劝导意图、限定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也会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使“成瘾”变成新的“鸦片”。避免这些伦理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劝导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全过程的伦理审查。由数据驱动的算法系统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等技术性“漏洞”及其多重能动者会对责任归属等提出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超越理论伦理与应用伦理二分的观念，拓展责任概念的语义和语用范围，从被动负责的技术伦理转向积极担当的技术伦理。
提出摄影与图像的分离需要重新理解摄影的非图像性。文章从图像的五个悖论入手，提出图像的基本性质，进而把摄影与图像区分开。摄影是一种行动、一个过程，而图像只是主体与对象通过摄影机相连的痕迹。摄影的本质在于自然的“给定”与人的“摄取”之间的张力，摄影理论史上的重要美学论断都来自对这种配比关系的强调，比如巴赞、罗兰·巴特对“给定”的强调，以及包豪斯、画意派对“摄取”的推崇。摄影的媒介操作也随着技术发生变化，传统光化学摄影与光电信号摄影在图像性上有所区别，而以电子游戏摄影为代表的生成图像则完全与外部世界的视觉物象无关，成为一种对虚拟世界进行“摄取”的摄影，但依然遵循着摄影的内在定义。
朱利安认为支撑西方裸体艺术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本质和理想等观念。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则强调的是变化和过程，因此不可能认为“裸体即本质”。朱利安将春宫画等裸体作品排除出了对裸体艺术的考察，因为它们表现的是赤裸，也即由脱到露的过程，而不是裸体—本然的裸露状态。然而，阿甘本借助于对基督教裸体观的探讨，指出：裸总是相对于露而显现的，存在的只有赤裸，而非裸体。这一区分背后所持的后结构主义本质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如道家思想多有契合，也为对裸体艺术的探讨，引入了欲望的维度。它使得中西裸体艺术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比较平面。此时，中国的裸体艺术也应当被纳入比较，这不仅由于主题的相似性，还因为它们同样蕴含了中国的身体观和哲学观。朱利安在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跨文化比较问题。
古代二十四节气创造者究竟怎样理解太阳的周年运动？二十四节气究竟如何被命名？古代二十四节气通常被称为“二十四气”，二十四个节气名称中不仅反映出“两分”“两至”与“四立”构成的“八节”是结构性存在，而且以冬至、夏至为核心存在着一个对称的阴阳结构。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称谓中还包蕴着以水的变化联通四季，以寒暑为枢纽，以水气湿燥为表象的反应古人对水之三态变化认识和想象的水系列，这个命名体系中有关气的变化与“太一生水”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其背后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气的思想、阴阳的思想、水的本源论思想作为支撑。这个结论提醒我们，时间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问题。
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节日，也常以家族、社区为单位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可以有效地建构集体认同，增进社会网络稠密性，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对于乡村团结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文化传承面临多重危机，尤其是传统节日的公共性严重萎缩。从福建省潋城村端午节当代状况来看，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公共性”不仅可以传承，而且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关键机制在于，一方面要不断讲述传说，再造传统，模塑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的现代节庆形式要重视民间组织民俗的传承，尽可能激发民众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在现代乡村生活中，传统节日往往被形塑为一种村落标志性文化景观，且在村庄社区内部发挥着乡土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联结的关键作用。若从当下乡村传统节日的具体传承实践路径来审视，其主要呈现出以社会动员与信任重构为鲜明特征的文化治理功能。长期以来，盛行于冀南广宗一带的乡村梅花拳武术组织，这一群体成员依托春节期间联村举办的“亮拳”展演等节俗活动，不仅在乡村社会中促进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格局，而且达成了跨村落社会交往的信任重构状态。遵循传统节日与乡村文化治理之间价值互嵌的基本逻辑，能够进一步明晰乡民传承地方性节日文化的生活边界感，同时也可将传统节日民俗转化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治理资源，并对村庄未来的治理格局产生持久性影响。
在现代化进程中，阶层与地域意义上的双重流动性使得过去偏向同质性的乡村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日趋走向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当下乡村亲属关系实践。借由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局内人视角深描具体的人及其家庭在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亲属关系实践的逻辑。整体而言，当下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既被执着地固守着，又被快速地改变着。对习俗的固守是因为父辈和子辈仍然分享了一个经由频繁的面对面互动而织就的共同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中，父权式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被内化成人们认知的一部分，父辈仍然象征性地实践对子辈的传统权威。改变则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非农化的工作时间约束与生活空间的远隔，使得亲属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频率与时长大为减少，亲属关系网络内部共同的生活经验及蕴含其中的亲密感日趋稀薄，习俗实践的情感动力日趋匮乏；另一方面，子辈日益走进以其自我与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进程中。在以自我及其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弊权衡中，亲属关系维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在固守与改变两种力量的角力过程中，今天的乡村亲属关系网络日益走向松弛。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贸易摩擦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产业安全的重要工具。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贸易摩擦是否妨害了目标国的技术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基于2000—2015年全球11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贸易摩擦对目标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其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目标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在选取不同的贸易摩擦衡量方式、更换创新度量指标、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降低对外开放度和阻碍国际人员交流从而损害目标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增强政府效能可以显著抵御贸易摩擦对其技术创新的不利冲击。在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等后发国家应坚定贸易自由化、多元化与便利化发展战略，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扩大高端人力资本对外交流、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2011—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结果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长型依次递减。鉴于此，我国各城市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挥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基于城市的资源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实现。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浦东样本是在制度框架下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示范，因而遵循着制度逻辑。制度治理作为现代国家运行的根本支撑成为制度逻辑的根底本源，制度建构同制度执行构成制度治理的“一体两面”。“浦东样本”问题导向、先行先试、法治建设的内涵特征指向着制度治理的实质。“浦东样本”的制度构建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优势为制度权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行优势为制度方向，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作为制度指归。“浦东样本”的制度执行要探索优化结构性改革的制度集成，聚焦推进国际制度衔接的样本示范，完善提升核心领域的制度创新能力。
亚当·斯密以“同情”为道德的人性基础，其道德哲学深刻影响了斯蒂芬·平克的伦理思想。平克以暴力的下降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尺，其伦理思想之“善良天使”与“心魔”冲突的二元人性论，珍视生命和减少痛苦的低调伦理观，由设身处地的换位想象而形成交互主体利他的“移情”说，皆与斯密的道德学说一脉相承。平克以当代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果证明并丰富了斯密的“同情”说。
在关于自我与他人如何合群共存的探讨中，休谟和卢梭提供了两种内在一致且可协同生效的同情方案。作为典型的现代理论家，他们对同情的关注和这种关注对道德情感的共同倚重体现了现代伦理生活对人性与道德的内向探索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从这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两种世俗化且平等化的同情观着意强调了现代人能够基于自然的心灵内在构造而发挥道德情感的力量，葆有同情这种自然美德并坚持一种关照人类、超越立场和利益的普遍主义式同情姿态。进一步就具体的同情机制而言，休谟式同情体现为对一切苦乐感受和赞责评价的“同感共鸣”，卢梭式同情体现为对他人痛苦的“设身处地”，前者着眼于悲悯而冷静的旁观，后者着眼于自顾却热情的行动，它们共同导向了正义问题，有待当代阐释者甄别两种同情观的转型意味并由此探索如何借助同情改善社会。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式之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最初主要以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双边协作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一方面历史地反映出这一翻译模式在晚清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形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日常展开方式。而这种翻译模式或翻译实践方式中的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形成了一种“在翻译中翻译”的翻译形式，其中口译者的“意译”或“口译”，都需要笔述者的“意会”与“言传”来得以转换落实。而无论是“意会”还是“言传”，又都关涉着或者受制于笔述者与口译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考察，亦就是对晚清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翻译方式的考察。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以生活政治视角分析剖析都市女性吸烟的议题，能够从具体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反思女性吸烟者的形象建构，探究女性吸烟消费认同的实质。尽管大众传媒试图把都市女性吸烟建构为“时尚”或“性感”，上海访谈和观察的经验材料却表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吸烟多为休闲和消遣、排解工作焦虑或生活压力的手段；都市女性吸烟者不得不在个人嗜好与法律政策环境、公众期待和周遭污名化氛围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心思缜密、谨小慎微地做消费者公民。
我国古人的生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国人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资源。文章以文震亨所撰《长物志》为对象，分析明代文人日常生活实践，解读其中主体与物的互动和生活空间的建构，审视其背后主体的自我表达及生活文化营造策略。研究发现，《长物志》中主体的役物实践表现为从器物品鉴向建构生活意境递进展开，整体呈现出具有自适和雅致特征的生活文化，这对于实践主体具有内在与外向双重意义。古人的生活文化建构对于回应当前消费社会中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辨物居方以实现物为己用而不是人为物役，使物服务于营造美好生活这一现实需求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对于疾病的医学知识阐释常常处于黑箱之中，这与民众对病痛的巨大知识需求形成了割裂。其中，癌症的预后知识关乎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未来生活，但既有研究多将其视作基于生物医学原理的技术体系，而较少探究其生成过程和社会基础。不可否认，预后知识依托于分子层面的医学证据、基于对大量患者的跟踪调查和临床试验的资料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生存指标体系来指示结果。然而，高度技术化的预后知识不仅面对着临床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后果，也因受到患者的日常知识逻辑的挑战而变得高度情境化。在诊疗过程中，作为技术的预后知识往往会被临床经验和患者的日常实践所修正和取舍，呈现出从面向技术到面向患者主体的知识再建构趋势。本文基于乳腺癌疾病的诊断、治疗，勾勒出医学中的预后知识的内涵和患者对看似确定的权威知识的意义再阐释，进而提出患者群体在预后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应当不断地从“被决定的生命”走向“生命自决”的位置。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重构文化生活空间，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当代乡村现代化建设及城乡关系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之重要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及其仪式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搬迁民众适应新社区生活，并在城市生活中重构其文化空间、身份归属与意义认同。基于对花园社区管理民间信仰相关举措及其现状特征的深入考察，集中论述村落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空间后大众精神生活及其秩序的异地重构与心态适应问题，可以发现基于乡村地域崇拜的民间信仰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其空间灵验及神圣性所面临的消解弱化以及重构的可能。这些空间重构，说明大众文化需求及其偏好的多元化转向、家庭关系及其代际差异等个体化变迁，对于重塑民间信仰及其乡村现代价值、重构大众精神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选取2018—2020年我国A股市场计提大额并购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公司在并购发生年度的共性特征及其对应权重展开探索性分析，构建“错误并购”的案例画像，其结果发现：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小、风险抵御能力弱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是“错误并购”收购方的主要共性特征；进一步地，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和分类案例画像的指标体系，从中可提炼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自信”、“偿债能力”、“治理监管”等5个公因子，对应因子对“错误并购”样本信息的解释权重分别为0.384、0.190、0.146、0.144、0.134。其中，“错误并购”公司盈利能力强这一“盈利诅咒”特征尤其值得关注。鉴于此，上市公司不仅应注意提防高盈利能力对并购决策的误导，也要强化内部监管机制，理性开展多元化并购。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模型，对长三角高科技新创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与分析，以解决在工作压力情境下创业型领导能否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创新行为；（2）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挑战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挑战性压力在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团队认同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揭示也为企业压力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启示。
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治理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厘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边界。为此，基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等12家本土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采用Nvivo 12.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归纳提取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9个结构维度，即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用户责任、伙伴责任、慈善公益责任、行业生态责任；基于上述维度，可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角度构建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分为三大层次：底线型社会责任、保障型社会责任和期望型社会责任。上述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践行和完善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共有背景即广义自然主义框架下，我们可以尝试对规范性问题及其基础性地位给出一种宽泛而统一的说明。具体切入的角度是方法论层面的两大表征手段（即解释和诠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它们与其他概念对子（诸如实证归纳 vs 先验原则、因果 vs 理由、个项 vs 类型、描述 vs 规范、世界祛魅 vs 复魅）的关联中得到揭示。解释指向某种单向的认知关系，而诠释则牵涉到双向的构成。当我们理解或解释自然现象时必然会牵涉到一种规范性，而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某种互依或互动的影响，实际上离不开诠释者本人作为知觉者的第一人称视角。
对于英美主流的知识论研究路向来说，知识的获取过程必须排斥那些明显的运气成分，由此获得“认知安妥性”。因此，对于偶然性的排斥便成了英美知识论的基本思路。与之相较，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九鬼周造则通过其偶然论重新评估了偶然性在知识构成中的地位。他将偶然性由浅至深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定言的偶然；第二，假言的偶然；第三，选言的偶然。在他看来，虽然前两层偶然或许能够通过对于某些必然性规律的调用而得到部分的消除，那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选言的偶然却是不可被还原的。九鬼的这一思想将帮助我们重新评估知识论文献中经常被提到的“假谷仓案例”，以及普理查德对于“认知安妥性”的定义，由此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从知识中彻底排除运气或偶然性成分的困难。
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需要克服“开放—封闭”二元判断的局限，揭示政策的历史逻辑。华夷观念和天下秩序的绝对原则决定了海外贸易政策首先是“御夷狄”的取向，也使中国古代王朝不可能与海外诸国发展出国家间的对等贸易关系。中国与海外诸国互补性经济需求使海外贸易政策又有“通财用”的取向，且不断增强，从以物品消费需求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财政需求为主。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性地域特征日益显现，亚洲海洋贸易迅猛发展，成为内外动力，推动海洋贸易政策总体上不断走向开放、专门化和系统化。从汉唐到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始终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革。这一量的积累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势力和不同国际关系规则的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使清朝逐步改变既有轨道，被动接受新的体制和观念。
2015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产生科学，结论是缺乏一个必要前提——逻辑，而缺乏主谓结构的逻辑跟汉语不以主谓句式为主相关。本文给出科学成立的三项必要前提：齐一性、逻辑、实证观，随之探讨两个问题：1.科学发生除了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未满足的必要条件？答案是还需要齐一性和实证观。齐一性的产生与语言中的主语必要性高度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实证在实践方面存在，但在认识论上很缺乏。2.为什么其他文化如印度、阿拉伯或印第安文化也没发展出科学？答案是在那些文化中三项前提都至少缺少一项。李约瑟之谜是一个针对特殊现象使用否定句来提的问题：“为什么在某地不产生某物？”这样提问容易得出特设性答案；应该用肯定句来问一个一般性问题：“某物产生的一般条件是什么？”这样提问才能引向科学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双重时代背景下，保障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生活是秉承积极老龄观、彰显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文章基于数字社会转型期中四类主要的老年语言问题，构建数字社会建设中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的内容框架，并从“实现资源整合”“坚持服务导向”“以信息为支撑”三个层面提出实现路径，以期为实现老年群体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生活提供现实参考与学术建议。
学界对言据标记“从X来说”有不同的解读，而从“信度调节”这一特定角度可以做出新的解释，即该言据标记的核心功能在于调节其后接断言“Y”的信度。按照“X”的语义特点，“从X来说”可以分为确指视角型与模糊视角型两类。对于信度充分型“Y”，“从X来说”承担“强化信度”功能，主要实现路径为：（1）命题成立全方位化；（2）陈述对象焦点化；（3）陈述内容精准化；（4）判定依据显豁化。对于信度不充分型“Y”，“从X来说”承担“提升信度”功能，主要实现路径为：（1）虚化视角；（2）程度调节；（3）转换视点；（4）条件特定。
艺术在符号区分中形成意义，这使尚无后续区分项的第一个符号的来历成为理论难题。对此的两种现有阐释，分别是无意识理论的“从有到有”和存在论的“从无到有”。前者有关艺术中第一个符号是“意识转化而来的无意识”的阐释，暗含理性的权力规训。后者设置了有无之间的界限，同样未能根除关联性立场及其总体性实质。虚潜论超越上述两种阐释而“从虚到有”，让主体在场内虚化自身，通过潜能运动中的差异因素揭示出存在于重复形态中的独异。这一过程将差异的幽灵包含在内，才以其事件性思维方式实现了客观性。艺术中看似独异的第一个符号因而是虚潜符号，它在潜重复的姿势中由实入虚，克服理性的权力规训与总体性惯习，提供了虚潜诗学的论证起点。
在用大量的论著完成了自己“非-哲学”体系的建构后，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拉吕埃尔将其对哲学的批判延伸至摄影理论领域，并试图通过“非-摄影” 理论撤销哲学思想对摄影的主导权。为此，拉吕埃尔不仅质疑了大多数摄影理论所依赖的世界的概念，而且还诉诸所谓的“内在的摄影实践”以消除哲学对摄影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为了增强“非-摄影”理论的严格性，拉吕埃尔沿用了其在《同一性理论》中创造的“广义的分形理论”模型。即便如此，“非-摄影”理论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并非非-摄影理论所独有。在对自己早期的思维模式深入反思后，拉吕埃尔用“广义的量子理论”取代了“广义的分形理论”。前者对“悖论逻辑”的容许，为拉吕埃尔的理论实践开辟出了广阔的“虚构空间”。“照片-虚构”便是其利用“广义的量子力学”模型对早期“非-摄影”修正与扩展的实验性成果。由是观之，拉吕埃尔的摄影理论不仅开辟了一条新的用于思考摄影的方法路径，而且也为深入理解拉吕埃尔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索引。
在当代社会，遗体的流动范围正不断超出亲属组织的界限，被更庞大且陌生的社会组织接管。在死亡医学化的趋势之下，死亡图景愈发集中在医院。作为医学知识的空间装置以及医院制度的构成部分，医院太平间成为接管患者遗体的场所。在医院太平间内，存在两种遗体观念：一种是西方医学体系中将遗体客体化并加以切割凝视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另一种则是中国社会思想脉络中情感的、伦理的、互渗的遗体观念。田野研究显示，两者间虽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又能在太平间的商业活动中被加以弥合。
在灾后重建非常成功的“汶川经验”背后，灾害导致的巨大数量人员的遇难给灾区共同体社会所带来的精神性、心理性创伤仍需要时间来加以抚平，诸多仪式依旧维系着生者与死者的原有的社会性关系。在实际经验中，因遇难者遗体的集中埋葬、遇难地就地封存，使得原有的可以借助墓地、墓碑完成的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关系无法成立，因此地域共同体社会中遇难者的非宗教性的悼念、追思等仪式得以强化。在此背景下，对遇难者的种种纪念仪式的再探讨也就变得十分重要。
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国际流行病引发了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与社会记忆仍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当下的疫病叙述与个体日常经验。在综观社会科学领域内有关非典讨论的基础上，可以从理论对话的视角将这些研究归纳为以下五个面向：现代性与治理及日常抵抗、污名化与日常生活、疫病作为事件、疫病作为经验与记忆源泉，以及作为行动的社会科学，这些视角共同构筑了社会科学领域内关于疫病研究的叙事。此外，将非典研究视为梳理疫病研究脉络的切入口，可以构筑社会科学领域内疫病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平台。
局部城市收缩对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甄别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并分析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进一步地基于“中心—外围”范式，利用交通时长数据，探讨不同区位城市收缩的空间作用机理，其结论显示：（1）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有51个收缩城市，其中26个延续了自2000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趋势；（2）收缩城市在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方面，与非收缩城市出现系统性差异，伴随人口选择性流失，长江经济带局部城市收缩可能形成了除东中西和城乡以外的另一种区域差距的类型，即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3）与中心城市的相对区位非线性地影响城市规模：与中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小于50分钟的城市，倾向于实现人口正增长，大于50分钟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呈非线性变化，更容易出现城市收缩。基于上述结论，有关方面应当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加强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交通路网建设，引导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合理地“瘦身健体”，从而推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激发了它们发展经济、提高获取经济资源能力的积极性。由于原来以GDP为绩效考核指标存在的缺陷愈发明显以及我国日益重视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绩效考核指标并重新定位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标尺，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基于2011—2018年长三角及其邻近的10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长三角一体化政策规划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探讨地方政府间竞争绩效考核指标和标尺选择的策略问题，结果发现：在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激励下，长三角城市群的邻近城市将创新纳入标尺竞争的核心绩效考核指标，而长三角城市群的内部城市仍然以GDP为核心绩效考核指标；长三角城市群的邻近城市创新增长速度快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内部城市，产生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果，而且，创新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官员职位晋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标尺选择应满足邻近性和标杆性。可见，为更好地提高我国经济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有关方面应注重标尺竞争绩效考核指标的长期性和创新性，并防止竞争扩大化现象，力争以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推进社会治理。
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相关调查数据，研究职业类型、住房类型以及居住成本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体制内单位就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拥有产权类住房、租住公租房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居住在单位宿舍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相对住房价格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不同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的定居意愿具有明显差异，职业地位、住房类型对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定性，相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可见，“乐业”和“安居”是影响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城市政府要把保障青年的稳定居住权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既要让外来青年人才“有房住”，又要让他们“住得起”，也要让他们“住得稳定”，还要让他们“住得安心”。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总体上，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人类走向人性化的存在以及人的自由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环节，也是趋向于这一前景的前提或条件。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作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大数据意味着穷尽相关信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尽可能地把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它为全面地把握对象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可能克服各种片面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据的这种高效处理，为我们应对多变的现象、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意义，体现于科学研究、人文探索、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演进对于推进人类生活的进步、趋向合乎人性的社会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科技的发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方面，也可能伴随着某些消极的作用。如何抑制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消极作用，使之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发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涉及对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约束的问题，而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原则，则为这种引导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新动力。在生产力中，人工智能能够扮演多种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正在成为驱动其他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有力推进器，因而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作为劳动工具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能以人工智能体的身份担当劳动者的角色甚至主角，从而促成生产力的跃升。可以预期，随着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将会进入一个更加注重体验的新时代。
对于克服人的不完满来说，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具有积极性。只要作为技术来被对待，人工智能就一定会被当成合目的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乃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工具优势。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相伴而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人工智能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异己化的种子。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会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南方土著豪族的崛起及陈朝的建立，被视作东晋南朝三百年间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然而在文化上，陈朝却认同士族文化。推究其因，与陈氏出身有关。陈霸先在萧梁时期的地位虽然一度接近专役户、军户，但其身份仍为士族。陈文帝更是自列于士林，并委任侨、吴高门与皇子游处，涵养其风仪。陈宣帝的太子按照士族的政治观念来处理东宫政务。陈朝的士族文化认同，由皇室对士族仪表与知识的认同，演进至对政治文化的认同，这促成了陈朝的政权性质趋同于晋宋齐梁，从而使江左王朝的政治传统得以延续。
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促成了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勃艮第国家的建构却表明这时期同质性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瓦卢瓦王朝国家也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位于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公国通过联姻、扩张，不仅从法兰西王国独立出来，还通过制度建设和首都营建加强地域性的国家建构，几乎成为一个包括法国北部、东部，以及比利时等区域的独立王国。勃艮第公爵努力拓展和整合其封建领地，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也留下长时段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从封建领地衍生出来的领地国家促成了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变革，体现出西方从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雕虫诗话》是刘衍文先生的诗文品鉴代表作。它是一部以创作为着眼点的评鉴著作，继承并发扬了性灵文学观念，以技艺为讨论的重点，重视作品的技艺完满胜于原创，与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主流迥然有别。书中对具体作品的技法得失的讨论反映了刘先生特别的见解，虽然刘先生的见解仍有讨论的余地，但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突飞猛进的当下，刘先生这种细密的技艺研究可以还原中国传统诗文的创作机制，用以辅助技术，值得认真研究并发扬光大。
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体系认为国际法是一套对他人的绝对自然义务，且国家关系建立在自由行使自然权利和遵守道德义务的平衡之上。武装冲突中的冲突方和战斗人员对军事必要和人道考虑的权衡正是其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受到国际人道法约束，也需要自然法为其提供行动指导。而国际人权法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以及如何与国际人道法进行互动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通过综合考量各种事实要素，对敌对行为范式或执法范式进行优先适用，是运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关键。在大多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不存在真正的规范冲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地得以适用。何者能够成为特别法而优先适用，则需要具体分析。另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也可以为实践中需要进行价值权衡和政策选择的军事指挥者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和客观性的分析框架。中国可以根据以上理论从法律遵守、责任追究和规范完善三个方面提出合理主张，以回应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人道危机和人道后果。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非遗数字化成果关涉公共利益，其是否有必要采取私法保护的路径、是否能够作为财产权的客体，亟待澄清。为纾此困，通过“Encoding /Decoding”理论窥探非遗数字化成果受财产权保护的理据，从而明确非遗数字化成果作为财产权客体的法律地位。值此，既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内在契合，又形成了对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效用。依据非遗数字化成果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不同私益品性，可将非遗数字化成果财产权界分为创作者的财产权与传播者的财产权，二者虽然在具体客体上有所差别，但权利内容均以控制权、利用权和处分权为核心。同时应当看到，拘囿于非遗的数字化系以非遗的保护传承为旨归，且其亦是对非遗利用方式的延展，非遗数字化成果财产权主体的权利须受到非遗权利人的制约，并应当以非遗的保护传承作为权利保护的边界，藉此消解非遗数字化成果的确权保护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表面张力。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大势所趋，它与建设网络强国、法治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内涵一致。在法院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彰显互联网法院的核心价值，应强化其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之功能定位。目前，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民事领域诉讼规则方面已有较多尝试，但在行政诉讼领域，却鲜见涉网案件诉讼规则的创制。部分涉网行政案件属于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但由于司法解释列举的范围有限，司法实践呈现出实质审理案件少、案件类型单一化、上诉率高、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样态，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互联网法院在探索涉网行政案件诉讼规则方面的成效。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层面分析，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程序选择权以跨越其与行政机关间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以进一步实现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
在品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态势背景下，以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文化资产、品牌与国家联结通过感知品牌全球性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其结果表明：文化资产通过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的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此外，文化资产还通过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的维度正向影响感知品牌全球性，进而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上述结果在理论上推进了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的作用机制研究；在实践上对中国领先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开展品牌建设具有直接的战略启示，即发展成为拥有国家级地位的强势品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品牌全球化，而国家级品牌地位的打造，可以通过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品牌的文化资产，积极促进品牌与国家的联结强度。
在快速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数字企业通过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在全球市场塑造了竞争优势，叙述着崭新的数字企业“品牌”故事。聚焦于社交型数字企业TikTok和交易型数字企业Shein的快速国际化过程，以LLL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数字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连接是数字企业快速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切入点，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业务属性的差异化决定着连接目标与类型，社交型数字企业（以TikTok为代表）以关系连接为核心，而交易型数字企业（以Shein为代表）以资源连接为核心。第二，不同的连接类型影响着数字企业价值创造的行动逻辑。其中，以关系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海量用户参与的“杠杆—学习”行动逻辑，重点在于吸引海外用户互动参与，形成可扩展的数字关系，进而塑造多元价值网络；以资源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平台模式创新的“学习—杠杆”行动逻辑，重点在于通过经验式学习完成平台模式升级，使之能够支撑复合杠杆策略的实施，进而实现价值空间延展。以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能够贡献于弥补现有文献对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相关问题关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同时也能有效指导数字企业实践者探寻适配业务属性的价值创造路径。
国际化发展是专精特新制造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动力。基于对宇视科技、金洲精工、亿华通等3家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产业成熟度、海内外需求差异、自身技术禀赋共同影响它们国际化初期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结合权变理论与安索夫矩阵加以解释。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小、自身技术禀赋存在优势时，企业优先以老产品进入国际新市场，选择“市场开发”路径；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大、技术禀赋高但与国际需求失配时，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来“出海”，采取“产品开发”路径；当处于新兴产业、海内外需求有待激发、企业需要借助全球知识资源形成技术禀赋时，建立全球研发网络至关重要，应采取“技术合作”路径。随着国际化深入，权变因素可能发生变化，国际化路径也会动态更新。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是华裔新生代语言文化习得与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亦是公民意识形成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体现着认同塑造的复杂机制及多层级认同的冲突与并蓄。从互文性视角对现行最新版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各类科目教科书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教科书中大量的国家话语策略、高频率分布的核心概念与互文性复现的话语模式，强有力地塑造着华裔新生代“公民-国家”逻辑上的国家认同；华人的族群叙事在国家叙事背景下展开，其叙事主体、叙事结构、文化标记及话语路径都表明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族群认同塑造的功能被强大的国家话语修辞力量所稀释。在教育场域，华裔新生代面临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间求取平衡，以及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提高华人族群内在凝聚力、传承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议题。
广播剧又称为“用耳朵听的戏”，在媒体的变迁中，经历了由兴至衰的演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借媒体融合之势实现了新的发展。当下网络广播剧的兴起，提高了受众听觉体验的交互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伴随性音频”“具身性消费”和“情感性交互”的声音艺术，构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受众在“听觉转向”过程中获得情感的认同，并在虚拟空间得以延伸，以“具身”代替“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广播剧不但需要关注“什么声音”，更要关注“如何听”，关注不同人群的“声音需求”；不但需要关注声音景观的建设，更要关注声音景观对于形塑生命、形塑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是一个理论系统。经典诠释的宗旨是“以正辩邪”，即通过正邪之辩，“息邪说，正人心”。经典诠释的原则是“缘情解经”，即根据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及意志来诠释经典。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这种契合之所以可能，其根据乃是“人心之所同然”。诠释的具体步骤，首先是“书不尽信”的态度，即对经典的语言文字表达“存疑”；然后是“由详返约”的路径，即通过详尽的分辨与论辩，揭示经典的微言大义。经典新义的生成方式是“即文赋义”，即不仅“依文取义”，而且“托文赋义”，让经典生出新的意义。诠释的生活渊源是“知人论世”，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来理解作者，从而理解作品。就此而论，孟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已达到“前主体性”的境界。总之，生活造就了作者之“志”、读者之“意”，才有“以意逆志”的本义理解，才有“托文赋义”的新义生成，也才能够贯彻“缘情解经”的诠释原则，最终才能实现“息邪说，正人心”的诠释宗旨、救世情怀。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以理性推理为根本特征，道德规范需要建立在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实践理性的程序化过程中。为此，以非推理与非反思为特点的直觉主义则往往被认为是与其格格不入的，这种看法有待进一步澄清。如果将直觉主义划分为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两种基本形式，那么二者同时蕴含于康德的道德理论中。康德或明或暗地承认直觉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而这并不会与他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发生真正的冲突。
阿多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开展的社会认识论批判，并非呈现为一套完备的学理体系，而是脱胎于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形式的分析，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以大众文化为商品内容的文化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以社会控制、消解认识自律性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了康德试图批判并加以限定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上述图景中，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疑难（即图式论疑难），就此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社会效应，引向了对康德知识论其社会实践意涵的再阐发；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反讽式的借鉴，精准定位了文化工业实现社会控制的运作机理。就此，一种基于康德先验知识体系改造的社会认识论，可在文化工业批判开启的社会历史总体性中获得理论定向。
预防发展是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初衷和导向。基于深入访谈和机构服务记录的分析表明：上海已经建构司法导向以及基于犯罪三级预防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并在抑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助力学校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三级预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双重壁垒（行政和技术）难以打破、一线社工评估能力较弱等诸多现实困境，进而影响学校社会工作预防和发展功能的发挥。未来上海应抓住未成年人和学校保护法律颁布实施的契机，以预防发展为导向，从个人和学校、基本需求和发展性需求等维度出发，重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并以一般预防为重点，促进三级服务之间的内联和衔接，同时注重提升一线学校社工预防发展专业能力。
聚焦人口空间均衡，是根据现阶段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对人口均衡问题的复杂性作出有重点的简化。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学的市场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间均衡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自然地理空间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点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等方面探讨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从价值维度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人口空间均衡；从全国及各地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界定与测量方法等方面探讨人口空间均衡在中国的实践探索。未来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应回归均衡本质，从微观个体迁移行为出发，将这一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概念进行学科化、学术化探索；应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建构人口空间均衡的科学评价标准；应在价值与机制两种话语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一种能够将两种维度关联的、综合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流动行为愈发流行并成为超大城市的新现象，然而老年人不断集聚于超大城市，也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养老服务与公共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主要根据2018年上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上海为例，深入挖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可以揭示流动老人集聚引发的新问题，提出老年流动人口治理与调控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其他超大城市乃至全国老年流动人口管理及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从2010年起，上海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开始同步放缓增长，而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流动老人呈“四低一高一近”特征，即低龄、低学历、性别比偏低、社保就地报销率低，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女性丧偶率较高、长三角就近流动为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且男性普遍高于女性，非农老人学历远高于农业老人。针对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应依据“流动的公共性”治理理念，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多项公共管理与服务优化策略。
将个体数字素养嵌入企业管理实践，探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程度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表现越好；即使管理者不具备核心数字技术的教育背景，但其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核心数字技术领域的工作经历都有助于后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媒体关注度高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这一作用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提高有助于未来企业价值提升。上述研究及结论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视域，探究了新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本的价值与差异化影响，为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同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拓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分析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调发展指数，以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及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协调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两者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金融初始禀赋高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污染类行业的企业，两者协调发展对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
在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下，研发人员工作卷入成为企业提升研发创新与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保障。立足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领导范式，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构建平台型领导推动研发人员工作卷入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而基于317名研发人员的问卷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平台型领导正向影响研发人员工作卷入；领导成员交换和关系型能量在平台型领导和研发人员工作卷入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和关系型能量共同在平台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工作卷入的正向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上述结论拓展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员工能量激活角度为企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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