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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 素被称为“恶的导师”。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的思想核心是“自由”, 终极目标是创建共和国。他批判地吸收了古典共和主义自由的观点, 创造性地从自由国家、公民美德这两个方面, 论述了自由与政体、美德、法律、风习和宗教的关系, 他的自由观对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具有某种矫正作用。
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观念冲突的视角可以进一步发现休谟的“自由观”与弗格森的“自由观”之间的分野。与休谟置身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传统不同, 弗格森从属于共和主义的积极自由传统。由于两者在自由观方面的这种二元对立, 从而产生了“德性之治”与“法律之治”、“公域”与“私域”、“和谐”与“冲突”、“制度”与“精神”之间的对立与紧张。
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他不像前辈思想家那样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政治性原则, 而是从自身的时代出发将自由理解为一种社会性原则, 认为社会的专制远胜过政治的压迫。由此, 密尔对自由作了新的理解, 将之定义为社会权力的合法使用。其目的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免遭社会的侵害, 捍卫个性和社会的多样性。通过呼吁个人的自由, 密尔将政治的自由转变成为了社会的自由。
格林认为自由不是原子式个体的占有物, 而是社会主体自我实现和增进社会共同善的能力。自由只有在社会中, 通过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社会可以且有义务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善, 而个人有权也有责任参与社会体制的建设。但个人价值依然是自由的最终价值标准。在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 格林把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 变早期的消极自由观为积极自由观, 既推进了自由主义的演进, 又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关系。
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 并认为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会导致自由的反面。伯林的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自由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 将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看作是实现积极的自由的必要条件, 认为人有在不同方向间选择行为的自由与能力。同时, 他关于逃避自由的分析也破解了伯林消极的自由不会走向其反面的观点。
斯徒卢威是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他的“伟大俄罗斯”的国家理念是建立在保守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家复兴的独特纲领, 是关于个人、民族、国家、历史的继承与创新的思想, 他呼唤依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所有爱国主义力量的创造性的活动建立新的国家体制, 吸引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参与国家生活, 克服政权与社会文化因素、人民之间的脱离, 保障各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的实施, 推动俄国实现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自由, 保持民族传统和价值。“伟大俄罗斯”是斯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 是向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同时是20世纪俄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之果,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其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特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螺旋式复归, 它既是对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 又是对前者的扬弃。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 将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到人道主义思想之中, 是对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价值导向偏离的矫正,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未来的实践方向。
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过三种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 指统治者用法律来统治, 法律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 统治权力的根据是统治者。二是依法治国, 指法律统治着国家, 统治者根据法律获得其统治权力, 并且依照法律进行统治, 统治权力来源于法律。但是, 依法治国的法治也有两种, 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 权力意味的是支配和强制; 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 权利意味的是自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法治, 即以权利为本位而赋予、尊重和维护着权利的法律来统治, 由这样的法律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宪政是政治学和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 从逻辑上看, 宪政以宪法为基础, 只有当宪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宪政的精神要义, 即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相一致时, 宪政的实现才成为可能。然而近代中国宪法与宪政的精神要义总体背离, 基本成了确认军阀独裁合法化的工具。反思近代中国宪法缺失宪政精神要义的表现和原因对于当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宪政理想有着重要意义。
台商在大陆投资创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 但是以隐名投资纠纷为代表的涉台法律争议却持续增多。由于立法的缺失和法律研究的不足, 使得对隐名投资行为法律效力的认定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司法疑难问题。虽然最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专门规定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问题, 但是该条文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急需予以完善, 从而明确我国认定隐名投资法律效力的原则和方法。
行政复议作为相对方获得救济的重要制度, 在我国并未设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为此, 通过与外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比较以及对行政复议法立法定位和理论模式的考察, 从而探究不利变更在我国行政复议中存在的缘由, 探索现状之下不利变更的存在方式。
《迦因(茵) 小传》从它的全译本刚一问世, 就在当时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研究界在事实辨认与评价上也出现争论。杨紫、包天笑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比较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 究竟删节了哪些内容, 是否为故意删节, 这是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所在, 也是如何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没有认真关注杨、包译本, 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从叙事学关于行动元模式看, 在窦娥悲剧诸种因素中, 窦娥冤死的“冤头”只能是判处窦娥死刑的楚州太守桃杌, 这是《窦娥冤》运用脸谱化的基本手法, 通过桃杌声称“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言”而省略他收受金银的“行”, 又通过桃杌在审判中偏袒张驴儿的写意性叙述等, 体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倾向。因此, 认为桃杌是“清廉但平庸”的官吏, 对“取证技术局限”和“法官的智识局限”是窦娥冤死的“冤主”, 都不是切合作品实际的。
《御览诗》为现存少数唐人选集的一种。编选者令狐楚在中晚唐之交的政坛、文坛上均有相当地位和影响, 其奉诏纂进的《御览诗》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从对诗歌体裁的选择、对诗人的选择和对诗歌的选择三方面入手, 可以看到: 《御览诗》虽多取大历、贞元诗人作品, 倡导的却不是声浮气薄的大历风气, 从其对气格和风情的追求上都体现出元和诗坛的风尚。《御览诗》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出发点来考察元和诗风走向。
芥川龙之介后期反战系列小说之首篇的《将军》, 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 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 辛辣讽刺了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 矛头直刺日军偶像乃木希典, 而这一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发出, 是在日本本土中心发出, 是由身为日本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发出。其中的反战意识与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之颂战思想针锋相对。仅此一篇足以评断, 芥川龙之介可谓敏锐、真诚、勇于抗争军国主义的作家。他之被奉为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偶像, 从中国读者的立场观之也值得欣慰。
莎士比亚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良心是与他的创作冲动相伴相生的。与作者的其他历史剧和悲剧相比, 《麦克白》对政治的审视更微观、具体, 它透视了“政治动物”非常“政治”的心。历来的莎学者较少注意到《麦克白》作为政治悲剧的分量, 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 是许多论者下意识地将政治与道德(善恶) 斗争划上等号, 忽视了文学中政治话题的独特认知价值。《麦克白》中深藏着非常有颠覆性的政治信息, 它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封建政治血腥与虚伪的本质。封建政权的支柱之一是它特有的话语系统。在由封建王权所主导的话语系统中, 野心就是罪孽, 麦克白因而被贴上了恶魔的标签。
现代财务报告的发展经历了100多年的演进。早期, 在“资产负债表”是唯一财务报表的情况下, 会计报表主要用于揭示各资产和权益项目, 而不是反映它们的现行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第二张主要财务报表“损益表”。此后, 又出现了第三张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这样, 早期的会计分类账演进成今天的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报表的财务报告体系。从发展趋势看, 发达国家已出现“第四张表”, 以报告全面损益; 同时, 还开始采用经营报告语言扩展系统(XBRL) 在互联网上披露企业财务报告。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对FDI进入一直实行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 但FDI进入带来的效应是复杂的, 有正有负并且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 我国利用FDI已步入一个隐形的拐点区, 在这一拐点区内, FDI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 如果不加以适当调整, FDI带来的负效应有可能超过其带来的正效应。在此背景下, 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正效应、克服负效应的措施, 实行基于内生式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的FDI引入政策。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 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 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 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
人力资本流量指标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吸收能力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留学回国率和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量的代理指标, 与传统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 如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政府教育投入一起, 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FDI和人力资本相结合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 尤其是留学回国率以及外资就业率与FDI的结合, 其正效应更为显著。我国利用外资的策略应注重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而且其关键在于鼓励人力资本在国际间以及内外资企业间进行有效的流动。
发展中国家总是面临着是按初始比较优势还是按潜在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两难。发展中国家按初始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不一定能使贸易利益增加, 而按潜在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学习效应强的产品则能得到动态贸易利益。虽然外部效应下的产业内贸易模式仍依赖于要素禀赋状况, 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 一国在某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关键取决于所选择产品的“干中学”效应是否强。在外部报酬递增和产业内贸易的情形下, Rybczynski定理和Stolper-Samuelson定理是否成立依赖于外部报酬递增产出弹性的大小; 同时, 产业内贸易福利是否增进也依赖于双方贸易产业的外部报酬递增弹性的大小。
通过考察、比较“基体说”的核心概念“基体”与如来藏思想、唯识思想的核心概念dhātu, 可以说明dhātu类概念绝非是基体之含义, 如来藏与唯识思想也就绝非“基体说”。讨论是围绕“基体”的三种最基本含义——即现象法所依存之一元性本体、常一自在之我、现象法之一元发生因展开的。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 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 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 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 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 的地位与作用, 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 没有足够的重视。
近代以来, 无论是中国佛教界, 还是日本佛教界, 都不约而同地对影响中国佛教最为深远的如来藏思想展开了反思, 甚至批判。中国方面的主力先是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吕, 其后是印顺法师; 日本方面, 一开始主要围绕着《大乘起信论》以及《楞严经》的真伪展开,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有“批判佛教”思潮集其大成。其实, 这一思潮所指责的如来藏是“实体”、“基体”, 如来藏思想是受“神我”说影响而来等等观点都是站不住的。而将如来藏思想当作在印度大乘佛教独立的“第三系”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日本当代的“批判佛教”思潮对佛教教义进行审查, 提出了“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两大议题。对这两大议题进行反审查的可能进路是: 一是审查“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的“基本教义”, 然后以此为“佛教标准”来判断“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是否恰当?二是退一步, 权且承认“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标准”是正确的, 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审查“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是否违背了“缘起论”, 是否是佛教?审查的结论是: 无论在哪一条进路上, “批判佛教”的两大议题“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都是不能成立的。
20世纪以来, 针对中国佛教如来藏、本觉思想的批判已经形成一股风潮, 其中, 内学院吕与日本“批判佛教”是批判最为彻底的两个代表。吕归宗瑜伽唯识学, 将受如来藏、本觉思想影响的中国佛教诸经论统统判为“伪经伪论”; 日本“批判佛教”则认为如来藏、本觉思想带有一种“基体论”、“实体论”倾向, 因而是反佛教精神的“非佛教”。回应批判, 不仅需要在义理层面论证如来藏、本觉思想的“合法性”, 也需要将义理之辨与立场、方法论以及现代性的反省结合起来。同时, 以“批判”为契机的中国佛学自身反省也应该成为回应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 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构成了冯契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从德性论的角度对之加以分析, 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思想的内涵与特性, 及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诸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史观,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哲学问题上, 强调哲学要关注时代的问题; 二是在哲学传统上, 提出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 三是在哲学研究视域上, 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 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更广阔的视域。这一哲学史观, 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冯契在批判、继承中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 建立起系统的关于艺术及美学的思想理论, 主要内容涉及当代美学研究的三个重大问题: 即艺术、艺术品和艺术家。艺术或艺术活动就是人与自然、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 艺术活动以感性对象作为中介, 这种感性对象一定是个性化的、体现了人的个性自由, 因此艺术又是自由的活动, 这种自由的艺术活动是将艺术理想化为现实。通过对冯契美学思想的解读, 可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当代价值。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 究其原因, 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 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 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 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 “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 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 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 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 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在国民党1927年后确立的训政体制中, 以党政平行作为地方党政关系原则, 结果导致抗战前地方党部的边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设计和政治理念, 党员素质低和党部自身缺陷也是重要因素。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党的吸引力和引导力下降, 党的形象和权威受到损毁, 并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 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 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 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 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 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 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港式中文”, 是社会变体、地域变体和功能变体的综合体。它以标准汉语为基础, 同时又长期而且多方位地受到粤方言、英语和文言文的影响, 具有鲜明的香港特色, 是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中间书面语。讨论“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性质和特点, 对探索共同语、方言以及外语的交融和影响, 探索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 探索语言变体的形成,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间在语言中有两种表现形式, 即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呈现性时间是本源性时间, 是语言单位内部的时间语义特征在特定场合的呈现; 指称性时间是派生性时间, 是对呈现性时间提取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呈现性时间可以通过有标记和无标记手段转化为指称性时间。建立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这两个概念可以为时间范畴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 可以解释相关的语言现象, 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
《广韵》是汉语中古音系的代表, 也是给历史汉字标注现代读音的语音依据, 《汉语大字典》就是以《广韵》为基础标注今音的。然而我们通过《广韵》核检《汉语大字典》注音时, 也发现它在注音方面的种种失误, 有的涉及到注音的标准与原则问题。
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 运用格兰杰(非) 因果关系分析法、弱外生变量分析法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 结果表明, 尽管中国金融改革是滞后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 但在1992—2004期间, 金融发展的确已促进了经济增长。在长期, 尽管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都对经济增长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 但股票市场对GDP的影响力明显强于银行部门对GDP的影响力。
对资产重组样本公司进行事件收益分析后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短期累计超常收益, 但不同的重组方式之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重组绩效。同时, 样本公司累计超常收益的大小, 受到样本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以及流通股规模的影响, 相对而言, 业绩较差公司和流通盘较小公司的反应更为强烈, 出现了累计超常收益的较大波动。
通过对研究货币危机的博弈论分析框架(Metz模型) 的修正, 可探讨本币升值与开放中资本账户管理之关系。研究表明: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则本币升值压力越大, 反之升值压力则越小; 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变时,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本币升值压力越小, 反之升值压力则越大。这一结论相当程度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我国资本账户管理的基本原则: (1) 拟维持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变时, 应加快深化金融改革, 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步伐; (2) 拟稳步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度时, 应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关于资本流动、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3) 尽快建立起有效的东亚汇率协调机制。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以利率作为影响资本在各国间流动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为假定前提的, 但在证券市场开放和国际化背景下, 证券市场的行情常常成为影响这种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而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又往往是与利率变动方向相反的。这就使得BP曲线有时呈现负斜率状态, 从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传统形态会发生某种变形。在负斜率BP曲线状态下, 财政、货币政策效应会呈现新的特点。另外, 金融创新对该模型也会产生影响。这些分析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建设都具有启迪意义。
要建立起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 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 二是中国的五四启蒙与西方的启蒙在批判的对象、提供的思想观念及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同; 三是由于这些不同所引致的中国正在形成的现代性所具有的特殊形态。图强、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反封建专制)、发展、和谐等, 相继构成中国现代化追求过程的系列主题词, 从而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 可以从对它们的反思中进一步求得。
晚明以降儒家“经世哲学”在三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第一, 一批儒者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增强; 第二,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少数儒者反对用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 也反对将君臣关系看作是主仆关系, 要求将传统儒家的血缘伦理和传统的主仆伦理与理想的政治制度分离开来; 第三, 以戴震为代表的少数儒者反对以伦理代替法律, 要求将维护长者、尊者的旧伦理与理想的公正法律分离开来。正是这三种新动向, 显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具有自己的内在根芽。
历史地看, 当代中国逻辑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首先发端于1978年提出的“逻辑为四化服务”与“逻辑现代化”等口号。如果说后一口号更多地是在强调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的现代化, 那么前者注重的则是逻辑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在20余年的时间里, 当代中国逻辑自身的现代化已取得积极进展, 但由于逻辑学界对逻辑之工具价值的偏爱与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片面理解, 逻辑为现代化服务遭遇了严峻困难。为此, 必须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 通过深入反思现代逻辑在规范性、合理性等基本问题的所见与所蔽, 为推进逻辑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以及参与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扫除理论障碍。
本文主要从《人民文学》 (1949—1966) 提取案例, 探讨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中, 一般意义上的“组稿”如何获得了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 因而具备了特定的意义、功能和价值。组稿不仅直接参与了文学(史) 的书写, 而且, 一部组稿史, 也可成为一部别样的文学史。
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 李金发最早带来了西方象征派诗歌的风格, 对于李金发诗歌的象征色彩已经有不少论者论及, 本文重点论述李金发诗歌对白话的诗学实践, 对二十世纪文学汉语的建设性探索。
中国近代是中国报业发生发展繁荣的时期, 各种报纸期刊成百上千。其中不乏同名异质者, 容易产生混淆。笔者就近代史上两种《女子世界》进行了整理和辨析。
《绣像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由于相关资料的匮缺, 这份小说期刊还有不少问题悬而待决。其实, 当时的报纸刊登了不少《绣像小说》出版发行的广告, 根据这些广告透露的信息, 本文集中对该刊物的刊行、停刊时间与编者问题作了辨析。实际上, 该杂志第一年二十四期存在严重延期情况并造成第二、三年杂志出版的顺延, 其停刊时间下限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30日); 该杂志的编者为李伯元。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所著《官场现形记》被坊间翻刻, 后诉诸租界会审公堂, 获胜, 是晚清文学界最早通过诉讼维护版权的实例, 但因资料缺失, 诉讼始末一直未被后人所知。本文利用几则世界繁华报馆刊发于晚清其他报刊的告白, 揭示出了这一案件的始末。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过五轮行政体制改革, 历次改革虽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行政体制运行中的顽症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 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改革缺乏内动力, 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执行者的政府部门及公务员本身对改革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而行政体制改革何以缺乏内动力, 这一问题症结又在于一个改革执行者自知却不可明示的原因——利益相关性。换句话说, 行政体制改革中隐含利益悖论, 即行政体制改革的显化公共目标取向与改革执行者隐化自我利益取向之间存在矛盾。因此, 为使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取得后续性成效, 需要通过外动力转化为内动力的制度保障, 对合理经济利益损失给予合法化补偿, 开发非经济报酬的心理补偿效用, 形成“激励—约束”对称和“报赏—绩效”对应的行政机制等途径, 从而解决政府部门及公务员在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中的内动力问题。
在当代政治学中, 明显存在着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张力。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终极价值之维进行了“祛魅”, 并导致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但是, 由于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极端“工具性”偏向, 它又使得经过经验主义改造之后的合法性理论被纳入到了“政治话语操控体系”, 并成为一种“知识奴役”工具。反思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寻求新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已经成为现代性反思与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行会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 大致经历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和公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国行会虽然与英国行会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 但受制于中国封建城市社会经济大环境, 自身的特点亦十分明显。中国行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方面, 首先, 中国行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英国商人行会和公会的形式, 手工业行会是其唯一的组织形式; 其次, 部分中国行会明显带有同乡会的性质, 具有经济职能的工商业会馆便是这类行会组织的典型代表。
1945年至1951年, 英国工党政府在大选胜利的鼓舞下, 大力推行其“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同时, 工党政府对煤炭、运输、电力、钢铁等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具体分析这一时期国有化的成因、特点和影响,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后英国工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1946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重新爆发后, 南斯拉夫给予了巨大援助, 而此时的苏联却持消极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 是苏南两国在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南斯拉夫主张战略进攻, 苏联则坚持战略防御。这种对外战略的分歧, 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内战问题上。如何对待希腊的内战问题, 是苏南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几乎一切重大的问题都是由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话语冲突所造成的, 这种冲突反映了近代社会分化的事实, 又反作用于这个社会, 从而使冲突进一步加剧。在人类历史转型的过程中, 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 试图在合作理念上重构话语环境。其中, 摒弃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思维范式、超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理论取向以及打破实证方法的神话等, 是最为迫切的任务。
正义与效率常作为评价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关键词, 罗尔斯经过严密论证表明了其“正义优先效率”的思想。他同时引进“差别原则”以结合“机会公平原则”尝试设计一个公正的社会体系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冲突。罗尔斯这种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制度改革颇有借鉴意义。
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了永久发展、全面发展、共同发展和梯级发展四个层面的内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以上四个内涵, 从伦理学角度看应当贯彻三个基本伦理准则: 代内公正、代际公正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代内公正要求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当代人在发展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代际公正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 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人类与其他物种同生共荣。
跨国公司垂直约束是指跨国公司在安排垂直生产和分销链条时, 与不同国家处于生产或分销链条不同层次的独立经营公司达成的协议或协商好的惯例, 协议的目的在于安排交易方购买、出售或转售特定商品或劳务所遵循的相关条件。目前, 对跨国公司垂直约束行为的讨论主要有3种观点, 即无效率论、管制论、垂直一体化优先论。这3种观点要么是错误的, 要么是片面的。从跨国公司垂直约束行为对东道国效率方面的影响来看, 东道国政府对此应当采取相对中立的态度。
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已成为品牌资产研究的核心和关键课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形成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两大研究视角。后者还处于新兴阶段, 在国内亦是如此。因此, 从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出发建立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概念模型, 并通过实证研究发展测量量表, 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测量量表由6个构面组成, 即社会价值表达、信任、相互依赖、承诺、真有与应有之情、自我概念联结, 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由此可以揭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特别之处。
企业经营战略的发展历程, 其本质在于竞争优势的演变过程;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即竞争优势的确立时期、获利时期和衰退时期。企业经营战略生命周期的演变状况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 即竞争优势确立所需的时间、竞争优势的规模以及优势保持的时间长短。为了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 企业在实施现有的战略过程中需要对战略的实施效果同步进行监控, 并在适当的时机组织新的战略行动。成功企业的经验就在于能够实现经营战略生命周期的动态组合。
大城市农民工中青年人所占的比例较大, 这部分流动人口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大多没有通过对比其他年龄人群的方法对此加以总结。上海市闵行区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青年农民工在职业结构特征、寻找工作途径、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更换工作的频率与原因等方面与其他年龄人群的流动人口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以发现青年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即受教育程度偏低, 相互关联的就业隔离与社会隔离, 针对流动人口中青年人的就业扶助政策还不够等。因此, 有关部门应从发展职业教育、培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制度和法规以及促进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整合等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直是业界争论的热点。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有着不同的影响, 因此, 一国应当根据特定的经济形势选择具体的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比较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适用性, 进而探讨我国当前的混合养老保险制度, 结合现阶段国内经济动态效率评价, 可以发现, 当前我国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合理的, 而且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但从长远来看却必须逐步转型。
现代的民族国家, 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关于这一问题, 是目前国外知识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也曾经有过两条相应的思想脉络。继承晚清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路径, 在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 张佛泉代表了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 张君劢体现了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虽然都重视民族的复兴, 但对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是什么以及何为公共文化等基本问题, 具有深刻的分歧。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分歧, 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紧张和张力。
五四后期, 胡适等新文化人改变了全面反传统的态度, 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 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的理智认同。整理国故的根本目的在于, 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开发, 发掘有生机的旧传统, 既为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寻找传统的支持, 也为嫁接西方现代文化和再造文明寻找传统的根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 新文化人发掘了明清白话小说和历史悠久的古代白话文传统, 为白话文运动寻找国语范本和历史的渊源; 发掘了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和一脉相承的古代科学方法论传统, 为倡导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寻找传统的支持; 还发掘了中国古代的辨伪学和源远流长的疑古思想传统, 为整理国故运动中的价值重估和古史辨伪寻找传统的根据。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无论是主动市民化还是被动市民化, 城市郊区的农民市民化一般都是在城市土地扩张和城市建设重心外移的背景下, 借助于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强力推动而进行的。如果我们把农民市民化过程看作一个有机系统的话, 它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结构。可以说,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相关政策的社会与制度背景下, 依赖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 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社会网络的综合运作而得以实现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 城乡二元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又凸显新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农民工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充分关注城镇化的城乡差别效应。要以城镇化为主线大力推进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 以城乡统筹为主线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以农民工问题为突破口努力开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在中国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 产生了许许多多专门从事某种特定行业或职业的专业村。专业村的整合与发展有其独特的面相。这一独特的面相就是其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事相同的职业、做相同的产品、面对同一个市场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专业村内部利益纽带的缺失是专业村之所以出现整合困境的根本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改革我国社会结构, 提高农民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 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在此过程中, 对农民工的转移培训是一个重要环节。参照国外的同类经验、结合国情,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应当突破体制和观念障碍, 协调劳动和教育部门的关系, 理顺流入地和输出地的分工, 拓宽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接轨的渠道, 加大投入力度并开展绩效评价, 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费尔巴哈带着激情去相信感性, 这是因为他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排斥激情, 而这种激情来自与他人的关系, 而且是每一次都不同的他人。因此, 它指出人的原始承受性———社会意义上的感性。思想不再关乎理性的形式, 而是指你与我的交流中的传达形式, 关系到在沟通意义上的理解。同时, 传达形式烙有费尔巴哈所思考的新型科学性以及客观性。
阿伦特认为, 西方政治哲学起源于古老的政治和哲学之争, 由柏拉图所奠基的“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以及“制作”代替“行动”的思维方式始终支配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中, 阿伦特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 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对人类事务多样性的“惊异”。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以“无欲”、“无情”、“无我”的醇儒作为其理想的人格境界, 确立起以“主敬”涵养和“穷理”致知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路向。然而, 在他那凝重的理性背后, 却难以割舍对洒落之情的向往。从朱熹对“曾点气象”的矛盾心态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大儒那深沉的价值关怀和飞扬的浪漫主义气质。
朱子对自己研阅解读经典的途径和方法, 曾作比较全面的探索和总结, 其中一以贯之的经验在于“浃洽”二字。即在义理融会畅达的基础上, 已熟的经书义理与实践操履相结合, 在交融印证中获得对于义理的真切感受, 达到身心与义理水乳交融的境界。这既是朱子一生读书问学之大体会, 也是我们考察朱子读书整理文献的重要方面。
东亚货币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之后, 日元和人民币(尤其是人民币) 在稳定东亚汇率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建立分别以日元和人民币为核心的“次货币区” (即“双轨机制”), 有利于使东亚货币合作实现真正的东亚汇率协调。从长远看, “双轨机制”引入了日元与人民币之间以及这两种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双重“竞争与协调”机制, 有可能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构成逐渐强化的挑战。
从传统金本位制至欧洲货币联盟汇率机制(ERM2), 目标区制已成为当代有影响力的汇率制度。Krugman经典模型构建严密, 充分体现了目标区制度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但由于其假设前提与现实脱离, 因而后继者试图从多种角度拓展和修正之。研究说明, 引入目标区不完全可信和边界内干预两个假设前提后, 能构筑新的目标区综合模型, 并将固定汇率制、自由浮动汇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作为特殊形式纳入目标区统一框架, 通过预期价值函数比较, 最终证明目标区制是最优选择。该结论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后续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启迪。
在对银行信贷、企业投资借贷和居民消费等行为进行建模的基础上, 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后发现, 银行垄断的市场结构不利于信贷供给增加; 预期通货膨胀(紧缩) 也不利于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的收缩(扩张); 由于降息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跨期消费选择引起内需不足, 消费下降。因此, 要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必须完善金融体系, 消除通货膨胀或紧缩环境。
资本充足率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银行资产可持续增长率的高低。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保持资本充足率不变的前提下, 由内源和外源资本可维持的资产增长率。银行风险资产与资本的增长相一致, 是银行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三者之间的内在要求。因此, 银行管理者要从管理理念上充分认识到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增长的重要性, 按照以资定贷经营模式追求银行资产的适度增长。
汉语国际推广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工作, 但在宣传策略上采取低调的效果可能大于高调。推广汉语的效率依赖于学科研究, 其中包括教学法理论的研究和解释汉语规律的本体研究。在突破汉语教学和推广的两大难点(汉字和声调) 上, 可推荐采取键盘输入汉字的教学和初级阶段语音平调的教学策略, 实验研究证明, 声调在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的状态下, 区别意义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而节奏的重要性在上升。因此, 建议改革汉字书写方式, 尽快采用分词连写形式, 同时在教学初期适当降低语音标准要求, 允许以语调代替声调的语音形式, 允许有各国特色的汉语变体的存在。
《周易》爻辞语篇形成的认知隐喻模式是经过长久历史的演变成为认识自身、他人和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卦画产生到认知隐喻结构和系统的完善, 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应该充分地在高校普及这一知识。
集前卫艺术精神、后现代文化意蕴与数码技术于一炉的互联网艺术家是当代艺术批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将矛头指向有关艺术主体、艺术版权及艺术惯例的传统观念, 通过引入随机因素、进行戏仿与克隆等方式创造反艺术, 以自己特有方式推动艺术发展。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虽然具体描写了日本社会这一舞台, 但读来更似一种美国小说, 比起日本文学来, 他更倾心美国文学, 在众多的美国作家中, 他最为钦佩的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与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两部作品都是探讨都市青年的内心世界的恋爱小说; 都对主人公予以高贵、滑稽、悲剧性的描写; 都以“我”的第一人称倒叙体的形式来叙述故事; 作品中都交织着各式各样的对立体: 生与死, 感伤与快乐; 幻想与现实等。可以说村上春树就是当代的菲茨杰拉德。
根据增长极理论,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省际)人口迁移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人口迁移对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极化的作用关系, 可以发现: 人口向三大都市圈的迁移集中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极化; 受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三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极化曲线呈单调上升二次函数增长趋势, 显示其已进入一个新的加速成长和发展阶段。但目前人口迁入重心已明显由北南移, 三大都市圈人口净迁移流场分布模式也已逐步由“三极”集中向相对“一极”化模式转变。我们应改变这种趋势, 以形成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三极”并存、相互促进的都市圈空间发展模式。
通过对2000—2003年上海市乡镇人口密度变化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发现上海市近几年人口分布空间变动格局表现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模式, 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小、人口增长缓慢, 而近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大、人口增长迅速。全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 4种类型的空间关联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上海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 高人口密度区域在不断向外扩张, 由此可以判断未来上海人口分布的区域变化方向。
参与是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核心。通过对日本山口县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各1 500名左右的40岁及以上城乡中老年人的调查资料分析, 比较两地在终身参与社会的意识、终身参与社会中对工作的态度与人际关系、终身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方面的异同, 可以为两地如何增强中老年人终身参与社会的意识、给老年人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等提供建议。
展览业作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 对相关产业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通过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为案例, 从抽样调查和统计数据着手对上海展览业经济拉动效应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1) 上海展览业的拉动效应为1∶8.4, 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2) 不同展览的经济拉动作用各不相同, 参观人数多的品牌展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大; (3) 展览会对展览搭建公司以及当地住宿餐饮业影响巨大。这一研究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展览业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具有启发意义。
长期以来, 学界关于村民自治对中国社会变动之影响的研究颇多, 而对于村落社会结构对村民自治制度如何作用的关注较少。村落作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一个基本载体, 其结构要素对这一制度实施产生的功能作用如何直接关系到制度实施的成败, 甚至关系到村落这个“小”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文章通过对东北4个村的一项社会学的实证调查后指出: 在村落系统中, 国家—村组织—村民这三个结构要素在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功能作用极不平衡是导致本项制度实施容易流于形式的一个根本原因。并且, 如果各结构要素的作用力发生激变, 有可能导致村落社会系统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而失谐。
村民自治中罢免制度是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分析罢免制度运作的现状, 可以探讨罢免制度的症结所在。通过对各省级村委会选举地方性法规的比较研究、村委会罢选案例的实证分析、学术界罢免程序研究成果的学理探讨和部分地方罢免程序创新的制度借鉴, 进而归纳出罢免程序三个阶段十二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提出了完善罢免制度的立法建议。藉此, 希望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过程中能够完善罢免制度, 保护村民的罢免权, 加强对村委会的监督, 确保村民自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通过比较平均数和多元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是否村干部等因素之后, 可以发现男女村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参与仍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 现阶段男女选民在农村选举中参与的差异是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要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 除了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之外, 还有待于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 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性别角色。
把《论语》放在他者哲学的语境里分析, 可以展示出一个不同于主体性哲学的解释学视角, 挖掘出孔子儒学中另一重可能的意义域: 即孔子儒学中存在着他者哲学的向度。狭义地说, 《论语》中的他者有三类范型, 即师友、父母和圣人, 他们分别属于差异性的他者、无限性的他者和理想性的他者。从他者哲学的视域看, “我”与他者的关系是《论语》思想的基本模式。
王弼的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反思王弼玄学的特点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命运, 却提出了中国哲学必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完全抽象的思辨, 是否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具的人文关怀色彩?或者说, 过分追求思想言说形式的普遍有效性, 是否会伤害思想内容的具体落实性?实际上, 如何从普遍意义上重释孔子所身体力行的儒家精神, 而又能在现实层面上具体落实儒家的精神, 成为了王弼带给儒士解释及实践儒家理想的双重困惑。
“以诗证史”须从时间、人事、地理上来考察“诗”之史料价值, 然“诗”之性质决定了“以诗证史”常常是求普遍史实较易较确, 求特殊史实较难易错, 一旦过于求深坐实, 反而会失真失实。“诗”系如此, 集部、子部、甚至史实之文献,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情况, 此也是史事考实复杂繁难的一个原因。
本雅明哲学既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又是对救赎的诉求。他对于纯粹语言、经验、理念和政治弥赛亚主义历史哲学的论述, 均为此目的确定一个认识论基础: 回归真理, 回归源始, 或回归到主体间的非暴力和谐关系之中。因此, 只有基于他的真理论, 我们认识他的美学才是可能的。
传统哲学史教材将近代哲学概括为认识论哲学, 然而, 在认识论架构中如何理解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形而上学追求?近代理性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深刻的难题是: 在接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同时如何确保人的意志自由。为解决这一难题,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努力方向是去除空间的绝对客观性, 使广延世界降为仅具有次等客观性的呈现于人的认识之前的现象世界, 于是人就有可能超越现象世界的因果必然之链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最终, 康德明确地表达了这一难题, 而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努力方向也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完成于康德哲学中。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 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 通俗文学变体发展, 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 女性文学, 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逼仄空间中的新文学, 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各种可能; 附逆作品充斥文坛。这些文学经验的形成, 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 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 还有艰难时世中不甘堕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这些文学经验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对其描述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 涉及到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 由此将出现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表述。
《五柳先生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被人们看成为陶渊明的自传, 并影响了后人对陶渊明的认识, 但实际上,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况文”, 是其综合历代贤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认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真实地把握陶渊明的形象特性。
两汉时期追求世俗享乐的风气流行于社会上下, “乐”字因此成为汉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汉诗对衣、食、住、行、游艺、两性等众多生活领域的描写都体现出汉人的享乐观念, 此观念大致可分为知足型和奢侈型两类, 并存在着滋蔓、强化和延伸现象。从享乐观念的新视角去作考察, 汉代诗歌别有一番天地。
叶采《近思录集解》自南宋至清代中叶盛行于世。现存有元代与明前期的各种仿宋刻本或重刻本。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主要刻本为周公恕分类改编本。自明代崇祯至清乾隆, 各种仿刻、重刻、合刻等形式的叶采集解本盛行一时。本文就种种版本逐一梳理, 注其存佚, 考其源流。
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 至盛唐后同时具三种含义: 贝加尔湖、天池、沙漠。瀚海变为西部沙漠的代称, 是武则天时期领瀚海都督一职的回纥部族短暂西迁留下的痕迹; 随后瀚海军府在庭州设立, 又使瀚海与西域相关联。元代称杭爱山为瀚海, 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名山。明清时瀚海为大沙漠的专称。
我国古人皆有名有字, 名是给长辈或上级叫的, 而字却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异。宋代最初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和做法。一是晚辈可称长辈字, 一是晚辈不可称长辈字。后者至南宋渐占上风。
在近代地理学形成过程中, 地理教科书承担着普及地理知识、促进学科形成的重要作用, 而学界对清末地理教科书历来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因此, 很有必要对清末国人自编地理教科书的框架结构、表述方法、内容观点及其同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内在联系做深入的分析, 并据之探讨近代地理学科发展的深层动因, 力求更全面地展现晚清地理学的面貌。
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对2000-2004年之间我国的外国文学来源期刊上所刊登的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可以看到, 中国近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在日益向纵深发展, 这种发展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广泛和深入、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上。展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在五到十年之内将会有一个跳跃性进步, 并将会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先进的政党本质、党自身建设的价值取向,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创新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创新的历史传统表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 表现在保持理论鲜活性的努力中, 表现在驾驭社会发展的能力上。不断创新是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创新素质就是一种执政素质。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是检验执政党素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要求, 呼唤建设创新型政党。
黄宗羲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 同时历览秦以后的治乱兴亡, 特别是反思宋、明之亡的历史教训, 他自己又有着东林党人的后代和亡国之遗民的特殊经历, 所以在《明夷待访录》中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充其极, 而且超过传统的极限, 消解了君主制“如父如天”的天然合法性和绝对神圣性, 否认了君尊臣卑、君为臣纲的思想, 不再设想以“阴阳灾异”和“正心诚意”来把揽人君, 而是开始考虑如何从政治制度上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问题。正因为此,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可视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
《大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其非常独特的地位, 儒家学者不仅改动《大学》经文, 而且还作“格致”补传。《大学》改本发展的历史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对待经典特有的诠释方法, 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内在的义理变化过程。
如果将真理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吊诡称作“真理的二律背反”, 那么近数十年来, 许多哲学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希拉里·普特南、卡尔-奥托·阿佩尔、尤尔根·哈贝马斯似乎试图表明真理的绝对主义不必导致形而上学, 而理查德·罗蒂则试图表明对真理的绝对主义的批判不必导致相对主义。通过对上述两方围绕真理问题论争之理论基础的分析, 可以看到真理、偶然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哈贝马斯通过对韦伯思想的考察, 阐明了现代性对宗教神学的“祛魅”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韦伯将理性理解为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 还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对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 都是片面的。哈贝马斯同时批判后现代哲学转向非理性主义。他从席勒美学中受到启发, 希望通过理性的进一步启蒙和交往理性的构建来拯救现代性。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过去20多年时间里,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下,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受到了一定忽略, 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目标指导下,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根据我国农村当前的特点, 应该注重建立比较完整的、制度协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尤其是应该尽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五保户制度的农村基本生活救助体系。在现阶段建立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应该遵从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原则、普遍性与特殊困难救助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制度协调性原则和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等原则。
通过对湖北部分农村艾滋病患者处境的调查研究, 可以分析农村艾滋病患者在制度、法律与政策、经济、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遭受社会排斥的状况。由于社会排斥对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庭及子女、社区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因此, 应该制定消除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的相关对策。
晚清上海梨园之盛, 甲于天下。作为戏曲演出场所, 戏园的基本功能是通过戏曲表演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时至20世纪初年, 在戏曲改良运动的推动下, 戏曲被赋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任, 愈加凸显出社会批判性。以新舞台的建立为标志, 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 戏园的整体氛围、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都发生了变化, 因之逐渐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场所转交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述了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历史事件及其董事会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它的成立折射了穆斯林社团为了生存竞争和维护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建立伊斯兰组织的原因。此外, 从董事会负责人及其职能部门、清真寺寺产、宗教活动、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可以看出这是上海穆斯林社团为适应上海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作出的改革努力, 因此上海成立董事会事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 在上海市政府的直接参与下, 集团结婚首先在沪上出现并逐渐形成规模。从1935年到1949年, 政府在强大行政力量的支持下, 充分考虑并引导民间力量, 使集团结婚从政府举办走向政府管理。从集团结婚实行的时空范围、频率以及参加者的情况可以看出, 政府举办集团结婚具有民间力量所不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在本国出口和国际纺织品出口中占有很大份额。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分析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因素, 可以发现, 国内供给是纺织品服装出口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贸易伙伴国(地)的经济波动和名义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中国要继续建立纺织品出口的长期竞争优势, 必须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以及加快改革汇率制度, 使汇率的价格杠杆作用有效发挥出来。
以地理集中化指标、出口多样化指数等为研究变量, 实证分析中国纺织品出口地理结构与其出口不稳定性的相互关系, 结果显示: 中国纺织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亚洲市场的波动决定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不稳定性的大部分, 而来自亚洲市场的冲击可由其他几大洲市场部分地平抑; 不断扩大的欧美市场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及波动的趋势相关性, 对亚洲市场的平抑作用十分有限; 通过出口地理结构调整, 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可以降低总体出口的不稳定性。
利用截面数据, 通过对相关模型的回归分析后发现,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和“东盟+2”出口厂商定价行为的影响随行业和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各异。由于“东盟+2”各国与中国的进出口产品同时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 厂商的价格歧视在一些互补型贸易品间没有显著的体现, 而在一些替代型贸易品间则表现突出。由此可以预见, 由人民币升值传导的价格波动效应, 在“东盟+2”各国及中国之间将有不同的反应。
当地成分要求直接影响东道国中间产品市场, 间接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自由流动。通过当地成分要求对东道国人均产出增长率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 均衡水平的当地成分要求对经济增长能产生正的促进作用。对东道国而言, 适当的当地成分要求是一种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政策。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需要和澳大利亚经济、政治考量的双重视角, 探讨澳大利亚政府发展援助(ODA)对我国1978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澳关系的理解, 促进相互间的进一步友好合作。澳大利亚是西方最早并长期坚持援华的国家之一, 澳援为我国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 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均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文学再现世界”命题源远流长, 有多种表述形式, 当下受到后现代语境的挑战。新世纪文论两种主要的因应策略是重释“再现”与重释“现实(世界)”。它们都及时吸纳进后现代思想的元素, 但也有模糊不清和意义矛盾的地方, 根源在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深刻断裂及其调和的困难。本文主张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内涵的细分化, 并提出“文学表现世界”的命题, 进而阐述其合理性和内涵。
中国传统吉祥图像是在继承神话思维生命一体化认知的基点上, 经过自觉的图像思维的交织, 将物化情感寄托于图像之上并定势化、模式化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独具东方神韵的真正的象征型艺术, 其象征意象的审美判断、审美价值构成了它特有的审美惯例、审美尺度。这种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在与现代融合重组的过程中散发着独特的个性, 焕发出新的生命。
美国的梭罗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梭罗的生平和文献梳理上。随着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学者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美国的梭罗研究开始从哲学、文学、文化、生态学几个方面对梭罗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认识, 应该看到, 正确认识和理解梭罗各个方面的联系对正确认识梭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帝的“东园”, 有凤没身居之。汉宣帝的杜陵, 非但曾被称为“东园”, 也有凤十一集之的传闻。而葬有曹丕与司马懿的首阳山, 在阮籍看来, 却是一个“凤翔过而不集, 呜枭群而并栖”的所在。阮籍在其咏怀诗中, 正是以“东园”隐喻皇家陵园。本文作者认为, 理解《咏怀诗·其三》首二句的关键, 不在以“嘉树”之喻曹爽; 而在以“季孙氏”喻曹魏政权。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在阮籍心中, 只是一座已经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的陵墓。
本文重申了作者提出的“哲学语言学”概念, 并指出哲学语言研究是振兴新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这意味着: 一、哲学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 二、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考察古往今来的语言学研究; 三、以哲学语言学的精神回顾中国语言学的借鉴和引进; 四、中国的哲学语言学研究正面临着三重历史使命, 即面对传统, 我们承担着发掘、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使命; 面对未来, 我们承担着继往开来, 建设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面对世界, 我们承担着与世界语言学者一起, 共同建设比现在的普通语言学更具有“普遍性”的普通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普通话与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普通话究竟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还是标准语?普通话在当今的汉语社会生活中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方言小品热对普通话的社会交际效能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在新时期中普通话工作不能不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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